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明灼
【期号】197804
【总期号】127
【页码】79
【正文】
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先驱和伟大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就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十月革命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曾为了国家的复兴，和其他中国先进分子一样，不惜艰苦奋斗，向西方寻找革命真理，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但是，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能救中国。帝国主义老是侵略中国，国内政治也越来越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发展了。这时，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当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失败的时候，一个新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崛起了。阶级的发展，斗争的需要，迫切要求有自己的“主义”来指导。就在这时，俄国爆发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得到了巨大的鼓舞，看到了人类的新希望，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道路，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⑵，从而迅速地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重要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了一些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崭新结论，特别是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这两个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和方向道路的重要问题上，已经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了。这是李大钊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注意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创建革命团体，领导实际革命斗争，使他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更有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仅就其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所表明的思想转变的开始作一试析。
（一）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李大钊正确分析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无产阶级的胜利。
二十世纪初期，世界已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对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具有重要意义。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一九一八年以英美法等战胜、德奥战败而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什么人的胜利？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回答。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官僚说，这是“协约国联军”的胜利；资产阶级则说，这是“公理”的胜利。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进步人”陈独秀等，也都把英美当作“公理”的化身，“民主主义”的代表。这些论调充斥了当时的舆论界。唯有李大钊脱出了资产阶级的圈子，尖锐地发问道：“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谁的降服？”⑶他登台高呼：这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代表中国劳苦大众，特别是即将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喊出了自己阶级的强音。
列宁说过，社会生活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⑷十月革命前，李大钊还不能掌握这一理论，曾和其他人一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看成是“公理与强权之争”，并认为大战的真因，是“贪与惰之根性未除”；只有拔除这种“根性”，才是消除战争的“根本方策”⑸。随着战争的进展和事实的教育，李大钊逐步提高了认识，并和在战争中遭受空前苦难的人们一样，在认真“思索大战的真正原因”⑹。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初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出了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从而对帝国主义逐渐有了本质的认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性质也有了正确理解。他说：“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必须从经济上、从阶级根源上分析社会现象这一原理的具体运用。李大钊又进一步从政治上分析了大战的原因。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大……主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李大钊认为这种“大……主义”，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而这次大战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所以李大钊得出结论说，这次战争完全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即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就把参战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看作了一丘之貉。而不是一方帝国主义是“强权”，另一方帝国主义是“公理”。
李大钊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善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政策的英美帝国主义的初步本质认识，对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阶级分析，是他思想的一个重大飞跃，也是中国人民觉悟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说的好，当人们还不会掌握阶级分析这一武器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⑺但当时中国不少人还不能一下子就摆脱这种受人欺骗的境地，总是希望巴黎和会的强盗集团能够给中国以“公理”。就是陈独秀在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即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一期的“发刊词”中，还跟着英美帝国主义叫喊“公理战胜强权”的滥调，并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光明正大”，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⑻。这表明，在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很久，陈独秀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认识仍然没有根本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既然是帝国主义大战，无产阶级应该抱什么态度呢？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伟大导师列宁批判了这一机会主义口号，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无产阶级口号，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只有用国内战争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和革命是辩证的对立统一。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十月革命就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俄、德等国的无产阶级正是利用了帝国主义战争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从而才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李大钊根据列宁的教导，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战争的联系与区别，阐述了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不反对革命战争，并要坚决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他指出，革命战争“是阶级的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帝国主义发动了世界大战，俄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告终，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失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战胜。
由此，李大钊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不是“协约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而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人民降服在“协约国”武力面前，而是德国的反动统治者皇帝、军阀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协约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那些“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阀和“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克思的功业”。在这里，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把德国无产阶级与德国地主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严格区分开来，清楚地指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从而澄清了在这一问题上的混乱，划清了界限，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认识水平。
李大钊不仅从俄德帝国主义的失败中看到了无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还从英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胜利”喊叫中，看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他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以，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说这次战争的终结是他们的胜利，而发狂祝贺，也全没有意义。“就是他们的政治命运，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他教育人们，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所迷惑，必须看到它腐朽没落的实质。这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虚弱本质的认识，对中国人民起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使他们敢于向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夺取胜利。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没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去掉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幻想，就不会认清革命的主要敌人，不会走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道路，因而也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也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李大钊代表中国人民开始对帝国主义有了本质认识，这对随后开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二）
对十月革命的态度。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指出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应走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
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因此，对十月革命抱什么态度，就成为当时划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毛主席说过，“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⑼可见，“赞成俄国革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李大钊就是这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最早的代表。
还在一九一八年七月，李大钊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这是他最早的一篇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他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和平之曙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则是“战争之泉源”⑽。第一次把两个阶级的不同革命区别开来。
三个月后，李大钊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他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热烈欢呼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充分表达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茫茫长夜里看到十月革命曙光时的喜悦和兴奋心情，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它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这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生产制度”即经济制度的改变，是十月革命的根本改变。李大钊认为，社会现象中各种不合理的现象，都是由于生产制度的不良所造成的。“生产制度如能改良”，“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⑾革命就是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特别是旧的所有制关系。这在改良主义思想盛行的当时，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认识。李大钊还指出，十月革命后，人与人的关系也要发生根本变化：一切男女都要工作，人人都要劳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凡是不作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这“少数掠夺工人的剩余的强盗”，就是资产阶级，是必须打倒的。无产阶级还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的资本的阶级”。并“拿他们最大之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建立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李大钊热烈欢呼这些变化与主张。如果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思想还有某些改良主义的影响，那末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就跃进为一个社会革命论者了。
