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凤翰
【期号】196502
【总期号】99
【页码】28
【正文】
什么是战争？战争的根源是什么？应该怎样对待战争、怎样评价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战争？这是任何一部中国通史著作都必须予以揭示和说明的问题。但是，立场观点不同，答案也就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者是根本对立的。对立的焦点是要不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说明战争问题。
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的核心就是否定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因此，他的《中国通史》一书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问题时，也就贩卖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散布了不少毒素，制造了许多混乱，歪曲了中国历史上战争的真面目。
（一）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宣扬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什么是战争？毛泽东同志曾经作了一个最科学的说明，即：“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⑴这就是说，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现象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最高的形式。任何一次战争都有它的阶级根源。正如列宁说的“只要社会还分成阶级，只要人剥削人的现象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要想消灭这种剥削，我们是逃脱不了战争的。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者阶级挑起的。”⑵这是对历史上战争根源的最深刻最科学的说明。只有从这个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我们才能科学的揭示出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爆发的真实原因。
可是，周谷城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战争的根源呢？他完全背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有意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他在说明中国历史上各种各样战争的原因时，散布了一大堆谎言：
第一，“因夺取优良的天然环境，常爆发战争”。说得更明白些，战争就是生存竞争。这是贯串在周谷城《中国通史》一书中解释战争根源的一个最主要的论点。例如，他在叙述中国古代诸部族间的相互战争时说：“诸部族并立，因夺取优良的天然环境，常爆发战争。中国的天然环境，自古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平原为最优良，所以古代诸部族之战争，常以这一带地方为对象。”⑶又说：“许多战争，都是为了此地较好。此地较好，实古代中国史上诸部族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⑷并且还举出了《国策·秦》的一段记载，说象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等都是属于这一类战争。此外，认为辽宋战争的爆发“自有其物质的原因。大概‘大漠之间’的天然环境，远不及‘长城以南’的天然环境。这一个天然的差异，颇引起辽人向南方进迫。”⑸而金人和宋的战争，则也是由于“金人所处之天然环境，又远不如宋，时时有进攻宋之疆土，取得优良的生活环境之企图……。”⑹显然，这是在用资产阶级的生存竞争观点解释人类社会上的战争问题，他完全掩盖了这些战争的阶级根源，抽去了这些战争的阶级内容。
第二，“经济发达”是春秋战国时代战争不已的原因。周谷城说：“经济发达，使各封国之间的交换关系密切，遂致各国彼此征战不已。盖经济发达，出品有剩余，可供交换；又因出品之地理的差异，非交换不可。各国之间的交换关系既已密切，则统一诸国使成一大团体以便于交换，乃必然之趋势。循着这个趋势，争城掠地之事乃层出不穷。同时各国之丰富的天然物产，以及驯服的劳动群众，更诱致各国，使彼此同趋于争城掠地。”⑺这就是叫人们相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反映，不是由剥削阶级挑起的掠夺战争，而是由于“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这样说来，今天帝国主义发动掠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也就自然成为合理合法的了。因为它们同样是“经济发达，出品有剩余，可供交换；又因出品的地理差异，非交换不可。”为了便于“交换”，“循着这个趋势，争城掠地之事”也必然“层出不穷”。因此，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同样可以说成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同样可以说成是因为殖民地“各国之丰富的天然物产，以及驯服的劳动群众”“诱致”的结果。这是极其荒谬的谰言。在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周谷城不仅不揭露春秋战国时期封建领主之间战争的掠夺本质和阶级根源，反而说“驯服的劳动群众”是“诱致”各国进行战争的原因。这种颠倒黑白的谰言，完全是对劳动群众的诬蔑！
第三，“闭关主义”、“排外主义”是导致边疆民族入侵内地战争的原因。周谷城在叙述辽、夏与宋战争的时候写道：辽、宋两方，“在贸易往来上，因利益冲突，常有引起军事冲突之可能。”⑻“只惜宋人采闭关主义，甚至采排外主义（重点引者加，下同）。在两方贸易往来上，常与辽人以不利，甚至捕杀入市之北人。这种政策，在辽人方面种下了多少仇恨。”⑼“辽人因生活上的要求，向宋进逼之时，宋为自卫计，当然予以反攻，甚或欲逐之使北，永绝外患。这样一来，双方便大开战端。”⑽“宋、夏间经济关系很密切，往来贸易，虽很发达。但宋人在贸易方面，对于夏人，始终采严格的闭关主义，采极端的排外主义。……结果，便是双方常常冲突。”⑾这就是叫人们相信，辽、夏与宋的战争并不是因为契丹和党项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掠夺欲望，而是因为“生活上的要求”，因为“宋人采闭关主义，甚至采排外主义”的结果。这样一来，金的掠夺战争自然又是合理合法的了。要是宋不采取“闭关主义”、“排外主义”，满足了他们“生活上的要求”，不就会没有战争了吗？这显然是为掠夺战争辩护的。
第四，“民族因语言习惯不同，常有冲突”。周谷城说：“西北各族与汉族杂居，因语言习惯之不同，及民族观念之不能消灭，自然难免冲突。”⑿又说：“苗族与汉族杂处，因语言习惯等等之不同，常有冲突。”⒀这就是叫人们相信民族战争并不是阶级斗争，并不是由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所引起的。而是仅仅因为“语言习惯之不同”。他完全否定了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掩盖了民族战争的阶级内容。
第五，“边界相接，遂起战争”。周谷城说：“蒙古自灭金与西夏后，其国界与宋相接，遂与宋发生长期战争。”⒁又说：“满洲与内蒙接界，其相互之冲突自不能免。”⒂这就是叫人们相信，只要边界相接，就是造成战争的一个根源。好象蒙古之所以要发动灭宋的战争，满族之所以要发动合并内蒙的战争，都没有阶级根源，而只是“边界相接”而已。如果周谷城此论可以成立，那么试问，历史上有许多边界相接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友好关系，而没有发生过战争，那该怎么解释呢？
周谷城对于中国历史上战争原因的这些奇谈怪论，我们并不陌生。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地主、资产阶级学者经常贩卖的那些陈词滥调而已。周谷城在这里尽管找出了这么许多造成战争的原因，但是他丝毫没有揭示出这些战争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及社会分成阶级这个本质问题的关系。相反，他却是极力掩盖这些战争的阶级根源。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战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就有产生战争的土壤。这是列宁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发现的客观规律。”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应该根据列宁的科学指示，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揭示历史上各种战争的阶级根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的说明每一次战争的真正原因，也才能更好的通过历史事实帮助人们认识今天世界上战争的根源，而不至于被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引入迷途。但周谷城的“理论”，却恰恰是把人们引入迷途的麻醉剂。
