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709
【总期号】61
【页码】51
【正文】
汤志钧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书”的批评，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评价的根本问题。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基本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问题。分歧在于：汤先生认为该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痹群众”“反对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均汤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认为“大同书”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进步思想。下面就汤先生的论断简单提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认为汤先生的研究和论断方法是很不妥当的。汤先生不是从研究“ ··大同书”本身内容的分析出发，而从其写作年代的纯粹考证来立论：“大同书”“成书”在1901-02年康氏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时候，而这时正是革命兴起康氏反动的时候，康“既感载ｔｉáｎ＠①之私恩，又害怕人民群众运动，又想建立理想的境界，于是撰写了大同书”（汤原文），因此，“大同书”就是反动的。文中不但没有任何对“大同书”的基本思想、内容的分析批判，而且甚至对拙作关于该书内容的分析也未提出什么具体的反对意见。不去具体地研究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及其与当时社会历史情况的真正的内部联系，而仅凭考证作品的写作年代来想当然地判定其价值和作用。老实说，立论在这种基础上，是相当危险的。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论上的错误，对我们不还记忆犹新吗？
第二点。我认为汤先生的考证也是靠不住的，站不住脚的。
首先，汤先生认为“大同书”“成书”在1901-02年，因此该书就仅只代表康有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但事实并不如此。因为今天所看到的“大同书”虽大部分的确是写在1901-02年间（按“大同书”一直并未“成书”），但该书的基本内容和思想，正象与“大同书”同时写成康氏另一重要著作——“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样，都是成熟得较早的，基本上属于康氏前期思想的范围。也正如“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一书在前期便曾有过一个稿本而当时被失散一样（参考徐致靖为该书所作的序文），“大同书”早期也有一个名叫“人类公理”的草稿本，这个草稿中的思想基本上就是“大同书”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可资引证的材料很多，如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说：
“……是岁(1884)编人类公理，游思诸天之故……推孔子据乱、升平、太平之理以论地球……则地球公议院，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以为合地球之计……其日所覃思大率类是，不可肋数也”。
“……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民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及五百年如何，千年后如何，人魂人体迁变如何，月与诸星交通如何，诸星诸天气质物类人民政教礼乐文章宫室饮食如何……奥远ｙǎｏ＠②冥，不可思议，想入非非，不得而穷也……”（按自编年谱写于1898年变法刚刚失败后，比“大同书”写作年代还早，是很可靠的材料。(1)
梁启超、张伯桢的二个康有为传，也都有与此类似的记载，并都强调指出了这点——康氏早年曾有社会发展、世界大同等等理想。在梁启超的康传中，还特地相当具体地介绍了这理想的基本内容：如“理想之国家”——公政府；“理想之家族”——废家庭，公育公养；“理想之社会”——公产业、“土地为公”等等。康氏“自编年谱”中提到的问题，而特别是梁启超康传所谈到的这些思想，与我们今天所见的“大同书”中的基本思想和内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可以知 ·····道，康有为在相当早的时候，便在当时社会局势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刺激下，空想了许多有关社会发展、文化进步……种种问题，从而主观构造了一幅对未来美好世界的空想，而这，就是他在年谱中所宣称的“乃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以为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显然，这里的所谓“大同”，就正如“大同书”一样，并不如汤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指所谓“君主立宪”，而正是指那千百年后的人类远景的“公理”。康有为所以自傲傲人的远不是他发现和“手定”了“君主立宪”的道理，而正是他那“合国合地球”的世界大同的远大怀抱。
