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风
【期号】196502
【总期号】99
【页码】34
【正文】
周谷城先生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几十年中，曾经写过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历史论文。在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观点。本文想就他在《中国通史》中有关宋金战争部分加以分析、批判，以揭露其反动的史学观点及其政治目的。
（一）
一个史学工作者的政治立场一定要在处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重大事件中反映出来。因为在处理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史学工作者一定会表明他对于斗争双方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他的立场的具体表现。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特别复杂的时代，也是阶级斗争和我国国内民族间的斗争特别尖锐、特别激烈的时代。因此，周谷城的反动立场必然要在论述这一历史事件中充分地暴露出来。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共同生息于我国的广大领域之内。各族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互相友好、互相团结合作的。但毋庸隐讳，历史上的一些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也曾经多次的挑起过实行民族压迫的战争。十二世纪的宋金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事件。战争是由女真族贵族的发兵南侵引起的，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对汉族及国内其他各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掠夺。在宋方则是反抗这种压迫和掠夺的民族的正义性抗战。史学工作者自然应该赞扬宋方的抗战和赞扬参加或者支持这次民族抗战的人民群众，而谴责女真贵族和宋朝内部的卖国投降派。这本来是极明显的事。只有丧心病狂、别有用心的个别“史学家”如赵翼之流，才会企图为秦桧翻案。但究竟不得人心，附和者很少。不料二十多年前，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华，中华民族正在危急存亡之秋的紧要关头，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却忽然走起运来。不仅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学者在大捧秦桧，连中国史学界中的一些民族投降主义者也在大捧秦桧，而周谷城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怪现象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当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初版出版的那一年（1939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阶段——相持阶段。这时候，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和武汉以前，对国民党所采取的是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及至占领了广州、武汉，随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巨大发展日益威胁其后方，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抗日战争的真正力量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因此，他们便改变策略，把主要兵力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而对国民党则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在国民党方面，内部情况也有显著变化。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于1938年12月公开投降了日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则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日寇方面则勾勾搭搭，加强投降活动，并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等无耻谰言；而对共产党方面则相应的加紧压迫，以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来为他们的投降活动扫清道路。当时毛泽东同志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他指出：“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⑴
为了达到投降、反共的目的，反动派自然也要发动他们的文化走卒，来为他们的投降、反共活动制造舆论基础。而反动的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所谓“历史研究”，将古比今，为其主子的投降、反共活动提供“历史依据”。于是与当时的抗日战争有某些类似之处的宋金战争，自然便成为这些御用学者们的大好题目了。
周谷城不先不后，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版他的《中国通史》，并在这部书中明目张胆地为汉奸卖国贼秦桧翻案，而对抗金将领和农民起义军则百般加以污蔑，实际上是含沙射影地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拥护蒋介石的对日投降。这种卑鄙伎俩，难道能够逃得过人民的眼睛吗？
更为恶毒的是，周谷城不仅为蒋介石找到对日投降的“历史依据”，并且借用历史的语言，和蒋介石当时的阴谋相呼应。他在《中国通史》中写道：