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李大钊称它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继十月革命之后，德、奥、匈相继都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及劳工会，赤色旗帜到处翻飞，革命洪流滔滔滚滚。李大钊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中，李大钊看到了人民的强大力量，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从而在实际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十月革命以前，由于阶级和历史的限制，他只能把资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并认为领导力量“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之势力。”⑿这“国民”也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已明确认识到要依靠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了。
鉴于上述认识，李大钊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展望未来，满怀激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最后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充满了热烈的希望。
在同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中，李大钊是对十月革命深表赞成的旗帜最鲜明、立场最坚定、思想认识水平最高的一个人。当时所谓很有名望的陈独秀，虽然几乎天天写文章，但对十月革命却没有写什么欢呼文章，只在李大钊的上述两文发表后的半年，即一九一九年四月，才用“随感”的形式写了一篇一共才百十字的谈“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的小短文，只说十八世纪法国的政治革命与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⒀。把两者相提并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当时写十月革命的文字虽不多，但却极为深刻。他在一九一九年写的《圣武》一文中，热烈地歌颂了俄国劳动人民，“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万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⒁这一提法当是受李大钊的影响。他后来常为在这时期能“遵奉”“那时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⒂从事文艺写作而感到自豪。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孙中山也“欢迎十月革命”⒃。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同情，并想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由于他不主张阶级斗争，所以他的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只限于“欢迎”，而不是“赞成”。他“欢迎”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帮助他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但不“赞成”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与孙中山不同。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指出，我们要“翘首以迎”十月革命的新曙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立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⒄十月革命前，李大钊也曾提出要再造中国，使“再造之中国适于再造世界之新潮流。”⒅但这再造之中国，是要建立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所要“迎”的已经是“俄罗斯式的革命”了。但新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李大钊还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新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方向，却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潮流，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李大钊告诫人们，对它“不要恐怕，不要逃避。”“只能迎，不可拒。”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中国工人阶级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我们要作好准备。李大钊兴奋地说：新世纪的曙光已经照耀到中国了。“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⒆为创建新的中国而奋斗。
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探讨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这正是李大钊思想的精华。
（三）
从以上两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李大钊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为起点，比较明显地开始了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开始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十月革命前，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就是一个唯物论者，并具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他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却免不了陷于唯心论。即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是从社会经济、阶级方面找原因，而是从精神方面去探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初步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共产主义必定要胜利；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人民群众具有不可战胜的无穷力量，等等，从而开始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⒇。李大钊也就从这里开始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始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共产主义者。这一世界观的开始形成，对李大钊随后英勇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具有重大意义，为李大钊后来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的口号而英勇就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李大钊所以能够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除了上述社会的阶级的根本原因之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即和他原有的思想基础及个人的努力分不开。李大钊还在一九一六年前留学日本时期，就开始接触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介绍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他勤奋学习，努力钻研。这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到十月革命前夕，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人生观，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等等，都获得了重大发展。这就使他能够在十月革命后比较容易地、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进一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特别在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和经济学教授期间（一九一八年二月以后），更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从事革命活动。在他担任馆长的一个短期内，购进的两万多册外文图书中，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可见，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视。在学习过程中，他又注意联系思想实际，努力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就使他能够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与帮助下，迅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当然，任何世界观的根本转变都要有一个过程。李大钊在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资产阶级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残余，如受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就是一例。另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事情的评价，也有某些不妥之处。对于革命，还不能完全划清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界限，往往把社会主义看作是民主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这种状况表明了李大钊在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时的艰难历程和思想的复杂性。
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它是和当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复杂性相一致的，是当时复杂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首先，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处在各种矛盾交错、各种力量激烈斗争的时期。当中国还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当中国资产阶级还在幻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已在他身旁站立起来了。各个阶级的思想竞相在近代中国的舞台上表演、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起在中国流传、斗争。这使一些中国先进分子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其次，近代的中国又是处在急剧变化发展的时期，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准备不足，时间短促。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从一九一五年开始，仅仅三年，就迅速转入了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由于时间短，转变快，就不可避免地使一些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还残留着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再其次，当时中国革命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又不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当时的李大钊还不可能将这两个革命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理论认识清楚。这一问题只有到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给以正确解决。
李大钊思想开始转变的这一特点，也是和整个中国革命准备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国工人阶级正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状况相一致的。李大钊思想的转变及其不足，正是中国革命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不足这一状况的反映。列宁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时说：“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21)李大钊思想的这种开始转变及其状况，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象征、表现和先声。
我们还必须看到，李大钊思想开始转变时的旧思想残余，是在思想发展过程中要清除而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清除的东西，这是思想发展过程中合乎逻辑的现象。认为既然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了，就应是“纯粹”马克思主义思想了，这是形而上学。“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22)。要求五四运动前的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应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李大钊之后，有大批中国先进分子也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们也都经历了和李大钊思想转变差不多的情况。中国由于有了这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使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能够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23)性质，开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正文注释：
⑴《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⑵《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⑶《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选集》第112页。 以下凡引本文及《庶民的胜利》一文者，皆不再注。
⑷《卡尔·马克思》，《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7页。
⑸《战争与人口问题》，1917年3月30日，《甲寅》日刊。 《李大钊选集》第85页。
⑹《在伯尔尼国际群众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18页。
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6 页。
⑻《独秀文存》卷三第583页。
⑼《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
⑽《李大钊选集》第102页。
⑾《新纪元》，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第三号。 《李大钊选集》第120页。
⑿《中心势力创造论》，1917年4月23日，《甲寅》日刊。
⒀《独秀文存》卷二第29页。
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25页。
⒂《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48页。
⒃《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
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三册。《李大钊选集》第104页。
⒅《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民彝》创刊号。 《李大钊选集》第56页。
⒆《新纪元》，《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⒇《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548页。
(21)《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32页。
(22)《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42页。
(23)《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6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