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东大学大批判组
【期号】197602
【总期号】117
【页码】15
【正文】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我国人民在这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我国工农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巩固和发展起来。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已经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无产阶级同党内外资产阶级，围绕着资产阶级法权，正在进行一场新的限制和反限制的严重斗争。这场斗争，比起三大改造来，是一项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为长期的战斗任务。去年夏季前后，就在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指示发表后不久，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又跳出来表演了，他象刘少奇、林彪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样，拚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谬论，必将进一步提高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反修防修的自觉性。
一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后，又大搞右倾翻案，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他为了掩人耳目，拒不认账，采取了一套“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隐身骗术。你看，他猖狂推行修正主义，却说“老干部没有搞修正主义”；他明明在宣扬取消阶级斗争的“唯生产力论”，却一再辩解这“不是唯生产力论”；评论《水浒》击中了他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要害，他立即申辩：“不是宋江”，“没有投降”；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触到了他的痛处，他也是这样，拒不承认有什么资产阶级法权，甚至根本不准提“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
我国目前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这同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所要完成的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的历史任务比较起来，还相差很远。我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彻底完成，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一般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公有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公有制，全民所有制也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嚷说：“多劳多得怎么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呢？”我们倒要问问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怎么又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呢？难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不是明明指出：按劳分配“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吗？难道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不是十分明确地说：“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吗？可见，按劳分配，固然是分配制度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对几千年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分配制度的否定；但是，应当看到“按劳分配”“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仍然是形式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毛主席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正是从按劳分配反映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言的。在实行按劳分配时由于每个劳动者的智力、体力不同，工作能力不同，所得的报酬也就不同。即使在工作能力相同，劳动报酬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家庭所负担的人口多少不同，也会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如果不加限制，就会发生两极分化。以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正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特征。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不是形式的平等，而是事实上的平等，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他对资产阶级法权采取不承认主义，正是他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的大暴露。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否认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这是由他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出现走资派不是偶然的。除了它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而外，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在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失去了政权和生产资料以后，拚命抓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妄图把它作为搞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条件；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企图通过巩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来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派成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护身法宝。象邓小平这种人本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三座大山”就表现过动摇，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对资产阶级，就更不赞成了。他们做了大官，有了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不再前进。他们为了维护和扩大他们的既得利益，必然要千方百计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千方百计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正是这种人的命根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否认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正是他资产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二
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这是一种借口，是借不具备物质基础之名，行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之实。试问：要具备什么样的物质基础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难道这只有到了社会商品达到极大丰富的时候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如果现在不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那岂不是只能为复辟资本主义扩大物质基础吗？在苏联，难道不是由于修正主义分子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而使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吗？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在自己的斗争中必然进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一百零五年前，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时，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是它立刻在各方面采取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例如取消了国家官员的高额薪金，废除了任何人的经济特权，实行干部由群众选举、监督和撤换制，从而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苏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刚刚诞生，物质条件也很差，但是，列宁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苏维埃社会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注意工农群众斗争中的伟大创举，高度赞扬了无报酬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我们夺取全国政权以前的革命战争年代，物质条件那么差，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不是靠资产阶级法权，而是靠共产主义精神。为什么解放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工业生产也达到新的水平，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反而不具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了呢？岂非咄咄怪事。其实，所谓没有“物质基础”论，是道道地地的“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根本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种理论，是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曾鼓吹过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他们叫嚷“社会主义的胜利只能靠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因此，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应该破坏它，而应促使它进一步发展。”中国最早的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则认为“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只能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臭名远扬的“二次革命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也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后，刘少奇、林彪之流又宣扬什么，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党内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受到过批判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现在又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妄图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打下去，以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他打着发展“物质基础”的旗号，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物质刺激”，要把一切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积极性刺激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值得警惕的是走资派总是要以“关心生活”为名大搞物质刺激。刘少奇胡说：“人民为了关心自己的经济生活，就一定要过问工资、住房、吃饭、坐车这些事，这就表现出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积极性了，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来的”，“物质刺激还是要一点罗！”林彪一伙鼓吹“人和人的关系——专门利己”。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叫嚷：“过去我们也是靠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建成后，就是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后，他又强调“要抓好利润”，这些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论调如出一辙，他们就是要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无限制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把资本主义那套商品交易原则搬到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用金钱关系，雇佣关系代替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以达到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我们不难看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借口没有物质基础，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靠所谓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那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
三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我们采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是“根本脱离实际”，是“刮共产风”。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是妄图借口“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一举把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砍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缩小了三大差别，猛烈地冲击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扫除存在于人们相互关系中的旧社会痕迹，邓小平胡说，这些都是脱离实际的，其实，他所谓的“实际”，就是旧社会遗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些“痕迹”，我们不仅要同它逐渐脱离，而且要同它根本决裂。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必须彻底消灭旧社会的一切痕迹，必须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大力提倡、扶植、推广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生事物。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他攻击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电影《春苗》是“极左”，污蔑赤脚医生水平低，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说穿了，他就是要刮那种使“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的资产风，维持“城市老爷卫生部”的统治。他反对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胡说七·二一大学“不是唯一的形式，不能代替大学”，攻击“大学生真正象大学生还差的很远”，实际上就是拚命维护培养资产阶级奴才的旧教育制度。他宣扬“台阶论”，攻击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胡说“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就是顽固地坚持论资排辈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总之，所有一切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措施他都要反对，谁要是坚持不断革命，谁就是刮“共产风”，谁要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谁就是“极左”。他打着反对刮“共产风”和批“极左”的幌子，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把过去批判过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重新恢复起来。他的这种手法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打着“反左”的破旗，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所谓刮“共产风”，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故伎重演。对于这种谣言和诡辩，必须及时揭穿和识破它。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在社会产品还没有达到极大丰富的程度，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旧社会的“痕迹”，要求立即废除它，是办不到的，但是对它的危害，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们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但是，我们又是不断革命论者。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因此，要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和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一项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越是深入，就越要把这个任务提出来。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就是竭力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使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去。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既要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又要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不能把它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就是把社会主义这一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作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在过渡阶段中，新的事物逐渐成长，旧的事物逐渐消失。在分配原则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有区别的，前者“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后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可是在实际上二者却不能隔着一道鸿沟，它们是一个社会的两个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要逐步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过渡。但是，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的眼里，资产阶级法权就象孔老二的“礼”一样，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孔老二是反动奴隶制度的卫道士，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他以合法的手段，妄图利用掌握的权力把资产阶级法权凝固化。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是“根本脱离实际”，是刮“共产风”的论调，不正是表现了这种特征吗？他是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见旧事物则保，见新事物就反。代表旧事物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他们的命根子，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了三大差别，破坏了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使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受到了沉重打击。他以“整顿”为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的新生事物大杀大砍，充分暴露了他顽固坚持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立场，他完全代表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联系他文化大革命前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言行，再看看他重新上台后，就迫不及待地大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大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丑恶嘴脸，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什么“永不翻案”？根本靠不住。这是由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越是加以限制，他们反对限制的活动就越是猖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事实告诉我们，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长期的。当前正在全国胜利发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为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而努力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