“种族战争的激烈，把宋室逼到江南；同时受战争影响的人民，生计困窘，起而称乱。这时，宋对金之屈服妥协，成了必然之势。但在进行妥协之先，尚须造一可以与人妥协的资格。于是平定民乱，或统治者与称乱的贫民，互相团结，以巩固民族的阵容；及重整旗鼓，击败刘豫，消灭傀儡国伪齐，都成了宋对金人妥协的豫备工作。”（《中国通史》，1939年开明版，第738页。）这段话在当时的实际政治意义是什么呢？这就是说：现在不妥协投降是不行了，但如果要投降，首先必须做好种种“豫备工作”，以争取到一个投降的“资格”，否则即使要投降也投不成的。这种“预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武力镇压一切反对投降的人民武装力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定民乱”。至于他所说的“统治者与称乱的贫民，互相团结，以巩固民族的阵容”一语，是和当时蒋介石实行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相合拍的。
（二）
周谷城自称他编著《中国通史》的目的之一，是“培养爱国的热情”。⑵这是弥天大谎！在周谷城的书中，我们读不到一句可以“培养爱国的热情”的语言。反之，到处充满着投降主义的说教。原来在周谷城看来，投降就是爱国，而抗战则是误国。这就是周谷城的“爱国主义”教育！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之下，民族英雄自然成为误国的罪人，而汉奸卖国贼就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了。
然而荒谬的结论，也有荒谬的论据。现在就来看看周谷城的“论据”吧！
周谷城所以认为宋对金屈服，是当时的“必然之势”，其主要根据是从赵翼那里搬来的“时势”论，更加上自己一些更为荒谬的“理由”。现在我们先谈“时势”。
《中国通史》“宋对金之妥协”一章，特辟专节，讨论所谓“义理派与时势派之斗争”。一开头就抄引赵翼在《廿二史札记》《议和》条中的一大段文字，把当时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说成是“义理派”与“时势派”的斗争。并进一步解释道：“凡反对和议的，可称之谓义理派；凡赞成和议的，可称之为时势派。”“时势派很简单，可以说就是政府里负责任的人。若义理派就不同了。他们是从地主阶级出身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凡正在求学的所谓太学生，或正在讲学的所谓道学家，乃至求官而未得，或去官而闲散的一切知识分子，都可包括在内。”“盖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能个个都插入政府。那末插入了政府或在政府中地位重要的，与未插入政府，或在政府中地位不重要的，因着切身的利害不同之故，自然分派。既分了派，自然有争。”⑶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偷天换日的手法，把一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说成是一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争权夺利的纠纷。既然是争权夺利的纠纷，那么双方也就无是非之可言了。周谷城这种说法的政治目的是很恶毒的。这等于说：主战派都不过想借此挤上政治舞台，如果给他们一个官儿做，他们就不会主战了。他们因为不负责实际政治责任，所以可以空喊抗战，而在“政府里负责任的人”，就不能象他们那样说空话、唱高调，而要考虑到“时势”的“必然之势”。当时的“必然之势”是只能妥协投降。这不仅为历史上的“主和派”作了辩护，对历史上的“主战派”进行了污蔑；实际上也是在为抗日战争期间的投降派作辩护，对坚决抗战的人进行恶毒的攻击。周谷城所大肆宣扬的“时势论”，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周谷城认为南宋对金妥协是“必然之势”，其“理由”有二：一是所谓“贫民称乱”，二是所谓“武人跋扈”。这两件事迫得南宋政府不得不和。历史的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完全不象周谷城所说的那样。
所谓“时势”，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对于时势的估计，却是有阶级性的。对于同一种时势，各个不同阶级和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绝对相反的结论。就拿1939年抗日战争的形势为例。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投降活动》（1939年6月30日）一文中写道：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芦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芦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可见在相同的形势之下，由于阶级分野的不同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估计。宋代抗金斗争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就对战争的态度来看，也是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他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也是不同的。在金兵初次南下包围汴京之时，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为首的主和派曾经展开过一次大争辩。在南宋绍兴和议之前，以岳飞、韩世忠等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又曾展开一次大争辩。当时争论的实质也是这么一个问题，即：到底是“战则存，和则亡”呢？还是“和则存，战则亡”？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始终拥护积极抗战的，当然全属主战派。主和派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所以我们认为，宋代的和战之争，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周谷城把这种体现着阶级矛盾的政治争论说成是“义理派”与“时势派”之争，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历史观上是唯心的。
现在我们要问：南宋在绍兴和议前夕的“时势”究竟怎样？是不是象主和派——投降派所说的“战则亡，和则存”？
