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革命的高潮震动了整个世界。

　　斯大林一贯重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号召“不要忘记东方”。

　　欧洲革命转入低潮以后，斯大林对东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更加关注。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间，斯大林为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同托洛茨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把列宁在民族问题方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宝库中的新贡献，作了全面的总结。他指出，列宁的新贡献在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民族殖民地的基本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把民族殖民地问题看作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阐明了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并且猛烈地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反动的民族观点。

　　斯大林指出，列宁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是根本对立的：

　　（一）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制在主要和“文明”民族有关的狭隘范围内，他们根本没有把东方被压迫民族看在眼里。这些“文明”的老爷们只关心欧洲民族的命运。斯大林写道：“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民族和非洲民族，通常都不放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不敢把白种人和黑种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相提并论。两三个空空洞洞、不痛不痒、竭力迴避殖民地解放问题的决议，——这就是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所能借以自夸的一切。”“列宁主义揭露了这种极不相称的现象，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因而把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联结起来了。于是民族问题就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变成了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

　　（二）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曲解民族自决原则，往往把它缩小为民族自治权，甚至把民族自决权变成“文化自治”权，他们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设立自己的文化机关的“权利”，而让全部政权仍然掌握在统治民族的手中。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扩大了民族自决的概念，把它解释为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有完全分离的权利，各民族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于是就排除了把自决权解释为自治权来替吞并政策辩护的可能。于是民族自决原则就由欺骗群众的工具（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它无疑是被社会沙文主义者用来做这种工具的）变成了揭露一切帝国主义野心和沙文主义阴谋的工具，变成了用国际主义精神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

　　（三）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通常都把被压迫民族问题看做纯粹“法权”的问题，他们只满足于冠冕堂皇地发表“民族平等”的宣言，而不用实际行动去直接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把民族问题从大吹大擂的宣言的天空拉到地上来：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直接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民族平等’的宣言就是空洞的虚伪的宣言。于是被压迫民族问题就成了援助，帮助，真正地经常地帮助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的民族平等，争取成立独立国家的问题。”

　　（四）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一个改良的问题，看成一个孤立的问题，认为它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没有关系，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没有关系。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只有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决，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驳斥机会主义者缩小民族问题社会意义的企图时，强调指出：在帝国主义大战以前，“当时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关于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被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那时候起，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战争和俄国的十月革命把民族问题从瓷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太可笑了。”

　　斯大林指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阿富汗国王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能够削弱、瓦解和毁坏帝国主义，虽然阿富汗国王及其战友抱有君主制的观点；……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客观上也是革命的斗争，虽然埃及民族运动的首顿是资产阶级出身，具有资产阶级身分，并反对社会主义；然而英国‘工人’政府为保持埃及的附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却是反动的斗争，虽然这个政府的阁员是无产阶级出身，具有无产阶级身份，并‘拥护’社会主义。更不必说其他较大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印度和中国的民族运动了。达些国家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的每一步骤，即使违反形式上的民主的要求，也是对帝国主义的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是说，毫无疑问是革命的步骤。”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他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系列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作了重要的论述。当时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革命引起了全世界反动派的注意，他们联合起来，力图用最残暴的手段扑灭它。同样，这个革命引起了全世界革命派的注意，他们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尽一切可能支持它，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期间，斯大林关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的论述，有很多都是通过对中国革命的分析而展开的。

　　当中国革命初露锋芒的时候，斯大林就预见到它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他在一九三五年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力量是无穷尽的。这种力量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它在将来一定会表现出来。东方和西方的执政者看不见这种力量，不充分估计这种力量，他们一定要吃亏。”“真理和正义完全在中国革命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情并且将来还会同情中国革命，同情它为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枷锁并把中国统一为一个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又说：“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定会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一定会步步深入，直到同帝国主义作殊死的决斗，震撼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基础。”

　　中国革命既然具有如此严重的意义，它就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分子的注意。所以在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反动派镇压和破坏中国革命的同时，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也按照帝国主义的节拍活动起来。他们利用自己假革命的伪装，作出“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样子，力图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托洛茨基分子破坏中国革命的一个阴险手法是：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歪曲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以便使中国人民找不到当时主要的斗争对象，越过必要的革命步骤，结果必然陷于失败。托洛茨基说：中国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在农村只有富农和高利贷者，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因此，中国革命没有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另外，托洛茨基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革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却把这种任务归结为实现“关税自主”。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因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受阻于关税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这些胡说八道，托洛茨基企图使中国革命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说：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这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

