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古为今用中的简单化 庞朴

    【期号】196303

    【总期号】88

    【页码】48

    【正文】

    最近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上论“古为今用”时说道:“所谓古为今用,也不能把它简单化了。”⑴乍一听来,这个意见是十分切中时弊的。

    近年来,学术界在探索古为今用问题上,确实有几种简单化的理解和做法。大家比较熟知的一种简单化,就是把古人现代化:拿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硬挂到古人脖子下,说无产阶级科学中所有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在古人那里早就有了,等等。似乎这样一来,就算完满地完成了“古为今用”的任务。其实,这当然并不是什么“古为今用”,倒是真真实实的“今为古用”。这种以今拟古的做法,也可叫做古为今用问题上的“简单化”。

    因为,如何“古为今用”,本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照毛主席的说法,这需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⑵这所谓“清理”,所谓“剔除”,所谓“吸收”,都不是简单易行的工夫,它包括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对此,毛主席更有过一段十分形象的描述,他说,这种工作,就“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⑶可见,要能使古为今用,不仅要对“古”的东西加以“咀嚼”和“运动”,而且还要送进“唾液胃液肠液”,然后才能分解和吸收。我们每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吃食物时不加咀嚼,根本难以下咽;咀嚼不细,胃液不纯,也大大影响吸收和排泄,影响食物为我们身体所用。

    把古人现代化,认为古人思想和我们前后契合,他们已“先得我心”,实在是一种不加咀嚼的生吞活剥,是新形式的复古主义;也可说是“古为今用”上的一种简单化做法,值得反对。

    不过刘节先生所反对的,不是这种简单化;而另有所指。据他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就叫“简单化”,因为古人“根本没有(象我们)这样明显的阶级观念,……我们不能把我们这时代的问题不恰当地摆在他们身上”,“相反地,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是真能够古为今用的”。这种说法,倒有点“复杂化”了,因为它涉及到这样许多问题:什么叫“明显的阶级观念”?如果承认它和“科学的阶级观点”是两个概念的话,那么,生活在等级森严社会中的古人,为什么竟形不成明显的阶级观念?阶级斗争是否仅是我们时代的问题,而不是古人时代的问题?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古代历史事件,为什么不能“恰如其分”?不用阶级观点去分析又怎能“恰如其分”,怎能古为今用?等等。

    这些问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ABC的问题,想来读者也不愿意我们多事噜苏; 刘节先生去年曾有过一个比较“简单化”了的提法,是:“把古代的历史事件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孔子的唯仁论》,载《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倒比较简明扼要,我们就先从这儿说起。

    刘节先生说,“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一样。……当时用孝、悌、忠、恕说‘仁’,我们现在就要用阶级友爱等等方面说‘仁’,其为‘仁’,一也。”这里,刘节先生力求把“仁”从阶级纠缠中解救出来,赋以永恒的、自然的属性;这种观点和做法,是否使历史“容易搞得通”呢?在“古为今用”上,又应该叫做什么呢?我想,这绝不是“恰如其分地把……真相写对了”,而是一种更糟糕的“简单化”,是由于抛弃哲学党性原则而达到的又一种“简单化”。

    因为,没有比这种“古为今用”的办法更简单的了。既然连“仁”这样的对孔子弟子都多不明白的玄深观念,也能说成象万有引力那样显然的客观存在,说成是被发现的东西;那末还有什么观念不能如此简化一下,万世享用不尽呢?这样一来,“历史事件”也许“容易搞得通”了;只因为,历史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研究,只要打开《论语》和《墨子》对照一下,就能发现,在当时,墨子并不用“孝悌忠恕”说“仁”,孔“仁”、墨“仁”之为仁,就不是“一也”的;除非在文字学的意义上。而“阶级友爱”和“孝悌忠恕”之全无瓜葛,更是一目了然了。

    刘节先生会说,“阶级友爱”和“孝悌忠信”的具体内容虽然不同,而其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一也。因此说,就“仁”的抽象意义或一般意义来说,是完全可以为今天和将来利用的。任何时候都有“己”和“人”的关系存在,因此任何时候都可利用这一处理“己”“人”关系的美德。那个“万有引力”的比喻,大概正是这样来的;抽象继承法的阱口,也正设在这里。