首先要谈一谈怎样估计战争的形势的问题。古今的一切投降派为了给投降找理由，都是首先歪曲战争的形势，他们知道“主战派”是他们投降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首先污蔑“主战派”，加以种种罪名，再散布战争的悲观论调，证明他们是迫不得已，不得不和。看来周谷城也是用这么一套伎俩来论证南宋战争的形势的。
当时宋朝方面是正义的民族抗战，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不仅在绍兴和议当时是如此，从金兵第一次南下时就是如此。本来，在北宋末年，东南和北方都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些农民起义军的矛头原来是指向宋政府的。有的起义军被宋政府镇压了（如方腊、宋江起义），更多的农民军（特别是河北、山东一带的起义军）则在金兵南侵时掉转枪头成为抗金义军。就是在宋朝内地的起义军，也暂时把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停止了对宋政府的反抗，在汴京被围时，纷纷组织“勤王军”。如在洞庭湖一带的农民领袖钟相，就曾派他的长子钟子昂率领几百名义军北上“勤王”。在宗泽镇守开封时，聚集在他麾下的人民武装数达百万之众。在北方沦陷之后，人民到处建立山寨水寨，作为抗金根据地。有的义军（如著名的“红巾军”）则采取打游击战的办法，使金军疲于奔命。正是这些活跃在敌后的抗金义军大大牵制了侵略者的力量，才使南宋小朝廷能够在江南苟延残喘。这种形势，到1140年宋金大战前夜，并没有改变。虽然其中经过金伪军的无数次“扫荡”，但敌后抗金义军的力量非但没有削弱，相反，更加增强了。如《大金国志》卷十天眷二年（1139年）条载：
“太行义士蜂起，东京诸路道不通行。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险者，至今不从金国。其后又因严刑重赋，饥馑逃亡，及豪杰乘时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会八年（1130）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山东‘海寇’张青乘海至辽东，诈称宋师，破蓟州，辽东士民及南宋被掳之人，多有相率起兵应清者。辽东大扰。”对于这些活跃于敌占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周谷城在他的著作中一字不提，其用意是显然的。因为在周谷城的眼中，并没有人民的地位。他看到的只有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显贵人物，在战场上也只看到双方的正规军队。至于人民武装，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群没有立场，随风而倒，可以被任何方面利用的乌合之众。他曾说：“暴动的民众，在种族战争激烈之时，尝为两造所欲夺取之势力。盖种族战争的两造，谁能取得成千成万的大众，谁的实力便要增加。”⑷这是什么话！只有自己丧失了民族立场的人才会污蔑人民也是软骨头！周谷城既然看不见人民的抗金力量，当然他也不可能正确估计宋金战争的形势了。
周谷城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尽力夸大南宋方面的弱点，完全没有提到金朝方面。他所指出的南宋方面的弱点有三条：（一）“武人只顾私利”。“武人一味贪图私利，向政府百端要挟，这自然使当局有些骇怕，于是主和。”（二）“武人不肯牺牲”。“遇着大战将临，或不上前线，或临阵而退。”“若不肯上前线，只扰害人民，当然更可怕。因此当局有戒心，力主和议。”（三）“武人彼此内哄”。“情况如此，当大任的，骇怕极了，故力主和议。”⑸这几点，一般说来，封建军队都不能免。但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必须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如第一点，已经有人指出，周谷城所举的两条“证据”（汪藻和胡寅的奏疏），都是指的建炎年间的情况。自建炎到绍兴和议，时隔十多年，南宋军政已有相当大的改善，不能以前证后。⑹第二点，周谷城也举出两条“证据”，一条是叛将郦琼对金帅宗弼（兀术）的话，另一条还是汪藻在建炎时的那个奏疏。其实郦琼的话，只是谄媚敌人的话，连周谷城自己也承认“或不足信”。而且他所指的主要是刘光世（郦琼本来是刘的部将）和张俊、王＠⑴之流，而不能以此来概论南宋的全部将领。如韩世忠、岳飞、吴ｊｉè＠⑵等人，就绝非如郦琼、汪藻等人所说的那样，临阵脱逃，不战而退。例如著名的黄天荡之役，不仅韩世忠本人，连梁夫人也亲自临阵，击鼓助战。况且绍兴以后，情况更加不同。通过长期战斗之后，南宋方面已经锻炼出了几支比较坚强能战的军队。军队的素质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士气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能够屡次击败金伪联军的强大进攻。如史称韩世忠在绍兴六年任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后，“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卒同力役。夫人梁亲织蒲为屋。……人人奋厉，……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⑺又如吴ｊｉè＠⑵，“用兵本孙吴，务远略，不求小近利，故能保必胜。御下严而有恩，虚心询受。虽身为大将，卒伍至下者得以情达，故士乐为之死。”⑻至于岳家军的军纪和战斗力，乃众所周知，更不必说。自称历史家的周谷城难道这些普通材料都没有看见吗？正因为他和投降派一鼻孔出气，因此他只看见反面材料，看不见，或者不愿意看见这些正面材料，可见一个历史工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总是决定于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的。第三点，所谓“武人内哄”，这也是夸张其词。南宋将领们之间有些矛盾，那自然也是事实，但并没有发展到“内哄”的地步。例如韩、岳二人之间原来是有些矛盾的，后来也和解了。只有腐败将领张俊，妒功嫉能，甚至帮助秦桧陷害岳氏父子。但这种互相妒嫉的事，只存在于少数将领之间，对于当时的大局，不能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只要看绍兴十年宋金大战时，诸将互相配合，全线出击就可以证明。周谷城夸张其词，把它作为宋朝内部的大弱点，是别有用心的。
现在再看金朝方面的情况。金侵宋初年，由于它用的是部族兵，比之宋朝的雇佣兵战斗力是较强的。但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朝方面是愈战愈强，而金朝方面则是愈战愈弱。我们且举几条史料来作我们的见证：
