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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事计划，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2]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3]，现在决定分开打[4]，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今年我们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现在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山东的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甘宁边区还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敌人的进攻，这就为以后转变局面打下了一个基础。过去一年消灭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我们伤亡三十几万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现在我们有主力部队九十万人，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如能把主力扩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就足够解决问题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众叛亲离了。当然还没有到彻底孤立的地步，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在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顽固派的方针就是孤立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方面要作若干让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批评顽固分子。我们没有犯像美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5]，也没有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转变方针，那样就来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经过长期地教育群众，我们党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条口号[6]。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还要几个月，到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而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抗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黄炎培[7]在抗战时期对新四军很满意，但不能和我们共同抵制国民参政会[8]，现在他对苏北的土地改革不满意，但能和我们共同抵制伪国大[9]。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犯过“左”的错误，一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在我们是一律平分；二是在城市中没有建立统一战线，不团结民族资本家，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关于国际情况，英、美继续联合在一起，企图孤立苏联，似乎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10]关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的原则发生了动摇。现在虽然还不能说英、美、苏一定不会共同签订对德和约，但分别签订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是对于七大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的一个修正，但现在还不能作最后的结论。出现了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企图搞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各国革命统一战线也大大发展了，这个统一战线将要战胜反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不要来一阵风就被吓倒，对形势要作分析。中央今年二月一号指示[11]中提到的三个因素——苏联的强大，各国人民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旧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迫使英、美和苏联进行贸易，给苏联以建设的机会，给中国革命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的机会。上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不能不和苏联复交。波立特[12]说一九二八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反共的最高峰，而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使这一高峰下降。现在的反苏也只是限于宣传和外交方面。反共实际上是反对各国人民。各国反革命和中国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外强中干，这是由于他们存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蒋介石的总动员令[13]就说明了这一点。总动员令还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使要求和平的人民认清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本来面目。分析形势，要看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发动突然的进攻，这些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内部紧迫的危机，美国即将到来的危机，终归要使他们走向众叛亲离。众叛是群众不要他们，亲离是内部不和。蒋介石内部不和，蒋、美之间也不和。 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要学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可以教育好，少数教育不好的清除出去，有利无害。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相信西北局的同志可以实现这个任务。 金融、贸易系统存在的根本错误是两个:第一，只看财政不看经济，只看少数不看多数。不知道金融贸易系统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针，其他方面的工作就难以着手。第二，没有对外严格统制，大公、小公、群众贸易都要严格统制，这是任何弱小革命力量对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作斗争时所必须坚决实行的。总之，以后一个时期应该坚持自给自足、对外统制、军民兼顾的原则。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有困难的，必须有步骤地去做。 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去解释。敌人把取胜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入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入口，而由自己生产。中纺公司的布又好又便宜，我们还是要禁止入口，发展农村的自纺自织，只有这样才有活路。金融、贸易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一定要实行军民兼顾。 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当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14]，同地主阶级也搞统一战线，这并不影响下层政权，也不限制群众的斗争。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旧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15]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16]，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流中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要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这种做法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造成强迫群众去做。西北财经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央领导上也应该负责。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对错误采取尖锐、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陕甘宁这个区域有几个有利条件便于团结群众坚持斗争: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这是就整个边区来说的，但三边[17]、陇东及其他某些县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腐化得不可救药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教育的，他们在工作中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交待得不明确。领导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本篇一是毛泽东的讲话，二、三、四是毛泽东的插话。 [2]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参见本卷第258页和第264页。 [5]指白劳德解散美国共产党的错误。一九四三年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后，当时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白劳德，用“阶级合作”的观点来解释德黑兰会议，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表了《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认为，要实现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合作，无产阶级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取消自己独立的政党。一九四四年五月，白劳德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组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错误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一九四五年六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七月，又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 [6]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七”纪念日发布对时局口号》，其中提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饥饿、独裁、卖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项主张。 [7]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上海川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8]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决议设置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一定作用。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9]见本卷第201页注[14]。 [10]德黑兰会议，是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关于加速打败法西斯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波茨坦会议，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七日至八月二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的进一步商讨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及苏联对日出兵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经中国政府同意，于七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11]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1217页）。 [12]波立特（一八九○——一九六○），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13]总动员令，指国民党政府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发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14]“三三制”，见本卷第225页注[13]。 [15]五四指示，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6]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侯外庐（一九○三——一九八七），山西平遥人，历史学家。 [17]三边，指陕西定边、安边和靖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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