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是怎样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歪曲唯物辩证法的?——批判《中国通史》的《导论》部分

    【作者】牛致功

    【期号】196502

    【总期号】99

    【页码】42

    【正文】

    周谷城在他所著的《中国通史》修订版的《导论》里,引用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词句,他一方面用这些引语把自己装扮起来;一方面又极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内容。他在这篇《导论》里尽力歪曲唯物辩证法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

        (一)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原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⑴把这个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始终的;基于这种基本矛盾的阶级矛盾,也是贯穿阶级社会的始终的。正因为这样,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⑵由此可见,在社会历史方面,能不能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就是能不能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

    周谷城的观点却完全相反,他在评价旧的史籍时说:“过去的史书,尤其所谓正史,大抵都只详述已经成立了的朝代,而略述朝与朝之交的激烈斗争情形;换句话说,惯以静止为叙述的对象,不以斗争过程为叙述的对象。”⑶这就是说,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而朝与朝之交才有斗争、才有矛盾。这就根本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按照周谷城的逻辑,如果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是“静止”的,那么,后来的矛盾是从何而来呢?“斗争过程”是怎样出现的呢?不言而喻,这样就必然导致已经成立了的朝代没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结论。这样一来,还怎么能够说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呢?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⑷根据这个普遍原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历史。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固然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但这绝不排斥在其他时期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其他形式。例如,即使象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些被封建史家所歌颂的时代,统治阶级加强封建秩序的措施,也不能说不是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的有力手段。因为封建秩序就是阶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地主阶级“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⑸反之,农民阶级反租逃税,用各种方式摆脱封建秩序控制,也是反抗地主阶级的斗争。换言之,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不管是农民起义时期或者是其他时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只有形式的不同,没有斗争或不斗争的区别。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在分析封建社会的历史时,彻底的运用唯物辩证法。因为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于任何事物,必须首先彻底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进而促使矛盾的转化,这才是革命者的态度。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促使社会矛盾的转化。马克思首先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所以在一百多年以前他就敢于宣布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毛主席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很快的取得胜利,也正是由于他科学的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进而根据这种矛盾制定了革命的方针和策略。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⑹在每一个革命的历史阶段,毛主席又具体的分析了当时的具体矛盾,例如: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而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毛主席就是根据这种对矛盾的分析,领导中国人民和美蒋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美蒋反动派很快的被打垮这个事实,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英明预见是符合历史进程的。由此可见,能不能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进而促使矛盾的转化,是测定革命与不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赫尔岑说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是很有道理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⑺革命者都应该根据这个指示来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周谷城的观点却相反,他认为矛盾的斗争不是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而只有朝与朝之交的时期才有斗争,其他时期就没有了。不过在有的地方,他似乎说是有斗争,但是在这样的地方他又用人和自然的斗争、部族和部族的斗争掩盖了推动当时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斗争。他说:“避风雨的房子,种地用的工具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人与自然的斗争;作战用的武器,防敌用的建筑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部族与部族的斗争;债务的记载,刑法的记载是史料,从此却可以体会到阶级与阶级的斗争。”⑻在这里只有债务的记载、刑法的记载才算阶级斗争,不仅看不见是什么阶级与什么阶级的斗争,更看不见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反压迫、正义和非正义的对立。这正是反对在社会历史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因为这样就掩盖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陷入了阶级调和论的深渊。事实上周谷城就是用这种观点歪曲历史的,例如: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是“生存竞争”,极力宣扬民族投降主义,抹煞民族矛盾的阶级实质;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说成是“合作而互相依靠”,“贫者借富者之保护,富者借贫者的劳力;……封建次序维系得十分稳妥。”⑼还把统治阶级镇压农民暴动说成是“巩固民族的阵容”⑽。既然两个敌对的阶级“合作而互相依靠”,以致封建秩序“十分稳妥”,那么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可言呢?不言而喻,只有统治阶级才会赞成这种观点。周扬同志说的好:“一切不愿革命、害怕革命的人,一切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总是害怕变化,回避和抹煞矛盾。而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家则希望事物的改变,敢于正视矛盾,而且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的矛盾产生,需要用新的方法解决。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解决又不断产生的矛盾中前进。只有彻底的革命家,才能做彻底的革命辩证论者。”⑾这就更清楚的说明了周谷城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反动实质。

