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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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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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