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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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的《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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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