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齐哲文
【期 号】196405
【总 期 号】96
【页 码】6
【正 文】
当前，在哲学战线上，正在进行着“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反对“合二而一”论的激烈论战。杨献珍同志是“合二而一”论的首创者，他对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了一个完全歪曲了的解释，宣传和革命辩证法根本相对立的思想。他对矛盾的同一性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同一即等同论。这篇文章就针对这一点进行揭露和批判。
（一）
杨献珍同志宣称，同一就是等同的意思。他说道：“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这个同一是共同的东西”，又说：“这个同一就是要找出个共同点。”⑴他用不同的词句，再三地强调同一即等同的意思，声称这就是辩证法的同一。所以其中真伪和是非就必须加以认真分析。
同一，不是日常生活的用语，它是一个哲学范畴。在哲学中对于同一的认识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即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同一即等同是形而上学观点，它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同一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的一种关系。任何事物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所谓矛盾，就是这种彼此不同、互相排斥的倾向。所以，矛盾的对立面是极不相同的，也是极不同一的。例如，将中农这一农民阶层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就是作为小私有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和作为劳动者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矛盾着的这两个对立面是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必然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因而影响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要克服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但是矛盾着的这两个对立面又是同一的，这就是说，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处在中农这个阶层的统一体之中。同时，又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在党的领导的条件下，原来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私有者，转化成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矛盾两方面是又斗争又同一的关系，同一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它“包含着差别和变化”⑵。
与此完全相反，同一即等同论把同一和差别当作绝对的对立的两极。在同一中没有差别，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变化。这种同一，不是矛盾的同一，而是抽象的、僵死的等同。在这种同一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因此，它和辩证法的同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具有斗争性和同一性。但是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而斗争性就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作为矛盾的同一性，它指的是处于统一体中的对立着的双方的相互联系、渗透和依赖的性质，是双方“由此达彼的桥梁”。在这种联系、渗透和依赖中，存在着斗争，并由此促成双方的相互转化。
与此完全相反，同一即等同论的所谓同一，从根本上排除了斗争，抛弃了转化。而辩证法的革命意义，就在于教导人们揭露事物的矛盾，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正确指出的，排除斗争，抛弃转化，就是阉割和磨灭了辩证法的革命内容。由此可见，同一即等同论的所谓同一，和唯物辩证法的同一是完全不同和根本对立的。
杨献珍同志的同一即等同论，还发展成为一种非常奇特的论调，说对立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强调矛盾的“不可分性”。当然，矛盾着的对立面是有联系的，但是并不是什么绝对“不可分离的”。它们是可分的，而且一定要分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一分为二”。这是客观规律。事物内部矛盾的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的界限，统一物就分解，统一体就破裂。试问：哪里会有什么绝对“不可分离的联系”？哪里又存在什么“不可分性”呢？至于我们所说的对立面的相互联系，也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联系，是因为有一定的客观条件。有了一定的条件，对立面就发生联系，失去这个条件，联系就破坏。对立面的转化也一样。它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条件具备了，它们就相互转化、“由此达彼”；否则，就无所谓转化。因此，矛盾的同一绝不离开这种条件性。举例来说吧：战争与和平，这是矛盾着的双方。它们之间无疑地存在着同一性，彼此相互联结着，又能“由此达彼”地转化。为什么存在着这种同一关系呢？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统治和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来说，它为了维护剥削和压迫，必然要使用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手段。战争是它在和平时政策的继续，和平是它在战争时政策的继续。消灭了阶级和私有财产，也就消灭了战争。显然，战争与和平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共同点”才同一的，而是因为有了上述那种客观条件，它们才处在一个统一体中，而且互相转化。
