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在莫斯科

康立

　　孔夫子曾经被孟子称颂是“圣之时者”，但这位圣人在生前其实是不大行时的。他曾经满腹牢骚地说过：“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

　　事隔两千多年，正当中国人民对反动的孔学开展批判的时候，这位在中国已经不行时的圣人，竟应了他当年的话。现在，孔夫子在莫斯科，岂但是行时，简直可以说是红得发紫。什么“创立中国独一无二的文化珍品”的思想家啊，“令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啊，“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啊，见诸书刊杂志上的这种肉麻吹捧，俯拾皆是。

　　孔夫子会在莫斯科如此走运，这在他自己自然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但我们对此却并不难理解。“圣之时者”，摩登圣人也。孔夫子在生前固然到处碰壁，但在死后却是着实交了一阵子好运的。自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反动统治者没有不尊奉孔夫子的。到了近代，孔圣人又添了一批新的吹捧者，这就是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强盗们。

　　外国侵略者尊崇中国古代的圣人，在当时是很为那些遗老遗少们所引以为荣的。但其实这与其说是尊崇，不如说是利用。摩登圣人之所以摩登，是因为他自从死了以后，一直当着敲门砖的差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他们的幸福之门，而外国侵略者想用这块敲门砖来敲开侵略中国之门。两者所敲的门虽有不同，但不仅用的是同一块砖头，为的也是同一个目的——把中国人民置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奴役之下。归根到底，主子敲开侵略中国之门的希望是寄托在奴才的敲开幸福之门上的。对于这种里应外合的双簧戏，中国人民是实在见得够多的了。

　　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王朝，封建余孽陈焕章就组织了一个“孔教会”，说要以“大昌孔子”来“效忠素王”。英帝国主义分子、复辟封建王朝的鼓吹者庄士敦立即报名参加，声嘶力竭地叫喊尊孔是尊“历古相传之大义”。辛亥革命革的是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命，庄士敦却偏要翻这个案，认为这是违犯了“历古相传之大义”。目的何在？不问可知。

　　过了不久，正当野心家、阴谋家袁世凯通令全国“尊崇孔圣”，并带头演出了祭天．祭孔丑剧的时候，沙俄文化特务盖沙令从莫斯科远道来到中国，到处发表尊孔演说，胡说什么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竭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准备。

　　独夫民贼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以后，把孔子生日定为“国定纪念日”，宣布共产主义是“不仁的邪说异端”’“‘剿匪’（应读作反革命围剿）就是行仁”。当时有个美帝学者也在大肆鼓吹“儒教是支配一切的”，其教义是“对人友善”。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在支持蒋介石这个妄图“支配一切”的反动独裁者实行卖国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大汉奸汪精卫也热衷于“纪念孔子”，胡说只有卖国才能体现“儒教的真精神”。此论一出，日帝学者盐谷温立即表态支持，声称：“今天如果要把中国从危亡中救出来，舍复兴孔教之外无他法。所称东亚新秩序此语，如果换句话，就是要‘恢复孔子之教’是也。”真是一语破的。原来“恢复孔子之教”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

　　尊死圣人，从来是为了尊活“圣人”。在中国，尊孔就是尊反动派，尊卖国贼，尊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这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也就是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口口声声“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的原因。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

　　孔子这个人，无论在生前或死后，他的命运都是和没落阶级的复辟活动担结在一起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样如此。叛徒刘少奇风尘仆仆地跑到曲阜“朝圣”，口口声声“孔老夫子伟大”。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不读书，不看报，却也要充斯文，宣扬孔学“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搞倒退，复辟资本主义。今天社会帝国主义的尊孔，也和过去帝国主义者的尊孔一模一样，尊的是那些反动派、卖国贼，即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正如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的一位部主任所供认的：尊孔的“现代题材和历史题材配合得很适当”。说得更确切一点，应当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古代的和现代的孔夫子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使苏修把中国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的指望落了空，这当然难怪它要如丧考妣、悲痛欲绝的了。于是，又是追悼，又是招魂，在莫斯科惊恼交加地演出了这样一出尊孔的闹剧。

　　支持反动，就必然反对进步。要否定今天中国人民对孔子的批判，就一定要否定历史上进步阶级对孔子的批判。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家和秦始皇就成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及其外国主子的主要攻击对象。在莫斯科演出的这出尊孔闹剧中，苏修学者气急败坏地声称：法家的主要罪恶是“加强法制”，而孔子和儒家则是讲“仁”的。一联系“现代题材”，“不仁”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罪状，而讲“仁”则成了苏修及其在中国的走狗的功德。

　　法家是讲“法治”的。“法治”者，专政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不实行专政的阶级？从来没有过。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对反动的儒家进行了批判，明确宣布要实行地主阶级专政，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复辟分子，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其实，儒家又何尝不要专政，不过是不要地主阶级专政而要奴隶主阶级专政罢了。孔夫子宣称：“仁”者，爱人也。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上了，这算是什么“仁”？根本是在骗人。孔子提出“仁”，反映了他不仅是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残忍而又阴险的伪君子。

　　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共同特征。“历史题材”是这样，“现代题材”也是这样。就在苏修大骂法家“加强法制”，并用以攻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他们却在国内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即所谓苏联的法制“落后于生活”。苏修的内务部长在一九七二年的报刊上大声训斥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的“工作规模和效率还不完全符合生活的要求”，叫嚷“不允许任何偏离法律要求的现象”。它强调用法律手段来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强劳动纪律，这就明明白白地把苏联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成了专政的对象，表明了勃列日涅夫之流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孔子也好，苏修也好，都是一些十分虚伪的家伙。他们口头上都讲“仁”，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以便他们自己实行反动阶级对革命阶级的专政。

　　莫斯科的尊孔丑剧闹了半天，响应者寥寥无几，很有一点演不下去的样子。聊可告慰者，前一阵子，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了一次“祭孔典礼”，在“钟鼓馔玉，礼乐倏舞”声中，咒骂着中国人民的批孔是“用马、列、斯的所谓‘不断革命’与‘斗争到底’教条，企图消灭孔子所主张的仁义道德中心思想”。这几句话真是说得妙极了！它从反面说出了马列主义和孔学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这样一个真理。但在苏修的《历史问题》杂志上，竟有位历史学家觍着脸说：首先“宣布人民的利益是治理的最终和最高目的”的，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孔子和孟子。在一个自称“马列主义者”的口里，尊孔的调子唱得这么高，真是绝妙地揭穿了苏修口头上讲的“马列主义”，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共产主义。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批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

　　莫斯科的尊孔闹剧至今还在继续闹着。它能闹出个什么名堂来呢？鲁迅早就说过：反动派“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用这块砖头敲幸福之门，老沙皇以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用这块砖头敲侵略中国之门，但结果都是门没有敲开，反而敲破了自己的头。今天，社会帝国主义又沿着这条老路用孔夫子这块砖头来敲中国的大门，作为这出闹剧的目击者，我们不妨提一点意见：你们的老祖宗老沙皇横敲竖敲都碰了壁，难道你们这种拙劣的表演还会有更好的下场？

《红旗》1974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