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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末，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1]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四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我们要按着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你们各位很长的时间都在工作中，没有机会学习和研究，身体有的还不大好。这次到党校来，不仅得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长期工作疲劳的同志有一个休养的机会。休养好了，学习好了，将来出去做事情。 在你们现在学习的时候，正是世界处在很大变动的时候。世界的变动各个时期都有。中国的社会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动，由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三次，现在要改变第四次。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封建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在完成这一转变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放弃领导权。 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党校第一部的同志从去年一直学到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顿三风，接受路线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它并没有完成。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那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赞成国共合作，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便要打击共产党，打击群众。果然，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渐掌了权，一九二七年他一到南京就明令“清党”，镇压共产党打击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抗战时期是在国民党反动十年之后，打内战十年之后。抗战是不是革命呢?抗战是革命。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搞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我们同他们斗争。你不要老百姓起来，我们要他们起来，一个要，一个不要，便有斗争。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那末，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的。在我们党内就曾经有一部分人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群众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脱离了农民，甚至连中等资产阶级也脱离了，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当前的敌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妨害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主要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国民党天天反对我们动员人民，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对这些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含着争夺领导权。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3]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革命都属于头一个换朝。头一个换朝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完成了呢?还不会。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出去了，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没有完成，就是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实施也还是不充分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艰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搞了四十年，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艰难曲折的。国共合作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搞了三年多；接着是国民党的十年反革命；现在抗战，国民党搞两面政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干这两个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反对胡宗南进攻、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4]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刚才讲了两个革命，而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如果我们的党更统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断定，中国革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从今天做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的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但是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同志们!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是推翻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今天还在抗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我们也不愿意同他们打仗。但是，看样子国民党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了他们的大当。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那一次的，不仅有我，还有周恩来同志和别的一些同志。我们都和国民党人在广州开过会，那时候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不懂得，什么力量也没有，是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搞起来的。搞起来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的那本书上还在骂共产党。这次国共合作，我们可不要再上当了。 在党校的两年中，你们要参加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此外，军事班还要学军事课，文化班还要学文化课。一共是六门课。今天开学以后，你们就要开始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有的人已在前方参加过整风了，但是还没有在延安参加过整风。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另外，还要学党的历史，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都要学习，进行分析和研究。关于学习的方法，季米特洛夫讲过，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今天开学，我就是讲清楚这个方向，使同志们可以安心，这样学下去对你们有帮助，对全党有帮助。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彭真，一九○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正确选择干部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4]刘志丹（一九○三——一九三六），陕西保安（今志丹）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四五月，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九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一九三六年三月东渡黄河参加东征，四月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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