“合二而一”论者侈谈什么同一性，实际上他们所谓同一，不仅不是矛盾的同一，而且是粗暴地否定矛盾同一。这一点，在同一即等同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而它的发明者杨献珍同志已经直接的作了回答。杨献珍同志竭力反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有同一性，宣称在这里只有绝对的差异和对立。如果认为有同一，那就是如同把“水中肉的影子与狗的口中所衔的肉”当作了“同一的东西”。当然，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并不是象杨献珍同志所说的那种等同的东西。它们是对立的。物质不是精神，精神不是物质。但是它们又是同一的，是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同一即等同论和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决没有什么“共同之点”，而是泾渭分明、针锋相对。杨献珍同志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存在着“共同点”、“共同的东西”，又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因此不能“人为地”“把它分开来”，而必须把它们凝固的结合起来，并加强和巩固这种凝固的联系和结合。这岂不是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又能是什么别的呢？
但是，同一即等同论和反动的形而上学不仅有“共同点”，而且存在着“不可分离地联系”。恩格斯说：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基本原则：α＝α，每一事物和它自己相同。”⑶并指出，这种观点早已过时和破产，必须加以抛弃。但是，“旧事物的拥护者还常常用它来抵抗新事物。”⑷杨献珍同志竭力宣扬和鼓吹的同一即等同论，就是根据这种观点改装而成的一个标本。所以宣扬和鼓吹同一即等同论的人，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却毫无二致。
（二）
杨献珍同志在把同一说成就是等同之后，进而提出了研究同一的目的。他断言，研究对立面的同一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对立面的“共同点”。他说，研究对立面同一，就是要在对立的双方之间“找出一个共同点”、“找出一个共同点的东西”。甚至还说什么辩证法，就是寻找“共同点”的学说。这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歪曲。
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彻底革命的学说。它研究对立面如何能够同一，怎样成为同一。所谓如何能够同一，就是说的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联系，对立面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所谓怎样成为同一，就是说的对立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地发生转化。所以具体地说，研究对立面的同一，就是为着要去揭示对立面相互斗争和依存的具体条件，发现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具体条件，和转化的真实途径。从而指出，应该创造什么样的条件，怎样去创造条件，去促进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而制止事物的逆转和倒退。矛盾是具体的，联系和转化的条件也是具体的。研究矛盾的同一，必须揭露这些具体的条件。显然，辩证法研究同一性的目的，决不是抛弃事物的一切原则界限去寻找“共同点”和“共同的东西”。
两种研究矛盾着的对立面同一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在研究事物的同一性时，必然得出两种根本相反的结论，一种是彻底革命的，一种是不革命的，乃至反对革命的。
我们知道，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常有一方是新生的、革命的，而有一方是落后的、保守的。是支持新生的事物，反对旧事物，为新事物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还是拥护旧事物，反对新事物，为旧事物的存在留下地盘呢？这是区别每一种理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乃至反对革命的重要分水岭。根据辩证法的观点，研究新旧事物之间的同一性，目的就在于揭示出它们斗争和依存的具体条件和具体形式；就在于发现出新旧事物转化的具体条件和真实的道路。然后，根据这种科学分析，去为新事物的成长和战胜旧事物而积极地准备条件。显然，这种观点是坚决革命的。
同一即等同论与上述观点完全相反，他们研究事物新旧两个方面之间的同一性，抛弃了革命原则和革命立场去找寻它们的“共同点”和“共同的东西”。然后，进一步去融合矛盾和调和矛盾。杨献珍同志就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对立面“不可分离地联系”，这种联系是“事物的本性”，因此，绝对不能“把它人为地分割开来”。如果把这些话说得明白一些，难道不就是说新、旧事物，是必然并存、必须让它们并存吗？人们不难理解，这就是为旧事物的万古长存寻找条件和根据，为反对新事物的成长和它同旧事物的斗争寻找根据。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辩护学，同一即等同论就是为旧事物永恒存在辩护的辩护学。
这两种研究对立面的同一性的目的不同，在研究社会事物的矛盾同一时所达到的结论就更加针锋相对。社会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事物是有阶级性的。社会矛盾，从根本上说都是阶级矛盾。在新生的、革命的阶级同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矛盾斗争面前，支持谁，反对谁，这是判别任何一种哲学观点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和反对革命的分界线。
唯物辩证法教导我们，研究各种社会矛盾的同一性的目的，就是为着揭示出各种社会矛盾的对立面存在同一性的条件，即：相互斗争和依存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彼此转化的具体条件和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矛盾着的对立面，它们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同一性。研究它们的矛盾同一性就是要揭发出它们能够同一、怎样成为同一的条件，即：它们相互联系和渗透并共处于统一体中的条件、彼此联系和渗透的形式，相互转化的条件和道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条件和道路。尽人皆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相互联系的。而这种互相联系的具体条件，就是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掌握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必然自觉地组织起来反剥削、反压迫。无产阶级要真正成为统治阶级，必须本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反对资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这是彻底革命的结论。
