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是怎样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

    【作 者】金应熙

    【期 号】196405

    【总 期 号】96

    【页 码】18

    【正 文】

    近来看到周谷城先生和别人讨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感到他的文艺观点是和他的历史观点密切关联的。例如他现在讲的“无差别境界”“断而复续”等等,就和他一贯主张的“地主佃客相反相成”那一套一脉相承,同是阶级调和论。因此,我觉得有对周谷城的历史观点展开讨论的必要。周著《中国通史》中包含有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但周谷城从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有人指出《中国通史》的错误和不良影响,促请他注意修改,他还悻悻然表示不能接受,并且指责批评者的态度是错误的。⑴现在我仅就这本书论述南宋初年对金和战问题时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一事,举例指出周谷城错误的严重。

    南宋对女真贵族的侵略应该投降还是抗战,秦桧是有识之士还是大汉奸,自来已有定论,本是绝对不应成为问题的。三十多年前,当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急要解决战与不战的问题的时候,有人企图为秦桧翻案,说南宋不该抗战只该投降,这实际上是为当时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投降路线寻找“历史根据”,随即受到严厉的驳斥。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初,日寇加紧诱降,汪精卫公开投敌;有些日本人又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表扬秦桧,鼓励投降。他们对于这一项“学术研究”的政治目的是毫不隐讳的:“在汪兆铭已经发起了和平救国运动、中国主战论和议和论的对立已成为吸引我们注意的切实问题的今天,究明南宋初期的和战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往往被人拿来和今天的状况比较议论的),这应当是我们(日本)历史家的职责”⑵。他们还公然叫嚷“中国应当向秦桧的和议学习”⑶。在这种情况下,周谷城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当时沦陷的上海初版发行的《中国通史》中竟也袒护秦桧,打击主战派,基本上重复申述了日本人著作中的论点,岂不是公然为敌伪张目吗?

    让我们来看周谷城是怎样替秦桧翻案,宣传民族投降主义的吧。

    “和则存,战则亡”——这是民族投降主义者在侵略者面前得出的结论。周谷城为了证明“宋对金的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⑷,为了证明当时主张继续抗战只是大言误国,就不惜颠倒黑白,完全漠视一一四○年前后南宋反抗女真贵族侵略的大好形势,并且把英勇抗击侵略的武装力量说成一团糟。

    在反抗女真统治阶级侵略的武装力量中,民众自发的抗战组织占有重要的地位。单以河东、河北数十万民兵而论,他们一直牵制着女真的大量兵力,屡次击败敌人,连粘罕的大营也一度几乎被民兵攻破,女真贵族因此不敢轻易渡河南下。一一四○年岳飞所部对金作战的胜利,是和岳飞连结河朔忠义的做法分不开的。对于民兵的英勇战功,许多历史家是同声赞许的。但是,当日本侵略者于抗战初期在华北各地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武装的沉重打击,有某些所谓“历史家”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民武装却十分痛恨起来,对两河忠义的民兵恶毒咒骂:“宋国的人们,口里高唱抗金和收复失地,成立义勇军的不少……不过这些都是乌合之众,没有任何统制的,比盗贼差不很远”,并且完全抹杀忠义民兵在战斗中的作用⑸。可怪的是,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对于抵抗侵略的人民武装,竟也抱着轻蔑的态度。他声言“动乱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常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⑹。这说明了在周谷城心目中人民武装绝不能成为抵抗侵略的主体,而最多只能是统治者所争取、所利用的一枚卒子。周谷城甚至认为会有起义农民领袖率领“成千成万的大众”去投奔侵略者。这是对中国人民大众的绝大侮辱。事实上周谷城除了把先为土匪后当汉奸的李成、孔彦舟等人冒称起义农民外,并没有能举出南宋人民武装投向侵略者的任何例子。对于人民武装反侵略的战绩,周谷城是根本不放在眼内的。对两河忠义他只一语带过,毫未提及其战功,而另外他在书中说到明末大西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时,更非常轻视地说:“其实这时的流贼已被大明的统治阶级与满洲的游牧贵族打得疲癃残疾,尚复有何战斗力可言?永明这时与他们联络,给他们以封号,终属无益。”⑺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周谷城对于李定国在桂林、衡州消灭了清朝两个大将(孔有德等)的部队,震动全国和后来支撑西南危局的事迹,当然不该毫无所知的,为什么偏要不顾历史事实发表这种含沙射影的议论?我很怀疑,周谷城当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对于公开和隐藏的汪精卫的分裂阴谋,又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

    周谷城又极力丑化赵宋政权属下的军队。他列举所谓“武人”的三大缺点,并总结为“武人只顾私利,不上前线,专事剥削,不恤人民,且彼此之间,各相夸耀,互生仇疾”⑻。军队的情况如此,再打下去自然没有胜利希望,因此南宋“当局者有了戒心”,不得不“力主和议”。

    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南宋军队本来是一支为地主政权服务的军队,不免带有地主阶级军队腐化、怯战等一般特点,将领中也会有些骄横不法,临阵先遁,甚至闻恢复之议则怫然不乐的人。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是,赵宋王朝原有的武装队伍基本上已经在对金战争的初期中被打垮,后来的部队是在反侵略战斗中新建立起来的。其中将校尤其兵士大部分来自秦晋齐鲁等沦陷地区,“还我河山”的要求很强烈,反侵略的战斗意志还是比较旺盛的。由于坚决抗战得到民众的支持,有些部队的军民关系也比较良好。以岳飞、韩世忠和吴氏兄弟为代表的广大将校在民众和士兵的推动下是英勇抵抗女真贵族侵略的。* 正因为还有这一面,所以在一一四○年前后宋军在抗击女真贵族中曾经获得多次重要胜利。如果宋军真正象周谷城所描写的那样一团漆黑,那末这些胜利就将成为不可解释的史实,而女真贵族也早就可以长驱直进,不需要玩弄“以和议佐攻战”⑼的阴谋了。为日寇侵华服务的日本史学家,出于对中国人民抗战力量的敌视,就歪曲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污蔑当时南宋军队“是由匪贼和败残兵出身的,素质很坏”,硬说“军阀诸将恐怕失掉私兵,总是缺乏牺牲的精神,而且互相争夺势力,不相协调”,因此“纵然可能偶有一二场局部小胜,希望取得全面的大胜利是不可能的”⑽。周谷城为替秦桧投降辩护而诋毁南宋抗击女真的军队,其议论与日本侵略者的腔调何其酷似!

