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和群众商量

陈伯达(1947.07.07)

　　　　　（一）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思想方法。

　　"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是往往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们共同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上面这些话，是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序言"里所写的。"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与了解他们，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上面这些话是毛泽东同志对一个外国记者所谈的。大家看！一个中国有历史以来的最杰出、最伟大的人民领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导师，他对于自己的看法不过是群众的小学生。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伟大。毛泽东同志的所以能够最正确地指导中国人民事业前进，指导中国共产党前进，就是因为他能够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能够集中群众的意见，变成指导的智慧。许多人都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但是往往把他看成奥妙的，似乎不能为常人所理解的"天书"。忘记了或者不愿意学习毛泽东同志这种向群众学习的主要思想方法，而就成为许多同志犯错误的根源。事实上，毛泽东同志这种主要思想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与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给群众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与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个主要思想方法，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所遇到的困难，不是个人有没有能力的问题，而是肯不肯下决心的问题。这是换脑筋，这是思想的革命。

　　　　　　（二）两条不同的工作路线

　　做任何事情，归根到底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官僚主义的路线，就是命令特长主义。只是向群众强迫，只是简单地向群众要东西，只是闭门造"计划"，造"公报"，千篇一律硬套在群众上面。又一条是群众路线，乃是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给群众东西，随后才用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几的力量向群众要东西。至于所要的东西，就是为的用在群众的事业上面。而不管在任何场合，决不是从超空间，超时间的"公式"出发，而是从当地当时群众的具体情况出发。前一条的路线是反毛主席的路线，后一条路线，就是毛主席的路线。按照前一条路线做事情，就必然把事情办坏，就必然引起群众不满。而凡是把事情做得好，能受群众充分拥护的，总是按照后一条路线去做的。按照官僚主义路线办事的同志，或者觉得他们那样做也能够"完成任务"，而且还可以"做得快"，省得"麻烦"，实际上这类同志完全不了解我们的任务没有别的，我们的任何任务都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利益。一切任务都必须首先和人民群众商量，在群众面前弄清楚，在群众中充分讨论，为群众所同意，并由群众自己动手起来。这是群众路线，又正是对人民负责。刘少奇同志在修改党章报告上说得好："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之责…………。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对党最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要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一切事情经过群众路线来考虑，来进行，就是对人民负起责任。而官僚主义路线的态度，恰不是对人民负起责任的态度。盘旋在他们脑中的对上对下，都是"命令"的简单两个字；见之于他们行动的对上对下也都是"命令"的简单两个字。他们割裂对人民负责与对上级机关负责的联系；他们既不考虑"任务"与人民利益的联系，而且往往把原来正确提出的任务，用简单的方法，用几个干部决定，"布置"下来，强迫群众去执行，不和群众商量，不让群众自由发表意见与决定问题，或找出解决问题的道路，甚至对于群众提出意见或问题，预先即已在干部中布置了"答复"。他们完全不待群众的思想成熟与行动成熟，自己想干就干。结果即使任务的提出是正确的，任务也似乎"完成"了，但也会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并且即使是给群众东西，但那并没有和群众仔细商量，没有通过群众自己的思想和力量，第一，就不会给好，不会给得妥当。第二，群众对于所给和所得的东西，会抱着消极和怀疑的态度，或者不乐意接受。第三，结果所给的东西是不巩固的，还有可能丧失。所以那种企图避免"麻烦"，结果就会造成更大更多的麻烦来。为人民立功这是好事，这是我们共产党员要做的。但要指出：有些同志不管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事情，乃是为着自己标功。从自己"标功"、"争功"出发。他们追求的是简单的数字（天晓得！那种数字还是可以随自己的主意编造的），是以能够填出表格为满足。他们只希望上级机关奖励自己的"功劳"，而没有想到一切功劳是必须经过群众批准才算的。有这种想法的同志，他们办事便是以官僚主义路线的方法来代替群众路线的方法。而事实上，他们所立的"功"，就是很可疑的。有事和群众商量，这是毛主席群众路线主要的精神。毛主席对一个外国记者还说过："在我们工作中决定的因素，是我们总是去发现哪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而哪些政策老百姓是有意见或提出反对的。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大家咀嚼毛主席这句话吧，"只有证明了为大众所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但是，怎样能够决定，又怎样能够证明什么是大众所拥护的政策呢。显然的，如果不从群众中来，就不能决定也无从证明。就是说，必须要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向他们学习。在决定我们党的政策的时候，在执行我们党的政策的时候，在检查我们党的政策是否正确的时候，都离不开群众的意见，都必须以群众的意见为准绳。毛泽东同志说："这是最基本的关键。如果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是在真正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着的，如果在这奋斗中他们是忠诚的，他们有无限的倾听人民意见的机会。（前引毛主席对外国记者的谈话均见新华书店编印的"毛泽东印象记"）大家听吧，把毛泽东同志的话反复地来说，那就是：能够无限地倾听人民意见的，那才是真正地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工作着的，那才是在为人民事业的奋斗中是忠诚的。那末，任何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任何一个毛主席的学生，就必在此受得起考验。