但是，同一即等同论研究各种社会矛盾同一的目的，则恰恰相反。根据这种观点，去研究各种社会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去寻找出所谓的“一个共同点”和“共同的东西”，并去论证在此基础上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社会阶级矛盾的双方，从根本上说就是新生的革命阶级和没落的反动阶级。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去论证它们之间“不可分离地联系”，就是去寻找调和它们之间矛盾的根据和条件。根据这种观点，去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同一性，就是去寻找这两个阶级的“共同点”，去论证它们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请看，这哪里有一点点革命的影子呢？
由此可见，杨献珍同志所说的研究同一性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共同点”、“共同的东西”，决不是什么革命的观点。恰恰相反，实质是为调和不可调和的矛盾制造理由，为调和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提供理论基础，为没落的反动的阶级的存在寻找理论根据。不言而喻，这是完全适合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需要，并为它们拍手欢迎的。
（三）
人们的思想观点，是为一定的实践活动服务的，是用来指导实际行动的。“合二而一”论者提出的“合二而一”论，其目的就是要求根据他们的观点，去指导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这一点，在杨献珍同志的同一即等同论中，反映得最为明显。实践是干么呢？他说，就是在对立面之间去“求同存异”，在求到了同的基础上把对立双方“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而去把对立双方的“异”和“不同”“存起来”。这样，杨献珍同志就提出了指导实践的一条基本原则——“求同存异”，并尽力把它当作革命的原则来宣扬。
不，这绝对不是什么革命的实践原则，而是一条冒充革命、反对革命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的实践是改造世界的积极活动。我们的实践活动的目的的，就是为着消灭旧事物，创造新事物，积极地改造世界。在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地展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运动，阶级斗争正发展到一个新的深化阶段，我国人民为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着英勇的斗争。
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在“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指导下，承认事物的矛盾，揭露事物的矛盾，并具体地分析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然后，根据这种分析，去解决矛盾。而分析矛盾和研究解决矛盾的方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就是揭示出矛盾双方又斗争又同一的关系，研究它们相互斗争和依存的具体条件，暴露出事物的本质，揭示矛盾双方斗争和依存的具体形式；找出双方“由此达彼”的转化的具体条件和途径，并且分清哪些是促进事物转化并达到革命的目的的条件和途径，哪些是可能导致事物倒退的条件和途径。然后，根据这种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进行革命的实践活动，创造出促进事物转化并达到革命目的的条件，推动事物迅速地转化，而防止和扼制事物的停滞和倒退。因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实践活动，就是推动事物转化并达到革命的目的的活动。我们一切工作，就是为了这个革命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
大家知道，所谓矛盾就是事物的两种互相排斥和对立的倾向。转化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斗争各向其相反的方面的变换，事物由这一个变成那一个。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的转化，就是它们所处地位的变换，就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自己变成统治阶级。我们实践活动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条件，推进这种转化，达到革命的改造世界的目的。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等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还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还存在。因此，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铲除一切复辟的条件，堵死任何复辟的道路。这是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一项最严重的任务，而且是必须解决的任务。当前，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就是为了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等的根子，消灭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等复辟的条件，推进社会主义向前发展。
事物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新的矛盾通过斗争，对立着的双方又要发生“由此达彼”地转化。我们实践活动的任务，也是永远没有完结的。旧的矛盾，由于革命的实践活动，促使对立面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向前发展。新的矛盾双方，又需要我们去创造条件，促进它们的转化，推动事物再向前发展。
杨献珍同志所提出的并竭力鼓吹的实践原则，则完全相反。根据他的原则，就是在找到了的所谓“共同点”和“共同的东西”的基础上，把矛盾着的双方联系和结合起来，就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把两个对立面“合二而一”。这就是他的“求同”的真正含义。而“存异”，又是他的“求同”的必然的组成部分，两者必须“合二而一”。因为，公开地完全否认矛盾、“异”和“不同”是不行的。这一点“合二而一”论者都是懂得的。于是，他们承认矛盾、“异”和“不同”，但是宣布可以把它“存起来”。然而，把“异”和“不同”“存起来”，也就是把矛盾“存起来”。显而易见，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去进行的实践活动，是十足的调和矛盾的活动。
