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
陈伯达(1949.02.05)
| （一）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消灭了的地区，接管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公共企业（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等等），把官僚资本的财产变而为人民的财产，并使这些企业很好地继续进行生产，由为封建买办势力、官僚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变而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乃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任务之一。这个任务，现已日益繁重起来，需要我们同志更好地加以学习。
当着我们接管了如此庞大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企业，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办法去经营和管理呢？这乃是提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一个非常迫切而重大的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加以解决。但是，一方面，由于目前军事情况非常紧急，我们的许多干部还在忙于军事，无暇顾及其他；另一方面，我们的多数干部对于经营和管理大的工商业又还缺乏经验，他们还没有学会这种工作。根据这种情形，并根据共产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所已宣布的工商业政策，我们对于所接管的官僚资本企业，在目前应该采取下列各项办法来处理：
第一、当着我们去接管官僚资本企业时，一般地不要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就是说，不要打乱它原来的技术组织与生产系统，而要保持其完整。
第二、应该鼓励工人尽力保护、并责令原来在企业中服务的一切职员--工程师、技师、会计、监工等保护企业所有的财产（机器、房屋及一切资材）、文书、图表，不得有所损坏。除开少数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及劣迹昭著者外，凡愿意照旧供职的一切员工，应令他们照旧供职，支取原来的薪水和工资。如有在战争中逃亡、及不能照旧供职的负责职员，其职位可由原来的副手顶替，或者从原来职工中挑选适当者充当。如没有十分必要，不应撤换原来的职工。
第三、由人民解放军或民主政府派出军事代表或政治代表，对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实施监督。在特别巨大的企业中，必要时设立监督部（或政治部），除派遣总代表外并分派代表到各工作部门和车间实施监督。但此项机构必须极其简单，人员的配备只限在绝对必要的限度之内，以免加重企业中财政的负担。监督人员的任务，主要为下列各事：一、监督并保障生产的进行；二、防止反动分子进行破坏及怠工；三、学习管理生产，研究企业中的技术问题与财政问题；四、防止偷窃、贪污并消灭财政的浪费；五、在职工中适当地组织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有条有理的、启发式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勉强的、硬灌式的）；六、协助职工组织工会及消费合作社，发现并挑选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和干部。
第四、废除原来企业中吸血的官僚制。在调查研究仔细分别之后，把那些和生产事业没有联系的寄生官僚逐出企业，淘汰那些不事生产的、非技术的、在事务上挂名而领干薪的闲杂人员。
第五、在军事代表或政治代表监督之下，所有在企业中供职的职员，实行有职有权的责任制，事情如进行不好，须向负责任者追究责任，如有犯罪者，则把犯罪分子交给法庭处理。监督人员关于技术问题以及关于企业制度及生产组织事宜，如要有新的改变，新的计划，应事先切实研究清楚，并和有关人员商量，并在必要时先和工人群众商量，而后作出决定，经过上级机关批准后，才得执行，决不应草率地鲁莽地从事改变，引起企业中的紊乱，妨害生产。
第六、在目前军事正紧的时候，如要即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改订工资制度，那是困难的。至于老解放区原来那种因袭供给制度而来的工资制度，也不适用于大城市的大企业。因此，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最初一个时期内，不应该只凭自己主观的想法，没有妥当的根据，即忙乱的改订工资制度与工资标准，而应该暂且实行原来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按照各项物价变动的情况与我们的币值，加以适当的计算，使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所得，不低于在解放前的实际所得（在计算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工资时，则应以解放前一个短时期大约三个月的平均的实际工资为标准）。同时，在这种旧工资的基础上，为着提高职工们在解放后新的追求进步的生产积极性和减低生产成本，可规定若干临时办法，对于那些积极工作、善于节约、爱护公物的工人、技师和各种职员，给以应有的奖励，而对于那些怠工、浪费物资、偷盗、贪污、舞弊的人则给以应有的处罚。至于合理地改订全国各企业的工资，则待有可能时，我们当召集适当的会议来加以处理。在目前企业全面改订原来的工资制，或以老解放区的工资制去改订原来的工资制，都是错误的。但在某些地区，例如在东北，已经初步订立了比较统一的工资标准，则应保持并加以改进。