康有为这一套“大同”空想与他的现实政纲有相当的距离和矛盾，所以他一直“秘不以示人”，很少在其公开著作中谈到。但是，他的一些亲密学生特别是梁启超都在许多地方谈过或透露过，这方面的旁证也可以找到很多。例如，梁作的谭嗣同传中说：“（谭）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分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康有为“六哀诗”吊谭嗣同也说：“闻吾谈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终于仁，乃服孔教精”。而在谭著的“仁学”中也就有这么一大段与“大同书”是完全吻合的思想：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穷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
在这里，还在许多别的地方（如“长兴学记”“哲学答问”“清代学术概论”等书中）都可以看出：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所写下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在拙作上文中已作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正是他前期的进步思想。
奇怪的是：汤先生为什么会看不见这些触目可见的材料了呢？例如为汤先生所引证之梁启超的那段话，其全文本是：“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立为教说……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地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劝付印，先生以为今方为国竞之世，未许也”。但汤先生却抛前去后，独独取了中间“辛丑……成书”一句，证明“大同书”的内容是代表1901-02年康氏反对革命的思想。这种对材料的引用方法，主观随意性不也未免太大了么？实际上这材料已说得很明白：“大同书”中所演的“大同之义”，正是其“二十年前”“口授”于“门弟子”的思想。这样，“大同书”的基本内容不正是代表其早期思想的吗？
汤先生没有看见这一切。只片面地抓住“大同书”里所说的“三世”与“礼运注”中所说的“三世”不同而大做文章。（其实这一点钱穆也早指出过。）而殊不知康有为的“三世说”本是一种狡黠的工具，其说法是十分灵活的，康有为把三世中的每一世又划为小三世，有“据乱之据乱”、“升平”、“太平”，有“升平之据乱”、“升平”、“太平”……等等，而中国则还只是“小康升平”；但出国以后，看到西方也非尽美尽善，于是又认西方才达“升平”，而以后甚至认为西方也还是“据乱”(2)。所以，“三世说”是确有某些变异的。但这种变异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从早年到后来，康有为基本上是一直坚持必先实现“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当然更不能越过君主立宪立即实现废国合种的“大同太平”。至于实现“君主立宪”倒底是“升平”还是“太平”（据我看来，康氏从来没有如汤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认为“立宪”就是实现了大同太平，就是人类公理的极致），当时的中国是“据乱”还是“升平”（据我看来，康氏认为当时中国是进入了所谓“升平之据乱”阶段），君主立宪倒底是“据乱世之太平”，还是“太平世之据乱”（据我看来，立宪在康氏那里基本上被视作“升平世之升平”或“升平世之太平”），这些都是无关实质的次要问题。如果有人硬要在这上面做文章，钻牛角尖，研究这些“升平”、“太平”，那就恐怕是上了康有为的大当了。
所以，总括起来说，与汤先生认为“大同书”写在1901-02年因而代表一种反对革命的反动思想的论断不同，我们认为“大同书”虽然写在1901-02年，虽然“成书极晚……但是其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却是产生得颇早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
第三点。除了上面这个问题，其次一个问题就是汤先生认为“大同书”之作是为了“麻痹群众”反对革命，而我则坚决不能同意。我觉得这一说法首先就有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大同书”里所描绘叙述是一个远远超出“君主立宪”范围的比较彻底急进的民主主义的乌托邦（如废君主、平贵贱、废家庭解放妇女等等，见拙作上文），康有为并且还是带着一种肯定和赞美的态度来提出这种思想来的。所以，连汤先生也只得承认这是一个“远大的理想”。那么，这样的一个理想的提出，究竟会对革命有何不利呢？康有为究竟是怎样利用这个理想去反对革命的呢？康有为的“大同太平”的美好世界里是没有君主的，这不正投合了当时革命派的民主共和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它反而会成为“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呢？为什么它反而是以“改良的幌子来压制革命呢”？……很清楚，所有这些，汤先生都丝毫没有实际上也不能加以说明。其次，汤先生硬说“大同书”是“以高远的理想——大同来麻痹群众”，既然如此，为什么康有为死也不肯公开 ···············他的这一著作呢？为什么康有为后来写了那么多的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的论著，而·······在这些论著中竟完全不提他的大同理想——如毁弃家庭、解放妇女、个人的自由独立等等呢？为了“麻痹群众”，他正应该这样做呀！……显然，汤先生的论点在事实面前又只得显出是一种无根据的武断了。