        (二)

    关于旧的史籍为什么不能正确的反映社会历史,我们与周谷城也有根本不同的看法。毛主席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所以不能科学的认识社会历史,主要的原因是“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⑿这就是说,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成为科学,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外,还有人为的许多障碍。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不同的地方。客观条件的限制,勿须多说,关于剥削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的歪曲是需要分析的。剥削阶级为什么会由于其偏见而歪曲社会历史呢?关键的问题是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与政治地位。不管在哪个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总是最少数,被统治阶级总是大多数。于是,极少数的人要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剥削和奴役最大多数人的基础上。这样,统治阶级就不得不一方面使用暴力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通过思想的统治进行精神的奴役。正是这种原因,统治阶级就必然会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来使用思想武器。于是,他们宣称: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是不能触动的;被统治阶级如果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就应该遭到镇压,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也是不能改变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社会里,被统治阶级虽然不断的进行过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但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所以总是不能科学的认识社会矛盾,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科学。自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无产阶级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就变成了科学,从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就走上了自觉的道路。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伟大的科学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扫清长期笼罩在历史领域的各种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迷雾,使我们能够比古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⒀这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排除一切我们科学的认识社会历史的障碍。如是,则统治阶级就不能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方面的具体运用。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有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个已经生成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从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会屈服在任何事物面前,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⒁根据这个原理,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是可以改变而且是应该改变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存在而不能永久存在。

    周谷城的观点又是相反,他认为:“过去的史书完全以朝代为叙述的对象,固不惜分割朝与朝间之完整的斗争过程。过去治史的人虽认朝代为不甚重要了;然为旧习所拘,叙述的对象仍限于朝代之内,仍不想从正面去看朝与朝间的激烈斗争过程。”⒂这就是说,朝与朝间的斗争过程,不能在旧的史籍中占到重要的地位是由于“为旧习所拘”。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后来的史家是“为旧习所拘”,那么,最早的史家又是因为什么呢?说穿了,周谷城是用闪烁其词的手法掩盖了旧的史家的阶级本质。这样一来,剥削阶级由于其阶级偏见而歪曲历史的罪名就被取消了。这又是阶级调和论的恶果。因为这样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统治阶级运用思想武器对人民的奴役和压迫,从而也就取消了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周谷城也是不承认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例如,他认为朱熹所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原则,“君民两方,都用得着。君主用此以统天下,为令主;人民依此以守秩序,为顺民。”⒃显而易见,周谷城把封建的理学说成是既为统治阶级所需要,也为被统治阶级所欢迎的哲学了。这样一来,哲学还有什么阶级性可言呢?朱熹岂不成了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代表者了吗?怪哉!此论。

    “在阶级斗争中,不同阶级必然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并且把这种不同的看法,从哲学上作出概括,或者是革命的概括,或者是反动的概括。”⒄这就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世界观;一定的哲学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当然,封建的理学也不例外,他只能为地主阶级服务,朱熹也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哲学家。其所以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离开一定的阶级而存在。每个人的思想,都带着一定的阶级烙印。所以,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无不反映其本阶级的利益。旧的史学家也不例外。封建时代的所谓“正史”,正是由于它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它不反映地主阶级的利益,就不能得到“正史”的地位。正如经典作家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⒅在这些所谓“正史”中,都把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说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秩序。农民阶级如果反抗剥削和压迫,就是造反,就是大逆不道,应该遭到镇压。这不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而歪曲历史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封建的史学家,都是地主阶级利益的辩护人。基于这种辩护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旧史籍,都是宣扬封建思想的有力手段。这都是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个客观存在所决定的,所以,这又是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为其阶级利益而服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掩盖了它的阶级性,实际上就是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法。这样一来,人民还有什么必要去反对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呢?革命的思想还有什么积极意义呢?