第七、所有各企业业已实行多年的对职工的各种奖励制度、保险制度，例如企业中的退职金、养老金、抚恤金、假期照给工资制度及铁路上的年终加薪等，凡过去已实行多年，现在仍在实行者，我们接管后，当一律照旧实行，不得取消。但国民党在战争时期所实行的某些临时补贴办法，则可加以改变，这种改变亦必须使工人所实得者不少于国民党统治时期。
第八、对于职工的考察，以在企业中的实际工作好坏为标准。
以上这些办法，虽然还不能合于理想地改善原来官僚资本企业的管理，但在目前情形下还是可以行得通的办法。（⑴⑶）
我们在接管官僚资本企业后，对于企业中的职工的待遇及劳动条件，将来是必须也可能加以改善的，但在目前军事时期，这种改善，一般还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向职工群众说明暂时不能改善职工生活的理由，但职工原有的生活水平及其业已实行多年的待遇与劳动条件，我们必须全部承认，尽一切可能照旧实行，而不应降低职工原来的生活水淮，更不应取消企业中原来对职工有利的任何条件。但是如因一时财政困难，不能全部发给职工工资及奖金恤金时，则须向职工说明理由，暂时地部分地欠发，请求职工原谅，以待将来财政有办法时再行补发。同时，又须向职工说明，在解放区由于实行土地改革，人民民主和生产节约，虽在战争期中，仍能保证物价上升的平稳，较之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腾、通货膨胀的情况，完全是两个世界，故职工生活实已有了初步保障。
很明白：我们接管官僚资本的企业机构，必须和我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机构（即旧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各级政府机关、宪兵、特务机关、警察、监狱等等）的态度完全区别出来。我们要打碎国民党的政治机构，而代以人民的政治机构，要彻底破坏国民党反动派一切残暴压迫人民的、从中央到保甲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而代以人民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对于官僚资本的企业机构就不是什么"打碎"的态度。我们反对打乱原来的企业机构，问题就是因为它是经济机构，是生产机构，而不是政治机构。（按：我们打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机构，但对于旧衙门的房屋和文卷之类也不是要打碎，而是要保护和保存下来，这好象在前线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军队，解除他们的武装，同时又必须把武装保护与保存起来，转而成为人民的武装一样。除了惩办首恶分子破坏分子以外，对于旧的政府公务员，我们也不是一律排斥，而是在经过必要的训练后，可以酌量任用的。这些不在本题之内，这里不用多说。）
同样地很明白：我们接管官僚资本的企业，和我们接管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关也有一定的区别。我们保护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一切普通学校特别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的学校和课程，应该保存下来，继续上课，那更是毫无疑问的。一切尽忠教务的教职员应该照旧供职，那也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旧的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所主持的文化教育机关，乃是服从于该统治阶级的目的，使该项机关成为其统治机构的附属部分，其中学校的教育方针与课程，很多是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有的教员公开为旧的统治阶级辩护，撒谎造谣，而反对人民。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机关，包括旧的学校、报纸、电影、戏剧等，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该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压迫与麻醉人民的工具。因此，在人民成为统治的主人之后，对于旧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必须加以很大的适当的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而在我们接管时期，首先要禁止的就是国民党的法西斯党义之类的课程，并禁止国民党特务分子继续担任教职。至于我们接管官僚资本的企业，首先就还谈不上改组那里的技术与生产组织之类的问题。我们在接管官僚企业时，首先的任务是要使那些企业马上有效地动作起来，为人民进行生产，而要它马上有效地动作起来，就不能够随便打乱它原来的机构，并且完全必须让一切尽忠职守的旧的职工继续工作。
事实上，我们已有很多同志了解这些道理，学会了接管企业的工作，善于按照中央的政策处理问题，而在解放的地方把接管工作做得很好，并使机器很快地转动起来。可是我们也还有不少同志还没有了解这些道理，还没有学会按照中央的政策来进行接管的工作，他们在接管时，没有必要地派遣不熟悉该项事业的人员去代替原来的人员（例如有一个地方铁路局的工务、机务、运务三处处长被我们三个外行的同志所代替，结果使人家看我们同志的笑话）；没有必要地打乱原来的生产组织和技术制度，甚至是完全多余地去改变名称（例如有的地方一定要把监工改叫股长，把工头改叫组长等）；尤其错误的，就是：有的接管人员擅自降低职工的实际工资，改变在企业中多年存在一直实行的合理的劳动奖励制度与劳动保险制度等等，因而影响了工人工作的情绪。由于有的同志，有的地方，不善于进行接管企业的工作，也就延迟了生产的恢复，甚至使该项企业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或破坏。我们需要急于改正这一类不妥当的处理或错误。