在我们看来，这种情况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康氏的“大同”是一种比较急进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进步理想，是与他现实的政治实践纲领有一定距离的理想，所以，他才不愿意公布和宣传它，所以他才不肯公开其自认为是“至善至美”的“大同书”。因为这种远大理想的提出和传播，有利的就不会是自己的“君主立宪”的路线，而正是主张“民主共和”的人们，因为“大同书”指出：民主是比君主立宪更为美妙的阶段。所以，张伯桢康南海传说得好：“（大同书）书成既而思大同之治，恐非今日所能骤行，骤行之恐适以酿乱，故秘其稿不肯以示人”。所以，这一点（康氏为了怕它有利于革命，怕人民立即“骤行”民主共和的大同之治才不公开“大同书”）本是十分清楚的，但却想不到几十年后的研究者们倒看不见了，倒反过来说康有为写“大同书”是为了对抗革命了。事情变得真有点不可思议。
我们暂且放下这点，进一步看看汤先生究竟是根据什么来说康有为写“大同书”是为了麻痹群众、对抗革命呢？细看一下，原来根据就是这么一条：康有为写“大同书”的时候，正是革命派和改良派“逐步明确地划清了改良与革命的界线”的时候（？），“这时，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阶级基础、组织基础、思想基础、干部条件已逐渐具备”的时候（？），正是康坚决反对革命派的时候（？），所以，这时写的“大同书”就当然是反动的。然而，在这里，我觉得对汤先生这一论点几乎每句都可加个问号。汤先生在文中一开场就责备我“对大同书的时代背景……未能作进一步的窥测”，而现在我倒对汤先生这一“进一步的窥测”感到十分失望了。
因为，在这里显然汤先生是完全弄错了历史事实和时间。因为，革命派与改良派明确划清界线的时间并不是1901-02年，而是1903-05年；同盟会的各种思想、组织、干部条件的“逐渐具备”也不是1901-02年，而是1903-05年；康梁改良派与革命派正式决裂水火不容从而完全堕入反动阵营，也不是1901-02年，而是1903-05年。在1901-02年，还只是改良主义维新运动刚刚彻底失败，革命思想刚刚开始有较大规模的传播，下层知识分子刚刚开始大规模地走向革命路途的时候，改良与革命之分，不但还不堡垒鲜明形成对抗，而且在有些地方还保持了一种友好的联系。不胜枚举的史实都可证明这一点。君不见，梁启超这时不是在往来于革命改良之间而受了革命派影响高唱破坏暗杀吗？当然，这时两派已有了分歧和斗争(3)，但远远不是汤先生所想象的那种情况。汤先生所论断的情况，都是1903年开始的事：梁启超赴美国东京的时候大唱“开明专制”，与此同时，孙中山和革命派陆续发表了文章，开始真正与改良派“明确划清了界线”。汤先生没去具体地研究历史事实，只想当然地以为变法一失败，革命派便立即成熟，便立即与改良派划清了界线，而康梁便立即堕入反动……，而没看出，这其中是经过了一个好几年的过程的。革命派是经过1895,1900,1903到1905年才真正成熟的，康梁也是经过1898,1900,1903到1905年而彻底堕落的(4)。（其中，1903年便是现在为大家所忽视而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年头。这里不能详论了。）汤先生显然是为证实自己的论点而太性急了：结果把历史上推了两三年而将事实歪曲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看法，正因为这时两派的清算还未激化，康有为还未彻底反动，他才可能写出象“大同书”“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这样比较进步的作品来，才会在这些著作中保存了其前期主张民主、自由的进步精神。否则是比较困难的(5)，而在“大同书”里几处反对妇女解放人格独立的地方，就正是其更晚的时候增补的。这些少数增补与这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矛盾的。这样，与汤先生认为全书是反动的观点相反，我们觉得如果对其写作年代的历史情况加以具体考虑，则我们的基本论点——“大同书”内容基本上是进步的——就仍然可以成立。
最后一点，是汤先生在文中谈到“大同书”思想来源的问题。但汤先生谈的实际上是整个康有为思想的渊源问题。这问题已越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不拟多谈了，请参看拙作“论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57年第1期）。这里简略指出两点：第一、我觉得汤先生所指出的三个来源是平列而无内在联系的，并且片面地强调经今文学这方面而完全忽视了（以至根本未提）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部分，其实作为思想来源，后者实远比前者为重要。此外，陆王、佛学以及中国民主思想的传统（如黄黎州）也完全被汤先生略掉了，因此显得很片面。第二、汤先生硬说康有为的社会进步思想和“大同书”里的三世进化观是接受“天演论”（即1896年）以后才有的。我认为这完全是穿凿之谈。汤先生并未举出什么有力的证据，而相反的证据——如梁启超便屡屡说康氏“著此书时，固一无依旁一无剿袭，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者多合符契”，倒是很多的。这里也就不列举了。
看来，我们与汤先生的分歧是很清楚了，从研究方法到具体考证，从康氏思想到历史背景，对“大同书”的估计都有相当大的出入。上面只是最简单地仅就这几个主要问题说明一下自己的看法。文章写得匆忙一些，错误之处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五七年四月于中关村哲学研究所