《大金国志》卷七天会九年条：
“兀术自天会七年（1129年，宋建炎三年）秋离燕山，率众南征。既而回攻陕右，以侵剑外。至是岁（1131年，宋绍兴元年）冬，由河东归燕山。是行也，宋陈思恭战于姑苏，韩世忠战于大江，刘锡战于富平，吴ｊｉè＠⑵战于剑外，凡四战皆败。虽世忠与锡失利，然南军亦大战久之，军不无损。加之往返万里，首尾二年，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兀术之众，自是不振。”这还是南宋初年的事。再看绍兴十年宋金大战前夕的情况：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三绍兴九年十二月条：
“（金）知浚州韩常尝与防御判官宫茵夜饮，论及江淮、川陕用兵等事。茵盛言金兵之强，官兵（按指宋军）之弱。常曰：‘君知其昔，未知其今。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所幸者南方未知耳’。”韩常是兀术手下的大将，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
从以上各方面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绍兴十年宋金大战前夕，对南宋方面说来，是十分有利的。实际上绍兴十年的大战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从上所述，可知周谷城的所谓“时势”论，是为投降主义张目的谬论，不仅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就是在历史事实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
（三）
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揭露周谷城在这一历史事件的论述中所暴露出来的反动的历史观点和反动的哲学观点。
曾经有过形形色色的历史观，但总的说来，只有两种历史观：一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另一种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毛泽东同志曾简明扼要地指出这两种历史观的区别：“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⑼承认不承认几千年来的文明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这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具体到战争问题，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⑽又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⑾由此可见，在战争问题上，承认不承认战争的阶级性质，承认不承认民族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两种历史观的分水岭。
在这两种历史观中，周谷城的历史观属于那一种呢？
如所周知，周谷城的“学说”是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杂烩的一锅”，他的历史观也不是例外。在他的历史观中，有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至于他的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货色中以那一种为主，不少同志已指出，是他的“生存竞争”说。我们也同意这种看法。周谷城也讲“矛盾”，也讲“斗争”，但他所说的“矛盾”，不是指阶级矛盾；他所说的“斗争”，也不是指阶级斗争。只不过是作为生物的人与另一个作为生物的人的矛盾和斗争，或者是作为生物的一批人与作为生物的另一批人的矛盾和斗争。而斗争的目的则是为了活命，为了生存，或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一部人类社会史，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在周谷城看来，就是这样一部“斗争”的历史。这是什么历史观呢？这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生物史观吗？
这一观点是贯串在周谷城的全部著作中的，是他的历史观的核心。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一书中，他曾明确地宣布过：“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其里面则为生存竞争。”在《中国通史》中，凡讲到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时候，他也总是以这一观点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的。例如在讲到北宋与辽的战争时，他写道：
“辽、宋两方，发生冲突，自有其物质的原因。大概‘大漠之间’的天然环境，远不及‘长城以南’的天然环境。这一个天然的差异，颇引起辽人向南方进迫。”（《中国通史》下册，第32页。）这样，周谷城就把辽的对宋侵略，说成是为争取较好的生存空间。在谈到宋金战争的原因时，他也以同样的理由来解释：
“金人对宋，既有这些不满（按指宋的“纳叛”事件和“失信”事件），同时金人所处之天然环境，又远不如宋，时时有进攻宋之疆土，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于是以这些不满为导火线，便大举向宋进攻。”（《中国通史》下册，第67页。）
