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前报上发表过一个摘要，现在发表的，是经本人略加整理过的记录稿。——伯达）

今天讲的题目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一年以来，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在科学界取得了胜利。右派在群众中被孤立了，中间的向左转。在学术界中情况很清楚，归根到底：或者是人民的朋友，或者是人民的敌人，中间道路是没有的。现在在工厂、农村里，人人在谈跃进，大家在努力争取我们的事业的跃进，这是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的新的革命气氛。

有人问：科学界要不要跃进？能不能跃进？如何跃进？既然我们的国民经济都在跃进，如果中国科学界不跃进，那不是脱离实际太远了吗？思想要反映社会的存在。跃进是可能的，是必要的；问题是如何跃进。一个题目可以写许多文章。科举时代，一个题目就有几千人应试，做出不同样的文章。对于“如何跃进”这个题目，大家也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文章，我今天做的是其中的一篇。

在我看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还是落后于革命的实际，但是八年多来成绩还是主要的：有一批新生力量正在成长；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很活跃；报刊上有不少好文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相当一批人已经转到或者靠近工人阶级这边来了，在学术资料的搜集上也是有成绩的。所以应当说，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成绩还是主要的，并且正在进步中。

为了更好地前进，要能够看到我们的缺点，并且努力改正这些缺点。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缺点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缺点之一，就是“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学风相当盛。有些人对于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似乎不感兴趣，很少去研究，而对于过去的事情，几千年前的东西，讨论得津津有味。历史是不是需要研究呢？当然是要研究的，但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充实我们的知识，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为历史而历史，为三代而三代，那就势必陷进无穷无尽的烦琐的考据、猜测和假想中间。烦琐主义，迷恋古代，这是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风气。胡适就是如此，闹了一下白话文，就去搞“国故”去了。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

我想引一段马克思对于思想工作的根本看法的话。他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１２１页）我们现在一些哲学家的文章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离开社会主义大革命、大建设的时代生活，就不能表现我们时代的精华，就不是战斗的马克思主义。

在喜欢研究古代的人里面，有些人以为，古代的问题，人都已经死了几千年，要怎么讲，随便你，不受约束。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当然，死人的问题多得很，有些问题或许是搞不清楚的，而且也不值得我们去把它们搞清楚，即使搞清楚那些问题，博得死人点头，并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地了解历史的真象，更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现实问题。对于我们所必须搞清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要能真正搞清楚，都必须认真地花一番气力，不花气力是不行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向哪一个方面进攻呢？要攻最困难的问题，不要去攻那些得不到结论、而且得了结论也没有什么用处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做考古的工作。恩格斯就考过古，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个著作。恩格斯研究古代社会是为了阐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向。他的这种研究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也具有现实的斗争意义。可惜我们有不少文章，远不是这样。我们应当和“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风气作斗争，扫除这种不好的风气。否则，它就会堵塞住我们马克思主义前进的道路。

我们是人民的战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我们应该面对现在，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现实的问题应该是我们研究的主题。从现实的问题出发，对于古代的问题也更好解决了。没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或许恩格斯也很难写出他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讲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在下等动物身上所透露的高等动物的征象，反而只有在已经认识了高等动物之后才能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９５５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６７页）这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给了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提供了一把钥匙；有了关于现代问题的科学知识，对于古代的问题就更容易了解了。我们懂得了现代，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去研究古代。这是一个方法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作这样一个建议：对于整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的布署，在哲学、经济、历史等等学科，应该着重研究现实的问题。古代的问题，要研究，还要作专门的研究，还要出一批专门家，但应该是在唯物史观总方向的指导下从各方面来作有系统的研究。研究古代也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孔夫子说过：“温故而知新”。“温故”也有个目的，目的是了解新的东西。连孔夫子都知道这个道理，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反而不懂，这就太说不过去了。

至于学校中的教学，当然必须按照学生增长多方面知识的需要，逐步地使学生们学得必要的历史知识，获得必要的文化修养，而因此，教师们需要在自己教授的功课上，尽可能地进行关于这些方面的充分准备工作，那是不用说的。

我们说，那种无目的的、烦琐的历史研究应该有个根本的改变，但是历史学家并不会因此而“失业”。对于我国历史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是很少；我国的古代历史和现代历史都需要认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年多了，每年都可以写编年史。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还都没有人认真地去写。如果要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应该研究一下三反五反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所提供的材料。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对于当前人民的教育，就很有好处。

