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著“康有为”的一些问题

    【作者】赵捷民/天津

    【期号】195605

    【总期号】45

    【页码】62

    【正文】

    三联书店出版宋云彬同志所著“康有为”,是一本材料丰富的传记,也提出一些较好的意见,像说明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有好些是受清末学者廖平的影响的,“新学伪经考”是继承廖的“辟刘篇”,“孔子改制考”是继承了廖的“知圣篇”而发挥的。这些都帮助了诸者进一步去研究“康有为”及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可作读者较好的参考书。但本书中也有些缺点或问题,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及原作者参考:

    一、不恰当的夸大康有为个人所起的作用,第一章竟称之为“康有为的时代”。当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早明确指出康有为在历史上是起过有限度的进步作用的。但不能像作者的理解及决定把“公元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叶是维新派活跃的时期。那时候比较前进的中国人都相信要救国只有维新;康有为和他的门徒的言论行动成为一切爱国志士的言论行动的准绳。我们说那个时代是康有为的时代,一点也不觉得夸张”(一——二页)。很显然的作者片面的夸大了改良主义以及康有为的个人作用,忽视了当时人民革命的力量。一九○○年左右的伟大的义和团反帝国主义运动;一九○五年后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难道不是爱国志士言论行动的准绳么?这些运动比起康有为及改良主义者起了更大的进步作用。况且一九○五年后,改良主义者已经完全被革命派所否定,已经失去了进步作用,成了反动的东西以及革命的阻力。作者把这个时代称为“康有为的时代”,显然是不够妥当,也是不应当的。

    二、一些缺乏根据的论断。像“有个做部主事的江西人洪嘉兴,因为仰慕康有为,特地去拜访,去了三次都没见到”(六一页)。他就怀恨反对康有为了。这只是一种传说,也不是切实的根据,洪的反康,一定是他看到顽固派势力太大,同时也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的关系。不会先崇拜康有为,因为没有见到马上就反对康有为,既属于形式的看法,也缺乏进一步搜求史实的根据。

    三、前后矛盾的地方,既说康有为在那时候,“不失为一个进步的中国人。他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之说的影响”(四四页)。又说:“结果没有向西方找到什么真理”(一二三页)。这是矛盾的地方。能说“平等”、“自由”、“博爱”不是真理么?不过这些真理在资本家控制之下是有限度的,甚至于后来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变成空的名词罢了。既说“那时候的维新派决不企图借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取得权位”(六八页)。又说“但他(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出都南下的时候,临行前一天曾访李提摩太(英人),商议合作”,“(康)对翁同和反复说明,应当接受日本的建议”(六六页)。依靠英、日是为了什么?当然也有一些是为了权位。我们固然不能把维新派看成和投降帝国主义的顽固派一样,但也不能把他们提的太高,好像他们是十全的爱国者,对帝国主义是完全不依靠的。因为不从阶级本质上去分析维新派,自然就含混,就前后矛盾,同时给予读者以混乱思想。

    四、一些认识不妥当的地方。说“不过李鸿章办洋务虽然失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究竟开始萌芽了”(六页)。这种说法是很容易使读者误会为李鸿章办洋务虽然失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萌芽还是有功劳的,而同地主资产阶级的写“洋务运动”历史的说法一致。实际大汗奸李鸿章为了本阶级的自强办洋务失败是无问题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在这一时期萌芽也是肯定的,但不是李鸿章的功劳,而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洋务运动只不过在客观上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又把张之洞和康有为的关系说的很现象化,“九月间康有为出都南下,特别到南京去看张之洞(张之洞那时候是两江总督),劝说他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张之洞很高兴地答应了。后来他跟张论学意见不合,张劝他不要谈孔子改制”(五六页)。实际是投机分子张之洞最初看见维新派在光绪帝支持下小见抬头,而慈禧太后又不动声色,张乃投机表示参加。但到后来看到慈禧已开始反对维新派,乃借口不同意“孔子改制”而同康决裂。原来张之洞是这样一个投机小人兼汉奸,而作者竟把他描绘成一个维新派的动摇分子是不对的。另外作者强调无原则的民主说:“湖南有一个举人上书痛责光绪帝,……大臣们认为应该加以严办,……(光绪帝)从未加以取缔或干涉,确有一点儿民主作风。如果说康有为他们的维新运动有什么成绩的话,那么这一点算是最大的成绩了”(八二页)。这种上书显然是大地主阶级对维新派的反攻,应该加以制裁,否则对于维新派有害,这种民主只能是有限度的片面的民主,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不能笼统的宣扬为“最大的成绩”。

    五、一些史实叙述不恰当的地方。叙述近代维新思想的发展,一般都是以林则徐、冯桂芬等开始,时间约溯至一八四○年左右,这种系统的叙述法是较正确的,而作者竟从王韬开始,说“这里首先提到王韬”(一三页),缩短至一八五○年以后,是不合实际也是割裂史实的。又作者叙述朱次琦对康有为的影响颇小也是片面的、不对的,说“他在朱次琦的礼山草堂读了四年头的书。读的是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等等。其他如汉书、楚词、文选、杜诗以至六朝文,他都读得烂熟。朱次琦最推重韩昌黎,他可不以为然。他认为韩昌黎道术浅薄,实在空虚得很”(一六页)。其实朱次琦是一个爱国的学者,在经过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作了不少爱国的诗,像“敢以烽为戏,须明国有权!整疆光旧物,不拟勒燕然。”又“弱冠请缨男子志,愁从灯下看纯钩”等,这种爱国思想,对康有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不能不予以相当篇幅叙述。但作者以很大的篇幅讲“经学”、“公羊三科”(一九页——三○页),很不必要的详细讲解汉董仲舒的“三统说”,什么“夏得黑统,殷得白统,周得赤统。”等,这些对读者帮助不大,也不好懂,同时是反客为主的作法,效果不会好的。我不是说不要讲康有为的学术思想来源,是说应当简单扼要的叙述,使读者看到来龙去脉就是了,在这里大事发挥远古的封建学术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作者又把中国旧的文化予以无条件的蔑视,说康有为“只从中国的‘六经’里找材料,注入一些新东西,化腐臭为神奇,建立起他的新理论来”(一九页)。不能把中国的六经无批判的视之为腐臭,违反了毛主席对我国旧有文化“要批判接受”的指示。对梁启超的批判也不恰当,说“梁启超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比康有为更富有动摇性,比康有为更富有投机性。”(一一七页)从梁的出身及其个人活动的历史来看,他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至少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后期梁比康还不进步还反动也是不应当的。

    当然,宋著“康有为”是一本努力的传记,优点不少,应该予以肯定,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去体会。本文重在谈本书一些缺点及问题,故对优点从略。但所谈这些缺点及问题是值得读者及原作者注意的,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前途,不容我们对任何一本著作的缺点予以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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