        (三)

    什么是历史?周谷城也有一种奇谈怪论。他说:“历史是斗争过程,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他对“斗争过程”作了如下的解释:“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就是历史,就是斗争过程,就是矛盾发展和解决的过程。”⒆简单的说,周谷城认为历史就是“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显然,周谷城是把矛盾的对立与同一看作两个过程或者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换言之,矛盾的对立与同一被周谷城割裂开了。

    毛主席告诉我们:“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但是,矛盾着的各方面,又不能单独存在,必须有和它相对的矛盾的一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于是,“一切对立的成份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⒇显而易见,矛盾的对立和同一是同时存在的。事实也是这样,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通过封建的生产关系互相联结起来,又通过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的方式互相排斥、互相斗争。而不是象形而上学者那样,认为有同一的地方就没有对立,有对立的地方就没有同一。如果把二者割裂开来,就势必导致矛盾的存在不是贯穿事物运动过程的始终的结论。实际上周谷城是已经把这种观点运用在历史研究中了。如前所述,他把已经成立的朝代看作是静止的,把朝与朝之交的斗争看作是斗争过程,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

    关于矛盾的转化问题,周谷城也完全背弃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转化论,是说的“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21)例如,无产阶级原来是被统治阶级,但经过革命可以转化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原来是统治阶级,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它就转化为被统治者了。这种转化观,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因为根据这种观点,可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本来面貌。毛主席就是运用这种观点,简明扼要的阐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用生动而有力的语言告诉我们:“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2)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根据这种历史的辩证法确定战略方针和制定斗争策略的。于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只有正确的把握历史的辩证法,才能促使社会矛盾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周谷城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矛盾的转化是“矛盾的各方面由对立转化为同一。”同时,他还非常肯定的说:“矛盾的各方面,又是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不转化为同一,便无所谓过程。”(23)这就是说,矛盾的各方面原来是对立的,后来转化为同一了。如果不转化为同一,“便无所谓过程”。换言之,矛盾的对立不是事物的过程,只有同一才是事物的过程。显然,这是公开对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贯穿事物始终的。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尤为明显,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按照周谷城的逻辑,如果事物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矛盾的对立或斗争,那么,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人类历史中如果没有阶级斗争,那么,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经典作家把几千年的文明史都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难道是无中生有吗?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更为有害的。如果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对立或斗争,那么,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是人为的吗?显然,周谷城的观点,恰好适合资产阶级掩盖矛盾、调和矛盾、企图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以达到其复辟的目的的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旧过程为新过程所代替,“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份,……”(24)也就是说,新的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代替了旧的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更替的过程,正是这种辩证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总之,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同时存在的。只有坚持这种观点,才能说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才能说明被统治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是革命的行动。看来,周谷城是完全站在这个观点的对立方面了。因为他否定了事物运动过程中的斗争性的存在,从而就否定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综上所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在社会历史方面的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在社会历史方面能否彻底揭示阶级斗争的本来面貌,使革命阶级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革命,就是能否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表现。周谷城的观点和这种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阶级社会里有时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有时是斗争的、有矛盾的。这样一来,就歪曲了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里的普遍性这个根本原理。周谷城否认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辩证法,一方面是否认了统治阶级在思想意识方面对人民的奴役和统治,一方面也否认了革命的思想意识对被统治阶级的积极作用。这正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抹煞阶级斗争的手法。这样一来,在思想意识领域中进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革命意义了。根据周谷城把矛盾的对立和同一割裂开来的观点,矛盾的对立并不为事物本身所固有,只有同一才是事物的过程(本身)。这样一来,就在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个革命的原理。总而言之,周谷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歪曲了唯物辩证法,也就是歪曲了阶级斗争的理论,从而也就抹煞了唯物辩证法的革命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周谷城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对唯物辩证法的歪曲,必须给以彻底的批判。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3页。

    ⑵《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⑶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页。

    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0页。

    ⑸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页。

    ⑹参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19、625—626页。

    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8页。

    ⑻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⑼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6页。

    ⑽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3页。

    ⑾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72页。

    ⒀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页。

    ⒁《第二版的跋》。《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XXIII页。

    ⒂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⒃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0页。

    ⒄《红旗》报道员:《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见《红旗》1964年第16期。

    ⒅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页。

    ⒆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7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5、316页。

    (21)同上书,第316—31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页注。

    (23)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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