（二）
一定的革命，推翻一定的旧的生产关系，其标志就是一定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封建的与半封建的土地所有权转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所有权转变为人民公共的所有权，这就是现在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两种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这种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是以政权的转移为其前提的。我们同志以人民的代表的资格去接管官僚资本的企业，这就是官僚资本的财产转移为人民的财产。这个接管，就是表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代替了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当这个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入于人民之手而变成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企业的时候，它也就是由"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变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而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国家经济，按其实质说来，已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而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了。列宁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不过是由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制前进的最近一步而已。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过是把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制转过来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于是也就不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了。"（列宁论"灾祸临头和防止之法"）。所以，这里的问题是企业归那个阶级所有；或者是归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封建买办的国家所有，而只代表四大家族及其他封建买办官僚的利益；或者是归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而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有权的转移，即完全改变了该项企业的性质。一切官僚资本企业在我们接管之后，一切在原企业中照旧尽忠职守的人们，他们已不是为官僚资本家而工作，而是为人民而工作了。原来企业机构虽然也是照旧动作起来，但那已不是为官僚资本家的利益而动作，而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动作了。问题的根本性质就在这里。我们不要打乱那和生产的进行相联系的原来的企业机构，根本的理由，一方面就是当官僚企业转变为人民的企业的时候，其中绝大多数的职员，包括工程师、技师、厂长及管理人员在内，将鉴于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是能够在同等待遇之下照旧工作的。而毫无疑义，工人们则将热情地工作。另方面，这类大企业原来的技术系统与计算制度，是在一定的科学条件之下组织起来的；单从技术方面来看，这类新式大企业的技术系统与计算制度，较之我们原来在老解放区因袭机关上的供给制度及半手工业方式所草率建立起来的临时性质的东西，是要更合于科学一些，更进步一些，因此，我们就不能够把原来那种机关化的供给制度或半手工业以至于是手工业的生产制度搬来，随便套上这类新式的大企业。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这样说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个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称邮局为社会主义经济底模型。这是很对的。现在的邮局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正在逐渐地把所有的托拉斯变为同一形式的组织。在那些工作过重而还挨着饥荒的"普通"工人们之上，这里存在着同样的资产阶级的官僚制。但是社会的管理的机构，这里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只须去打倒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手去压服这些剥削者的反抗，去打破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关；--我们就有一个没有'寄生虫'而是高度技术设施的机构，这个机构可以由团结着的工人们亲自来运用，同时雇用技师、监工、会计员…………"。
