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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我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昨天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手是我们自己的，放不放在我们。谁不叫我们放手呢?有许多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纲中有一条是“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比如军事的统一，那就是要我们把军队统统交给他们，不要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斗争早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2]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内战时期我们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冒险主义相区别。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作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宣传这条方针，肯定这条方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报告[3]，都是贯穿着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针。阶级不消灭，我们的这条方针是不会取消的。由于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会有变化，但总方针是不变的。至于如何实行这条方针，这须要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内部联系来决定。 一 国际形势 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4]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5]的决定。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6]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7]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同志们，一九四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一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8]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9]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六百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二千万万，有人说是一千八百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说过去六百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二千万万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10]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 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11]，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第一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12]，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13]，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14]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15]，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6]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十七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17]，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 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18]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19]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一九0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六十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0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0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20]。“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1]，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这两个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们!我们党是最公平的，最讲道理的，大多数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们也要求集中。我们党内的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他们不会不懂得集中，也不会妨碍集中。当然，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它，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干部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22]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现在高干会议已开过两年多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关系是不是彻底好了呢?我看还没有。在座的有许多是边区的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的结论是有害的。说有很大的进步，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努力，并且要抓得很紧，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紧就容易动摇，因为我们军队的同志两只耳朵经常听到的是地方对不起军队、老百姓对不起军队这些话。对这个问题，也要有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解决。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所以，军队的负责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军分区的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团长以上各级负责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有许多事的确是地方也有不对的，如果不讲这一条，军队也不服气。但是，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23]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我们军队的同志，老干部是主要的骨干，这里强调“主要的”三个字。在将来，再过二三年，抗战初期入党的干部，有些就要参加到骨干中来了。现在有许多力量是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以后的干部领导的，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干还是老干部。现在北伐时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内战时期的干部不到两万人，时间越长老干部就越少，新干部就越多，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要接上来。军队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的问题，我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已经讲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老干部即抗战以前的干部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六中全会[24]时我就讲过，老干部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这个估价是很高的，这个估价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也是全党的估价。老布尔什维克是领导的骨干，严格地说，我讲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每一个军分区、每一个军区应该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些，这样才是对的，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现在我们的很多部门、很多机关，距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是，而且早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加倍努力。 我们的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军队的负责同志应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系统的说明，下面的干部战士就不信服，他觉得你说的总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这一条。少奇同志、总司令[25]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26]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27]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28]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们做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怄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29]，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30]，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31]。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32]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关于政治路线 我们大会给了我们一个检查全国工作的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检查全国的各种工作。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几句:在八年抗战中，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过错误的。我这里不讲错误的大、中、小，也不讲或者是路线的，或者是严重的原则的，或者是个别问题上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内。第一、第二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七)关于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来讲，就是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说不清楚，还要大家研究。 (八)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的。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33]，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 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34]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35]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36]、《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37]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 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38]，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东省会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三月二十日，蒋介石谎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2]汪精卫，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其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面目逐渐暴露。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分共”决定，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3]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旧金山会议，见本卷第352页注[12]。 [5]克里米亚会议，见本卷第268页注[2]。 [6]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 [7]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新的译文是：“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卫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8]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9]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10]张伯伦（一八六九——一九四○），英国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任英国内阁首相。他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既成事实”，实行妥协。 [11]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该报社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 [12]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13]斯科比，见本卷第353页注[19]。 [14]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公元前六三二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楚军占优势。晋文公令晋军退却九十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打击，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15]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16]语义出自宋代张载《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17]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18]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L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19]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20]见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中华报》。 [21]见《孟子·告子上》。 [22]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23]张国焘，见本卷第101页注[7]。 [24]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25]指朱德。 [26]王实味，见本卷第286页注[11]。 [27]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8]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9]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0年五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30]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是一起重大历史冤案，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1]“抢救运动”，见本卷第157页注[10]。 [32]九条方针，见本卷第35页。 [33]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见本卷第354页注[31]。 [34]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35]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诗，见龚自珍《已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36]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37]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一九一六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为复社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作《鲁迅先生全集序》。 [38]见《列子·汤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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