〔附记〕刚才又谈到林克光先生的“论大同书”（见三联版“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一文，文中提及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说该文“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有一定贡献”云云，实为过奖，愧不敢当。林文所有基本论点与我的看法大体一致，但却责备我说：“忽视了当时中国和西方之间所处的历史特点，忽视了上述各种外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和康氏思想的影响，因而看不到‘大同书，揭露批判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竟然认为‘大同书’没能涉及西方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所涉及所暴露的问题，没能揭露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罪恶黑暗和不合理”（按这是林文引我的话）。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仍坚持上面为林文所引用的论点而不能够同于林先生的看法：认为“大同书”批判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据我看来，“大同书”主要思想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世界乐园的空想，其解释是对着封建主义，而美化资本主义。康有为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历史条件以及个人经历是很不同的，康氏前期在国内还不可能“认识和揭露近代资本主义各种黑暗罪恶”，林先生所说的“资本主义已经过去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已风起云涌地席卷着欧美的政治思潮，这就是当时摆在康有为及其他先进思想家面前的铁的事实”，应该说，这就完全不是事实。不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还不是资本主义完全“过时”的时代，而且这时所谓“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思潮就更非当时康有为们所能知道。林先生这种想当然的历史背景的叙述完全是悬空的。从而，林先生的结论：康有为因此而怀疑，而批判资本主义因而才去“追求”“幻想”他的“大同世界”，就更远离真实了。
康有为在八十年代，康有为的前期是还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深刻地认识或揭露，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恰恰相反，他是理想化它，幻想它，他的“大同世界”是建筑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上而不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而等到后期出国以后见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而不满的时候，他又已基本上倒退到封建主义的立场，是用更落后的观点来进行这种“批判”的了。这就主要表现为康、梁以及以后许多先进人物欧游以后大喊西方物质文明破产，要恢复中国精神文明等等的真正复古主义的呐喊。而“大同书”全书里，除了个别地方指出了欧美社会和制度的缺点弊病（如妇女仍不平等、贫富悬殊、工人反抗等）以外，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深入的着重的“揭露”和“批判”，象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象孙中山和革命派那样。而即使这些个别揭发也并非康早年所能有；（而只是晚年为了加强证明其大同空想的正确，增添上去的）而“三世大同”所基本上是康早年的思想，所以，这一部分就远不能构成”大同书“和康的思想的特色。当然，这又并不是说，康有为以及谭嗣同等等在早期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或“批判”，但这无论如何却远不是这一派思想家的特点，而是比他们稍迟的革命派思想家的特点。这里主要的是，不要作任何的夸大或缩小。如汤先生那样不见舆薪，固然不对；而如林先生这样强调康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把芝麻夸作西瓜似也有些过分。所以，总括起来，据我看，如果可以说，汤志钧先生是过低地估计了“大同书”的批判封建主义的因素；那么，林克光先生却是过高地估计了“大同书”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因素了。而两者的共同点就似都在于没去具体地从历史背景和思想来分析问题。
因时间关系不拟再著文详证，谨将对林文的意见附记于此。
正文注释：
(1)按“大同书”头二部刊布时，康亲笔题词也说：“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清兵震羊城……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
(2)“今观孔子三世之道，至今未能尽其升平之世，况大同太平乎？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工具，其去孔子大道远甚，吾昔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意大利游记”）。
(3)当然，在1901年，就有革命派攻击梁启超和改良派的文章，如“国民报汇编”，但这究竟在当时还不是主要的必然的现象，所以当然也并没引起大的思想论战。
(4)汤先生的这一错误也是今天许多近代史研究者常犯的错误。例如他们在分析梁启超时，便把戊戌变法以后的梁启超的一切论著都算作有害于革命的反动的东西，而没去作具体的分析，没去认真分析梁与“清议折”“新民丛报”前期的大的进步影响。
(5)康这个时期写的好几本书与后一二年写的许多书（如“物质救国论”等等）就有很大的出入。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加恬
＠②原字为穴下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