　　斯大林揭穿了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正确分析。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在《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中指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这种残余上面的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及其督军、省长、将军、张作霖之流等等，是现在的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日益展开的基础。”“正因为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

　　斯大林指出：“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中国目前正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斯大林还指出，中国革命不仅有反封建的任务，同时还有反帝国主义的任务：“因为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的和军事的力量，乃是支持、鼓舞、培植和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革命便是两条革命运动（反封建残余运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巨流的汇合。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

　　事实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势力的任务，不仅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一般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决定了这些国家的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因此，斯大林对当时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论述，对于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革命的动力是哪些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有根本不同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

　　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看成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他们抹杀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劳动群众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没有把民族问题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总问题的一部分，而是想通过改良主义的“立宪”道路来“解决”民族问题。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他说：当民族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的时候，“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殖民地和从属民族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民族中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这些殖民地和这些民族的财政剥削、政治奴役和文化奴役。”斯大林指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民族问题主要不在于各个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被压迫民族的基本群众即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斯大林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唯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从另一个极端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群众性。他们根本反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无产阶级置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他们硬说，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甚至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比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反动与卑劣”。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是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敌人很强大，“为了击破这些强大的敌人，除其他一切而外，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灵活的和考虑周到的政策，必须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裂痕，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即使这些同盟者是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是人数众多的同盟者，只要他们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不限制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工作。”斯大林说，必须按照列宁的指示，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不触犯到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上和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本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因此，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阶段同资产阶级成立暂时的联盟和协议，不但是可以容许的，而且简直是必要的”。

　　斯大林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性。当中国人民胜利地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给以热情的支持。他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因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强军事工作，“他们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在中国现在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

　　中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曾经有人认为，中国革命可以经过国民党这种几个阶级的联合组织，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

　　斯大林坚决地批判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在中国，既然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既然有国民党右派，“那就非打架不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无论是国内的（张作霖、蒋介石、大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等等）或国外的（帝国主义者），都太多太强了，不能设想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可以避免严重的阶级搏斗和严重的分裂与投敌行为。”他明确地断定：这些人所主张的和平地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应该认为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特别注意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要使革命达到胜利，需要很多条件，但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党的政策要提高无产阶级的战斗力，加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系，提高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信，把无产阶级变为革命的领导者。”在分析中国革命的时候，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能够支持革命，但总是利用革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使共产主义的歌声“融合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合唱”当中。“统一战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革命的意义，即它不妨碍共产党进行自己独立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把无产阶级组织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发动农民反对地主，公开组织工农革命，从而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准备条件。”而且，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紧紧掌握住领导权，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才会走向社会主义。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始终把支援世界革命作为自已义不容辞的神圣义务。

　　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就说过：“由于历史命运的支配，我们苏维埃联邦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先进部队”，“我们第一个突破了整个资本主义战线，由于命运的支配，我们走在一切人的前面。”这种地位给苏联党和人民加重了支援世界革命的责任。他说：“或者我们把帝国主义的大后方——东方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动起来，使它们革命化，从而加速帝国主义的崩溃”；“或者我们在这方面犯错误，破坏过去被压迫民族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失掉共和国联盟在东方心目中的吸引力，那末帝国主义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失败。”

　　斯大林在谈到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时，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民族运动，并且指出无产阶级对这两种民族运动应当有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是谈不到什么援助的。”

　　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当中，支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就要“得罪”帝国主义。有人害怕“得罪”帝国主义，因而不敢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

　　斯大林批判了这种可耻的想法，指出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他分析了这种民族利己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说：“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斯大林对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中的伟大意义，给以极高的估价，他预见到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将宣告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他在一九二五年说：“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受到两方面——既从后方又从前线——攻击的帝国主义，必然会承认自己是注定要灭亡的。”

　　一九二七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更明确地指出：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的革命运动“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命运不能没有决定的意义”。“很明显，殖民地和附属国的革命觉醒预示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