必须指出，以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从来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如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都曾企图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社会制度的产生和更替。十九世纪英国的马尔萨斯，更曾企图证明人口与食物的增长速度的差异，是一切失业、贫困和战争的原因。到了帝国主义时代，以自然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特别是战争现象，更加时髦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企图将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罪于自然界，以达到其麻醉人民的目的。关于战争的真实原因，尤其是资产阶级学者们所要极力加以歪曲和掩盖的。战争本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到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则是资本垄断制度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就是依靠掠夺性的战争而存在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因此，为侵略战争的罪行开脱，寻找种种“理由”为之辩护，就成了一切反动资产阶级学者的“神圣”职责。希特勒德国的反动学者豪斯贺费尔等人就曾把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叫做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日本帝国主义则从十九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向国内外宣传：“日本国土狭窄、资源缺乏、人口过多。因此，日本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须发动战争来取得领土和资源。”周谷城以争取较好的生存环境来解释历史上民族战争的原因，不是和这些侵略者一鼻孔出气，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提供历史依据么？
如果周谷城有一点起码的马克思主义常识的话，他就应该知道，恩格斯早就批判过这种以生存竞争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学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动物所能作到的最多不过是搜集，而人则能生产（重点是原有的——引者），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产生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⑿
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生存竞争说引用到人类社会中来，势必要引伸出一种极为反动的哲学。这种“哲学”，从侵略者和压迫者方面说来，就是“强盗哲学”；从投降主义者方面说来，就是“活命哲学”。在这种“哲学”原则的指导之下，什么正义、非正义，道德、不道德，气节、不气节，荣誉、不荣誉，耻辱、不耻辱等等，全可以一笔勾消。因为反正只要活命，就什么都可以。
尤其恶毒的是，周谷城往往把战争的责任推向被侵略民族方面。他在1957年油印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导论》里说：“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并举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为例，说，正是义和团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才使“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兴问罪之师了，于是发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八国联军入京的惨举。”⒀这种论调也贯串在他的《中国通史》之中。在谈到宋金战争的原因时，他除了说“为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外，还举出两个“导火线”。而这两个“导火线”的责任，则完全在宋朝方面。至于金统治者应该负什么责任，就一字不提。
我们的意见恰恰和周谷城的意见相反，只有大反抗才能制止大压迫，并且最后把压迫者埋到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对于这个真理，历史已经提供了无数例证，将来还会提供更多的例证。毛泽东同志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就是这些历史例证的科学总结。
* * * *
如上所论，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在它出版的当时，是为蒋介石的对日投降活动服务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之后，周谷城非但不进行自我批判，反而把这样一本十分有害的书改头换面，重新加以出版，将为谁服务呢？难道周谷城还企图对新中国的人民进行投降主义的说教么？毛泽东同志说：“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⒁有这样的光荣传统和历史遗产的民族，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是任何强暴力量所吓不倒的！周谷城的投降主义说教是枉费心机的！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1页。
⑵《中国通史》上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14页。（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⑶《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02、103、106页。 （下引本书，不再注明版本。）
⑷《中国通史》下册，第92页。
⑸同上书，第97—98页。
⑹参看《文汇报》1964年11月5日，罗思鼎《为什么要替秦桧翻案》一文。
⑺《宋史》卷364《韩世忠传》。
⑻同上书，卷366《吴ｊｉè＠⑵传》。
⑼《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64页。
⑾《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页。
⒀转引自李星等：《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一文，载《人民日报》1964年9月3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
【外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王右加燮
＠⑵原字为王右加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