    谁都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曾一直被悬为道德箴言。须知,它在剥削社会中,并无见诸现实的条件;及至今天,似乎在人民内部具备了实现的条件,它却又不算道德箴言了。镜花水月,就是它的命运。过去之不能实现,由于尔虞我诈是社会的统治道德,自不待言;至于今天,那是因为,无产阶级道德是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准绳的,个人利益处于服从的地位。如果是“己所不欲”而为集体所欲的事,“勿施于人”并不算美德。比如,我不愿意被人批评,也不去批评别人;这能算美德吗?在这种情况下,相反地,“施于人”倒成了美德了。如果“己所不欲”的事也正是“公所不欲”的事,而“不施于人”,当然很好;但这个“好”的标准已不在“己”了。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的道德信条;这样的“仁”,在我们处理同志关系上,已全不适用了;我们日常正是这样实践的,不过很少特意想它罢了。如果今天仍然有人象对待万有引力那样去对待“仁”,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为自己修身待人的守则,而不从集体利益出发,那是将被改造的缺点;他自己也许以为那是美德,可是社会决不会批准!将来,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剥削阶级影响全都消失的时候,人人自觉尊重公共利益,“不欲”“勿施”的问题无从发生,这一个信条,就随着剥削阶级影响的消失,而将一起连影子都消失了。

    可见,抽象继承法,是无法成立的。在这些地方设想抽象继承,实际上是先设想了有个抽象人性和抽象的人类关系。而这个前提,当然并不存在。因此,当人们自以为今天在抽象继承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美德时;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不过在具体继承着孔子所幻想的美德罢了。

    刘节先生会又说,象“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句话,不是很“合乎马列主义的精神”吗?不是可以抽象继承吗?这句话,因为有“志”“仁”这些东西杂在里面,说起来要很费篇章;我想,刘节先生这段话的意思和前几年有人说的要抽象继承“学而时习之”之类的话是一个意思,不妨拿“学而时习之”做代表来分析。

    “学而时习之”这句话,可不可以继承或古为今用呢?我看可以。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表达了“学”和“习”的关系。但是,这绝不是抽象继承,绝不是抛开了“之”字所指然后再来继承。我们运用这句话来丰富我们的教育学和认识论,只因为它部分正确地反映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这点上,它是“民主性的精华”。它“合乎马列主义的精神”,只因为它是真理。至于它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那又是另一回事;体系是不科学的,需要批判的,而这句话,做为一条思想资料,则是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就其内容或所谓“具体意义”而说的。

    准此而言,任何思想上的继承都是具体的继承。抽象继承法或干脆否认社会命题有阶级意义的“恰如其分”的“写相”法,尽管弄得很复杂,其实也是“古为今用”上的一种简单化,是复杂的简单化,是老式的复古主义。而刘节先生所反对的“简单化”,即阶级分析法,倒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住历史事实的精义”所必须的,是做好“古为今用”的基本方法,那是历史早就证明了的。

    还有一种“简单化”,表现为机械地对待“批判继承”这一原则,把“批判”和“继承”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似乎某些古人是“批判”的对象,某些古人是“继承”的对象;或者,某个人的某些思想是需要“批判”的,某些思想是值得“继承”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于是乎在那些被认定为应该“继承”的对象身上,对帝王的愚忠也成了爱国主义;在那些被认定为应该继承的思想里,循环论也成了辩证法。这种处理“批判继承”的办法,也是古为今用上的简单化做法。

    照辩证法看来,批判和继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我们说“继承”的时候,总是“批判的”继承,不是“拿来主义”,不是象子女继承父母遗产那样,拿来就用;这是因为,任何思想总是它那个时代的思想,总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所谓“民主性的精华”,不是原来就以“精华”的面貌陈列在那儿的,而是经过我们“咀嚼”以后,“分解”出来的。这个“咀嚼”的工夫,也就是“批判”的工夫。没有“批判”的“继承”,也就是没有“咀嚼”的“生吞”。同样的,当我们说“批判”的时候,也正是为了“继承”而批判的,或者是为了接受正确的、有益的东西,或者是为了防止错误的、有害的东西;与“继承”无关的“批判”,为“批判”而“批判”,是没有价值的鞭尸行动。所以,批判和继承,是一个统一体的两方面,是割裂不得的。

    正文注释:

    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以下凡引刘节先生的话,皆见此文。

    ⑵《新民主主义论》。

    ⑶《新民主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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