　　　　　　（三）群众有无限的思想创造力

　　显然的，在共产党内也有某些党员瞧不起群众的意见的；认为群众是"无知"，而自己总是"聪明绝顶"的。因此有事也就不愿和群众商量，一意孤行。必须警醒，这种共产党员，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他们这样，是把自己的观点落到国民党的观点里面去了；这种观点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和共产党的思想不能相容的。"众人是圣人"，这是民间的一句老话；大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有群众才具有最大的创造力，只有集中大众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事实上，任何困难问题，自己在脑中想不通的东西，一和群众商量便能迎刃而解，豁然贯通；这是许多在革命上有经验的同志所熟知的，特别是毛主席经常用这种经验告诉了同志们。不幸的就是我们有些同志时常对于群众的创造熟视无睹。他们认为那不过是"小小的"一句话，或一件事，用不着去惊奇的。就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到处都有群众的创造。举例来说，根据一位同志的反映：一九四三年闹减租时，静乐圪垛村有一个地主想逃避减租，使用鬼计耍手段，要卖地给几个富农和富中农，说好了，价钱也定了，正要定契，可是许多贫苦农民，就利用了民主政府法令的保佃权，没有让他卖成。四四年闹清算时，那个地主退出了二百亩地，三座院子。原来这二百垧是由三家富裕中农包租下来，先自己把好地、坪地种上，再把剩下的坏地租给二十五户中贫农，地租摊款好地坏地一样。因为这里边有剥削，村里人就叫那三家为"二地主"。这时地主退出，那三家企图垄断好地，对群众说："以前谁种的地现在退给谁。"群众们说："还地租了三辈子，坪地、坡地、好地、赖地谁也种过，你们给我们哪一件子？你们现在全种的是好地，你们要把好地全分了，剩下赖地给我们，我们不要！"那三家说："要提起以前来闹不清。"但群众就主张和那三家算帐退租。那三家又不想退租，又不愿给群众好地，村里吵成一片，闹不清。一位干部当时没有把握，有一天遇到三个老汉，他们就提出了意见："把村里有地的人抛开，从没地的人一圪截一圪截的分。"（⑵⑶）这意见就启发了干部们的思想，开了群众会，群众把那三家驳倒了。分地时，干部说："怎么分？"群众说："从根子上分，地少的先分，地多的后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结果组织了"土地分配代表委员会"，按照群众的原则，从村里最穷的起，按人口把土地分配了。在减租清算时代，这可说是群众一种很大的创造。这个创造，第一、阻止了地主把土地转化为白洋，躲避土地改革的企图。第二、说明地主几辈子的剥削，好地坏地谁都种过，改变了当时许多地区"谁种归谁"的不公平分配的方法。第三、按人口实行公平合理的平均的土地分配方法。当然，我们接触的这个材料还不很完全，而当时这种创造，无疑地也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粗糙的。但是这个例子就充分说明了群众的创造力。按照一位干部的回忆所说："七、八天我们干部愁得闹不开的事情、经过群众，听了群众的话，一夜就什么也解决了。"再举例来说，最近临县郝家坡的土地分配，群众早有新的创造，即重新将土地评出产量，定出一种产量标准，按人口和贫苦程度平均分配。如每人分一石五斗产量地，而且是就无地少地农民的贫苦程度再分为三等，定出三种产量标准，按等级平均分配。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是无地贫农和赤贫为第一等，每人（外地复员军人和单身汉以二人计）分两石产量的地；缺地很多的贫农为第二等，每人分一石七斗产量的地；缺地不多，但须补地的次贫农为第三等，每人分一石五斗产量的地。据群众意见这种办法最公平（按产量），最合理（分等级）。因为按一种产量标准平分，无地的和赤贫，此次贫农还是吃亏，这个创造的内容，就是解决了按贫苦程度分配的原则。