根据这种实践原则去进行社会活动，就一定是否认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实行阶级合作的活动。大家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即所谓“异”和“不同”，就是有无生产资料，压迫剥削和被压迫剥削。如果，竭力去保护这些“异”和“不同”不使之消灭，而使之“存起来”；那么，岂不是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保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又能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样的实践，不是很清楚吗？而其必然的后果将是如何，那是一点也不难想象的。
杨献珍同志为了论证自己的荒谬观点，还对党和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作了一系列的不能令人容忍的歪曲，说什么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和政策，都是根据“合二而一”制定出来的，是建立在所谓找出来的“共同点”的基础上的，而在实践中，就是进行“求同存异”的活动。为了揭露这种恶劣的歪曲，进一步驳斥杨献珍同志的错误，这里就他所列举的许多事实中的两个，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
我们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和政策，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制定的。一切政治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解决阶级矛盾，为了战胜、克服和消灭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其它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决不是什么“求同存异”。
杨献珍同志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作了歪曲的解释，说什么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根据所谓“合二而一”制定的，在找出了对立面的“共同点”基础上确定的。而“外交工作干什么呢”？杨献珍同志说，就是在对立的国家中“找出一个共同点”，然后把它们联系起来，如有“不同”呢，就去把它“存起来”。我们知道，我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对当前世界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形势，进行具体分析而制定出来的。它是为克服和解决被压迫人民和国家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种伟大的目标服务的。而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⑸
关于我们党在政治生活中如何按照矛盾统一规律正确处理异和同的关系，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早就作了完整的说明，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的。”⑹又说：“只有当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它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正确的去联合别人，又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地求同。不立异而去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⑺我们党从来没有忘记和本阶级群众和劳动人民建立亲密联系，也很注意和革命的朋友建立革命联盟。但这种求同是在一定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的，是有原则的求同，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是以提高别人为目的求同，而不是以降低自己为目的求同。”这告诉我们：一、求同必先立异，不先立异，就会导致投降主义。二、不是放弃原则去求同，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去求同。而杨献珍同志的“求同存异”论，却恰恰与此相反，他告诉我们：一、首先是放弃原则去求同，二、求同时不去改造和提高别人，而是要把异存起来，去迁就别人，这就只能导致调和阶级矛盾和实行阶级合作的投降主义路线。
现在，在国内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团结95％以上的群众，并在此基础上团结95％以上的干部。而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必须通过批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克服和解决存在于他们之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矛盾、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等等。但是杨献珍同志说：“要团结95％以上的人，在基层干部中也要团结95％以上的人，要找出他们的共同点，要研究对立面怎样能够是同一的。”这就是说，不要树立任何原则立场而去找出一个什么他的所谓“共同点”，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把群众和干部“不可分离地”团结起来，而至于他们中的“异”、“不同”就“存起来”。这是掩盖和调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掩盖和调和敌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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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把杨献珍同志的同一即等同论概括如下：同一即等同，研究同一即找“共同点”，实践的唯一原则是“求同存异”。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献珍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始终如一的，可谓“吾道一以贯之”。这是一种标本的调和矛盾、实行阶级合作、反对革命的理论。所谓同一即等同，就是这种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货色，是标本的矛盾调和论。
正文注释：
⑴ 黄金棠、单吉夫：《不许杨献珍同志歪曲革命的辩证法》。《人民日报》1964年9月9日转载。下同。
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78页。
⑶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78页。
⑷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78页。
⑸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
⑹ 刘少奇：《论党》，第119页。
⑺ 刘少奇：《论党》，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