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 性” 与 “本 性”

河北正定县三角村大队贫下中农评论组
《红旗》1976年5期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是一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泄刻骨仇恨的黑话。它活活地勾画出邓小平的反动嘴脸。

  邓小平真的“记性不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都忘记了”吗?根本不是。正象受伤的豺狼忘不了猎枪,地主老财忘不了土地改革运动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邓小平,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怎么可能不仇恨怎么可能忘记呢?事实上,他重新工作以后或做报告,或谈话,或指使人炮制文章,有哪一天不是在制造反动舆论,攻击文化大革命呢?又有哪一天不是在盘算把文化大革命翻个个儿,重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重点整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了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他耿耿于怀,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就借口“整顿”,妄图把那些人重新扶上台,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成长的青年干部全部打下去,这是“忘记”了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而他一有机会就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横加指责,百般诋毁,什么教育革命是“不读书”呀,什么革命样板戏“卖不出去票了”呀,什么赤脚医生“水平低”,“不能一步登天”呀,等等,等等,必欲加以扼杀而后快,妄图全盘恢复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这是“忘记”了吗?邓小平自己的行径戳穿了他自己的谎言。他所谓“一概忘记”,“不要想”,“不要提”之类的话,只不过是把真相隐藏起来,装出一副老实面孔,伺机卷土重来。古往今来,一切没落阶级的复辟狂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往往都要使用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反革命策略。秦国的奴隶主贵族公子虔反对商鞅变法受到惩罚以后,八年“杜门不出”,好象“都忘记了”。但是,当秦孝公一死他就马上进行反攻倒算,车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商鞅。苏联共产党(布)内的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反对列宁主义,遭到批判以后,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他们的“行动是绝对错误的”,好象认输了,“悔过”了。但是,没有多久,他们就进行猖狂反扑,最后竞在莫斯科举行了反动示威。邓小平玩弄的也就是这一套。

  然而,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邓小平一点都没有忘记吗?也不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他“都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帮助,他也“都忘记了”。想当初,他信誓旦旦,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检讨、表“诚心”,赌咒发誓“永不翻案”,“悔过自新”。可是,时隔不久,就“都忘记了”,自己说过的也不算数了。比如,以前他在检讨中说,“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但一重新工作,就又宣扬“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你看,他就是如此的翻脸不认帐。这不是他的“记性不好”,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难改。他所“忘记”的和不“忘记”的都不是他的“记性”决定的,而是由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本性决定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不承认他们的失败,总是要继续和人民较量。今天,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推出邓小平当他们的纳吉,这又一次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本性难移,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改也难。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经验也是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的好课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焕发了革命青春,青年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们大队的干部就是这样的。一些犯过错误的干部经常回顾文化大革命,由衷地感激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教育和挽救,从中吸取力量,鞭策自己,鼓舞斗志。因此,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充满朝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做出新的贡献。而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要我们把文化大革命“一概忘记”,就是要我们忘记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同走资派作斗争,忘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句话,就是要我们忘记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和基本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法宝。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决不会上当,坚决驳斥一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谬论,坚决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敌人越是起劲地攻击文化大革命,我们越是要对文化大革命大赞大颂,大书特书,把它载入史册。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永远不会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忘记”,相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将日益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日益显现出它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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