　　此外根据各地土地改革的工作团的报告，各地群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创造，简直是很多很多的。群众的创造总是生动活泼的，他们没有死板的公式，没有死板表格，他们是按照具体的情形加以揣摩，而各县以至各地乡村具体的情形，时常是有自己的特点，或者有差别的；因此创造的东西就有极丰富的、复杂的多样性。这种根据自己乡村具体情况的群众自我创造，适合了群众的要求，因此就为群众所拥护，就有最大的生命力。只要我们能够真诚地谦逊地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善于启发，那末群众的创造力就会不断地、无限地涌出来。相反地，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傲慢和武断，对于群众的意见不是倾听，而是不理；不是启发，而是压制；那末就一定损害群众的思想创造力。可以说毫无例外，各个工作团到各地方，凡是工作有多创造，而做得最好或较好的，一定是因为和群众商量得最多；凡是工作缺乏创造，而做得较差最差的，一定是因为和群众商量较少，或者是没有和群众商量。多数事情做得好，而有一件两件做不好的，大概也总是因为这一件两件没有先和群众商量。不和群众商量，就不能知道群众的需要，就不能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不能确定为当地、当时群众所确实（是说确实的、不是说表面的、形式的）能够拥护的工作步骤与斗争方针，就不能够照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提高群众的觉悟（由个别利害的觉悟，提高到一般群众利害的觉悟；由经济的觉悟，提高到政治的觉悟）；就不能使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成熟起来，自然而然地走向革命化；就不能使群众自己决定，并自己动手起来，按照毛主席所提出的自愿的原则处理自己的问题；就不能把问题解决得让群众真正满意；因此在工作上也就一定不能够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来。

　　　　　　（四）群众思想方法的特点之一

　　这里不准备谈群众思想方法一切的特点，这里只说群众思想方法一个最大的特点。群众（说是真正群众的）处理问题的所以容易妥当，容易公平与合理，就是很善于对各种事情不断反复地加以各种比较。比如前面引的静乐圪垛村群众对于土地分配的看法，便是做了各种比较；不只是比较现在，而且还比较过去；（如说"这地租了三辈子，坪地、坡地、好地、赖地，谁也种过。"）他们又比较地少与地多的，比较人多的与人少的。郝家坡群众把农民的贫苦程度分为三等，也就是一种比较、就是从反复的比较中得出结论。群众在考察问题时，经反复比较中找出差别，发现矛盾，因而又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比较当地当时具体的、真实的东西，订出处理问题的一般办法。又在处理问题时，大家更具体的一件一件地比较。比如在真正实行群众路线去分配土地的地方，群众就是对于每个具体家庭、每块具体土地，实行了这种反复的比较，反复的揣摩。按照人口需要与贫苦程度，比来比去，拉上拉下。因此就能够处理得妥当，就得到了公平，得到了合理。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群众的比较与揣摩，单凭工作团与少数人处理，就一定不能有公平，不能有合理。这种公平与合理，完全是由群众的比来比去而得的结果。