列宁指出："这是关于所有托拉斯的一个具体的、实际的、而且立即可以实现的任务"。列宁指出要"依照邮局的制度去组织我们的全部国民经济"，而使所有的技师、监工、会计员及一切官员"要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监督和领导之下"。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因此，现在我们这里是打倒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并不是打倒一般资本家。但是，当我们打倒了官僚资本家，接管了官僚企业的机构，消灭了那里的官僚制，实际上，也就如列宁所说的："我们就有一个没有寄生虫而是高度技术设施的机构"。当我们接管了这个机构，我们首先能够做出的是什么呢？这就是：要使那里所有的技师、监工、会计员以及一切官员放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把所有的机器都转动起来，而不是打乱它，更不是破坏它。在那里，我们现在所加上的，主要是派代表加以监督，领导生产的进行，防止怠工和破坏。
再说一句：不是打乱，而是监督。监督--这就是我们所必须马上学习而且能够很快学会的工作，是比较地轻而易举的工作。
国家代表的监督（我们目前是以军事代表或政治代表监督），加上生产中的职工群众成为主人之后的生产积极性与群众的监督，加上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政治教育，这样，就能够使我们迅速地恢复国民党那些吸血者、那批吃人的野兽所破坏或损坏的企业，迅速地发展生产的事业。
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官僚资本企业不要改造，不要改革。不，不是这样说的。要说改革的话，上面所说的废除官僚制，正是我们对于官僚企业机构的一种革命，正是我们进行的第一步的重大的改革。这类官僚企业机构，原来既然是四大家族及其他军阀官僚吸血的工具，这类机构存在了很庞大的官僚系统而无情地掠夺了工人，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不废除这种吸血的官僚制，我们就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前进。除此而外，全部企业组织，也还有很多是不合理的，对于发扬职工的积极性及发展生产是不利的，改革也是完全需要的。但是我们知道：要改革它，就必须首先了解它，熟悉它，精通它，而后才能根据一定可能的条件，用合理的制度去代替不合理的制度，用更高的技术组织去代替较低的技术组织。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没有接触，还没有熟悉，还没有掌握更高的技术与更合理的制度，就去否定和破坏原有的组织和制度，那就必然要引起混乱。只要我们对该项事业还是盲目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就无从着手；如果乱动一顿，就将是有损无益。因此，我们的改革，只能是逐步的，决不能是急性的。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已经学会了本事，能够进行这样伟大规模的人民革命，毫无疑问：我们也将学会本事，在我们革命的基础上，以历史上空前的速度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那时我们就将有比现在企业中更高得不可比拟的技术与企业组织。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点的时候，我们只得从现有技术、现有企业组织的基础上来开始前进。
（三）
国民党的吸血官僚们在日寇投降后抢劫人民胜利的果实，在其接收时，把日本帝国主义用中国人民血肉堆叠起来的殖民地企业机构，加以四分五裂，尽量破坏，使我们今天接管这一切企业的时候，受了浩大的损失。当我们接管这许多业已被国民党吸血官僚们打乱了、并且业已被他们大量破坏了的企业，为着使它们能够迅速为人民而恢复生产，就必须谨慎处理，而不要在国民党已打乱的基础上再加以打乱。
国民党官僚们分裂与洗劫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企业，是为了贪污发财。我们有些同志在接管时候，打乱一些原来的企业机构，不是为了贪污发财，而且时常是从革命的好心出发，他们没有做好，仅仅是因为不熟悉，而不是因为别的。我们这些同志只要一旦了解了这类道理的时候，也就能够把工作做得非常之好，这是已被证明了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一些同志在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对于原来的企业制度或人事问题常常犯了草率鲁莽处理的错误，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只是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小生产者的观点，手工业者的观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充满了散漫性和一孔之见，处理事情起来，自以为是，任意作主，而不是调查研究，不是虚心学习，不是按照一定历史的规律去引导人民的事业，特别是不善于发动、组织和倚靠企业中忠于革命的职工群众的热情和智慧，来推动与保障人民事业的前进。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严厉批评的主观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组织上，也就表现为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有害于革命事业，是早由中共中央所屡次指出来了的。
很明白：关于经济工作，我们在思想上必须继续严厉地反对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必须继续严厉地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而要求所有在经济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新华社陕北二十七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