    在谈到秦桧等汉奸时,周谷城的感情就完全不同了。他袭用赵翼的说法,把反对议和投降的人叫做“义理派”,而把赞成投降的称为“时势派”**。在他看来,义理派都是些“不负实际责任”的人,“高谈阔论”,“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和这相反,时势派象秦桧等人则是“大有识见”的,其主张是“切中时势”的,他们为“对金人妥协”做了许多“预备工作”,有效地取得了“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最后在秦桧所主持的一一四二年和议中收到了“巩固统治权力”的效果。就这样,周谷城明目张胆地宣传了“卖国无罪论”。

    周谷城借口时势需要议和来试图洗脱秦桧的卖国罪行。我们知道,对于同一种“时势”,不同的人是会有不同的估计的。一一四二年以前南宋抗金的局面是,军事上、财政上都大有起色,前线捷报频传,女真后方的人民武装正要大举响应,进军中原。这在一切志切恢复、要求“还我河山”的人们看来,自然是一片大好形势,是不可错失的良机。但是从决意屈辱投降的人们看来,对女真的侵略招架一下只不过是争取妥协的“预备工作”之一,只不过是为了取得“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也就是所谓“战而后和,和而后安”,作战只是投降的手段,他们当然就会认为万万不能再打下去,应该赶快签订屈辱的和议了,他们的心里还要嘀咕,万一岳飞等人连结两河忠义民兵取得了抗金的胜利,自己的政权是不是会动摇哩。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估计中,周谷城是完全同意了后一种亦即汉奸卖国贼的估计的,他的书中就是把“击败伪齐刘豫”、“一度击败金人”等和南宋对农民起义的镇压一并算作妥协的预备工作,既然一切都是为妥协投降做准备,那末周先生对大汉奸秦桧的赞许也自然没有什么希奇了。

    秦桧所缔结的和议,就是投降,就是向女真统治者臣服称藩、跪拜奉诏。如果卖国贼秦桧而可以说成“切中时势”的“有识者”之一,那末,不但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功绩和民族气节要一概被否定,而且对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的民族气节岂不是也应该一律否定吗?

    周谷城还替秦桧表功,说和议巩固了赵宋统治权力。人所共知,秦桧在被俘之后,南归以前,就已死心塌地投靠女真贵族,身充挞懒的军事参议,为他起草诱降楚州守将的檄文;南归以后,一向挟金人以自重,到了再任宰相,就更公开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分,要挟赵构。*这样一个出卖民族利益的掮客, 他心目中只有女真贵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权位,并没把赵宋政权放在心上。正如一个宋人所说的,秦桧的主张和议,“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民,中不为息兵待时”。和议缔结后,秦桧凭借金人的气势,独揽大权,赵构备受胁制,经常在靴中带着刀子准备自卫,到秦桧死后才放下心来。所谓赵宋统治权力的巩固在那里?所以,说秦桧议和巩固了赵宋政权的讲法,不过是为秦桧辩护的一种手法,同抗战期间大汉奸汪精卫和顽固派蒋介石所宣扬的“曲线救国论”是一模一样的。

    以上所举出的周谷城袒护秦桧、赞成投降、诋毁主战派的言论,直到一九五六年修订《中国通史》下册的时候,周谷城除了改动个别字句外,实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近年来已先后有人提到过这个问题,周谷城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以为结合抗战初期的形势来批判这种宣传卖国路线的言论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写了这篇短文,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原载《红旗》一九六四年第十七、十八期)

    正文注释:

    ⑴ 见《新建设》一九五八年第九期所载周谷城对古田同志批评的答复。

    ⑵ 见外山军治《岳飞与秦桧》序言,东京富山房一九三九年日文版。

    ⑶ 这是日本《外交时报》上一篇论文的题目。见《外交时报》第七九四号,一九三八年出版。

    ⑷ 《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九月桂一版,第七三八页。

    ⑸ 见前引日本《外交时报》论文。

    ⑹⑺ 《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九月桂一版,第七三七、九一六页。

    ⑻ 见《中国通史》(下册),一九四一年桂一版,第七四五、七四六页。以下引用周著原文,凡见于这一章的,不另注明。

    ⑼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

    ⑽ 《岳飞与秦桧》,第一八七页。

    * 岳飞、韩世忠等人在作战中往往都能身先士卒,岳、 韩两人之间曾有嫌隙,后来也以抗敌大局为重,弃嫌修好。岳飞所部相约“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卤”,军民关系比较好。这些事实说明周谷城所举的三大缺点都不是普遍的。

    ** 事实上周谷城对时势派的定义是矛盾、混乱的,例如他竟把主战的韩@⑴胄算作时势派。

    * 在主张投降屈辱这一点上,秦桧和赵构是一致的, 但是两人却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赵构投降是为了苟且偷安,为了确保儿皇帝的地位,而秦桧主张投降则由于他是金人的奸细。两个人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矛盾。

    【外 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你字左部加广加托字右部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