　　在各地方发生的干部问题也是同样。干部问题基本上是农民阶级内部的问题，是农民内部的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问题。哪一个干部是好的，哪一个干部是坏的；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哪点有功，哪点有过；哪点是优点，哪点是缺点；通常在群众心目中都是有一个比较的。把干部问题交给群众去批评、去教育、去处理、让群众们在集体的场合再加以一番认真的审慎的比较，那末就一定不可能发生个人的包庇、袒护，也一定不会有埋没。换句话说，就一定能够处理得妥当，能够公平，能够合理。这样使干部经过群众教育的大力量，获得了真正的改造；而且群众也教育了、改造了自己。这样就一定能够把干部与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弄清楚，而达到了干部与群众的真正团结。当然，群众并不是清一色的，群众包含有各种不同的阶层，以至不同的阶级。不但如此，在群众中，觉悟程度也时常不一样的，有先进、有中间的、有落后的，因此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在群众场合，他们也就会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加以比较；而比来比去，就会肯定出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或多数所承认的意见。经过群众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反复讨论（争论）、反复比较之后，最后大家或多数所肯定的意见，往往是最妥当或比较妥当，而错误性是最少或较少的。在群众的反复讨论（争论）、反复比较之后，正确的意见才会突出出来。而正确意见的被肯定，又往往是在讨论中和比较中更加充实起来，并吸收了各种意见中那些可能比较妥当的部分，集中为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正确意见。而那些不正确的意见，就会在这争论和集中的过程中淘汰了去。这种经过群众讨论与比较之后所集中起来的意见，乃是当地当时群众觉悟程度发展的尺度，我们办事是须要根据这个尺度办的。离开了这尺度，如果"不及"，就是右的机会主义；如果"太过"，就是"左"的机会主义，或叫做冒险主义，开门主义。一方面，我们不能迁就落后分子，而忽视群众正当的利益（例如雇贫农的利益）；但另一方面，先进阶级或先进分子的意见，需要取得群众多数的同意与拥护（例如雇贫农主动争取中农同意），否则就会陷于孤立。和群众商量，是在各种场合中进行的。个别的谈话，集体的谈话，小座谈，大座谈，不同阶层或不同阶级的谈话等等。只要我们用心，不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启发自己的思想。比如前述静乐圪垛村，关于分配土地的方法，就是一个干部偶然从三个老汉口中的话得到启发，而后再在群众会上展开起来为群众所明确的肯定。当然，对于群众意见采取自流主义的态度也是不对的；领导的人同样的需要把群众那种比较揣摩的方法，化为自己领导的方法。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加以比较、揣摩，看出它们的不同阶级内容，看出它们的合理或不合理，而加以选择、融会，肯定与否定，联合或斗争，而确定问题，确定政策。通过群众自己，以步步提高群众的觉悟。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反复比较、揣摩的方法，这是群众的真正科学分析的方法。这方法，无疑地是需要为我们一切工作者所学习的。有了这样的分析方法，就能够避免个人的冲动与武断；而在任何场合，都可容易避免错误。

　　　　　　（五）放手走群众的路

　　孟子书上有一段话："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这段话很好。照我们的情况来说，就是这样：根据干部说的话还不行，根据积极分子说的话也还不行，根据群众说的话就行了。有事只和干部商量是不够的，只和积极分子商量仍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和群众商量。这对于我们干部是极重大极严重的问题。过去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实行毛主席这种态度、这种方法。我们党的政策，原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下级干部没有执行政策的群众路线，有了好政策也是枉然。我们干部必须坚决彻底地抛弃官僚主义的老一套。概括前面所说，可以归列下面几条：（一）大家都齐下决心，真正学习毛主席，当群众的一个小学生，有事和群众商量。（二）信任群众的正确，非群众决定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放手把问题交给群众去讨论和处理。凡是我们的错误，都在群众面前公开承认错误；群众所认为不适当的，决定听凭群众推翻，由群众来重新决定。要根据群众的意见，来改造我们的各种干部与组织。（三）不是硬套公式，而是从当地当时的群众具体情况出发。"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与提高群众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见"论联合政府"）（四）我们不是主张尾巴主义或自流主义。而是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转化为指导群众运动前进的指南针。把群众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转化为我们指导群众的方法。（五）这样就能走到领导方针及领导骨干与群众的一致，能够使得我们这个伟大的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每一步骤和每一行动，自然而然地走向使群众革命化"；并将巩固群众由斗争中得来的一切果实。最近有一个工作团从乡下回来，带来了那里一个农民所说的几句话："政治要放在民间；过去做事情是上头往下灌，现在做事情是要从下往上掏。"这几句话说得真好。我们现在做事情要和群众商量，就是要"从下往上掏"。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