学术要为一定的时代、一定的阶级服务，要表现了那个时代，才能对那个时代起积极的作用。就是说，我们的学术界不要总是面对古代，背对现代和将来，要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认识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全局的新面貌，认识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新面貌；要对于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经验，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在各个方面，在哲学上、政治经济学上和历史科学上，作出新的概括，使中国的学术成就大大地高出过去中国一切历史时代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厚今薄古。这样，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会对新中国的建设、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以下讲第二个问题，即边干边学。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对于如何学习战争，有争论。有人说，战略战术在书本上有，只要从书本上学。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认为主要地是从实践中学习。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７９页）这是就当时的内战问题而说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个方法问题有普遍性的意义。不论是对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边干边学这一条都适用。

似乎有这样一种说法：你没有进过大学，留过洋，得过博士学位，也不是国际上的名教授，搞什么学问呢！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瞧不起老干部，也瞧不起新干部，大模大样地看待学生。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学问可能很不少，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古今中外没进大学，没出过洋，没得博士学位，而很有学问的人也很不少，有的连小学中学也没进，还是发明家。进过大学得过博士学位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有学问的，如在座的就有许多；但是，这不等于一切进过大学、得过学位的人都有很大学问。过去考状元，状元的卷子，没有几份流传下来的。有学问的状元是有的，但是可以说有很多考上状元的人也不一定有学问，而许多“无名小卒”却在实践中得到很多的学问。

共产党员是行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八年来，我们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没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里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许多是在行动中学得的。当然，共产党员都应当继续边干边学，继续在行动中不断地努力学得新的知识，新的本事，不断地提高自己。

任何人都应当有自知之明。即使有了一些成就，但同中国人民翻天复地的成就比较起来，同一些伟大的科学家比较起来，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孔夫子说得不错：“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我们共产党员应该谦虚，不然，这个共产党员就很难有什么出息。我们应该尊重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在科学的面前，采取傲慢态度，是不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谦虚，是不是希望很大呢？当然也不是。谦虚有好处。客客气气，口头上讲讲我不行我不行，并不一定是谦虚，或许只是虚伪的“谦虚”。我们要说的，是实事求是的谦虚，是科学的谦虚。什么叫谦虚呢？谦，兼也，就是要避免片面性。所谓虚心，就是要让头脑腾出些地方，不要自己装得满满的，外面的东西才进得来。“心”（就是指我们说的头脑）如果不“虚”，而是塞得满满的，外面什么东西都装不进去，这个人还能希望得到什么新知识呢？我们共产党员有必要谦虚，一切知识分子也有必要谦虚。中国人民做出了多么伟大的成绩，而我们学术界做的成绩实在太少了，我们要赶上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跟着人民前进。

自卑是另一种错误。我们许多老干部、新干部、知识不多的人，在求知问题上，并没有什么悲观的理由。我想，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不必悲观。郭沫若同志在“金文丛考”一书的“重印弁言”中，介绍了自己写书时的一种心情，就是要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胡适之流挑战。他说：“我要向谁挑战呢？我准备向搞旧学问的人挑战，特别是想向标榜‘整理国故’的胡适之流挑战。从前搞旧学问的旧人，自视甚高，……因此，我想搞一点成绩出来给他们看看。结果证明：所谓‘国粹’先生们其实大多是假古董。”郭老提到胡适时，又说：“这位标准的买办学者，你看他是怎样盲目而无知！因此，我就准备拿点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这个狂妄的家伙。结果呢？我们今天也已经看得很清楚，那自称‘有东西’的家伙究竟有的是什么东西了！”看来郭老这段话，到今天还很有意思。右派向我们挑战，我们还要向他们挑战呢！右派他们有什么东西！我们边干边学，几年来学得并不算慢。右派说今不如昔，说过去多好，“胡适文存”一本又一本。郭老拆穿了这类假古董。我们还应该经过认真的研究，继续揭穿一些在人民面前大摇大摆的假古董。

凡是在人民面前翘尾巴、藐视人民的人，人民就有权利藐视他。其实，那类人也不会在学术上有什么真正的成就。我们的工作刚刚开始，但是在前进中。“谁笑在最后，才算笑得最好。”事实上，笑我们的人并不一定有学问，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学问。而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进步一定是很快的。

历史证明，凡是共产党员想学的东西，凡是真正为人民服务而百折不挠的人想学的东西，任何堡垒都是可以攻下来的。对自然科学如此，对社会科学也如此。在最短的历史时间内，在共产党员和党外许多学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学术工作，一定可以跃进。

（一九五九年第十三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