（二）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
周谷城既然否定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自然他也就会抹煞各种战争的阶级性质，别有用心地把这些战争说成是生存竞争，或者是由于偶然原因造成的偶然事件，等等。
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战争？毛泽东同志早就科学地论证了列宁多次阐明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他说：“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他又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级，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⒄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们在战前长时期内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只不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⒅所以，我们要识别战争，要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就应当研究战前各方的政策，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策。这就“必须弄清楚，当前的战争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而进行的。”⒆列宁曾经不止一次的严厉批评了那些研究战争问题上的庸夫俗子的观点。一再教导我们，必须区分战争的阶级性质，从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可是，周谷城却恰恰相反，他处处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从而达到他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的目的。例如，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论点就是：“要防止外患，则巩固边防，威胁四邻等等活动亦为不可少；于是乎有对外的用兵。”⒇在他看来，对外用兵就是因为“要防止外患”；“要防止外患”，就必须“威胁四邻”。在这个荒谬观点的指导下，周谷城在分析隋帝国“对外用兵”的原因时写道：“当时与隋相处最近，足以扰乱隋帝国之边境的，在西部有吐谷浑，北部有突厥，东北部有高丽。隋室对此，皆曾用兵。”(21)如此说来，隋帝国之所以发动对吐谷浑、突厥和高丽的战争，并不是隋朝封建地主阶级在战前压迫剥削国内人民的政策的继续，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是因为他们“与隋相处最近，足以扰乱隋帝国之边境。”这是什么逻辑呢？如果说“相处最近”就要成为战争的原因，那么古往今来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不都是边境相连，难道说它们都不断的陷入到战争中去了吗？古今中外，有多少国家民族之间，保持了世世代代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按照周谷城的上述论点，那么今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对外侵略战争不就成为理所当然了吗？周谷城一再强调说：“一个帝国统治权之巩固，对其邻近部族，非有相当之处置不可。对外用兵，固不必一例以好大喜功视之。” (22)这是道道地地的大国沙文主义！周谷城把隋帝国的对外侵略， 完全看作正义的举动，在他的笔下，隋朝封建统治者发动四侵高丽战争的真正原因被隐藏起来了，隋朝封建地主阶级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被抹煞了，这些战争所带给人民的空前沉重的兵役、徭役负担，所造成的财力耗费、人丁死亡，所引起的“百姓失业”、“人乃相食”(23)的严重恶果根本就不提了。周谷城这样有意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不是在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又是什么？
此外，他在叙述西汉帝国的对外用兵时说：“当西汉统一帝国完全确立之时，汉族在亚洲东南部的诸部族中，恰恰是一个强有力者；于是为着巩固并增进其自己的生存条件计，乃向邻近的各族展开其自卫之势力。……这样一来，便有连年不断的开拓疆土之举了。”(24)在这里，周谷城又企图用种族的生存竞争的谬论代替阶级分析的方法，从而掩盖西汉封建统治者发动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这不又是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在作辩护吗？
再如他把英法资产阶级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罪行说成是因为偶然事件的“交涉不得要领”。在这里他把明明是英国人制造的亚罗船事件，说成是“因中国官兵上船捕捉海盗，因而发生严重问题。”(25)然后又说：“以交涉不得要领，英方乃命香港驻军进犯广州。”(26)这就是说，英方很有理，而在向我们“交涉”时，我们还没有叫他们得“要领”，处处都是中国不对。这不仅完全掩盖了英、法资产阶级发动这次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进一步侵略和掠夺中国，而且是明目张胆的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说话。
（三）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反对革命战争
究竟应该怎样正确的评价和对待战争呢？列宁曾经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即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社会主义者讨论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应该怎样对待战争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个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无条件的反对一切战争。”(27)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非正义的、反动的战争，支持一切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周谷城却恰恰相反，他通过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为剥削阶级的非正义战争作辩护；还通过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有意模糊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的界线，明目张胆的赞扬反革命的战争和反对革命战争。
周谷城一笔勾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最突出的表现在他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把中国历史上许多战争都说成是生存竞争而已。西汉封建地主阶级的对外侵略，辽、金奴隶主贵族的对宋掠夺，隋朝封建统治者的四侵高丽，都被他说成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生存条件”，这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非正义性了！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起义的反革命战争，被他说成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刘秀利用阴谋手段血腥地镇压了赤眉起义，他说这才消除了社会上的“乱源”，使得“秩序渐复”。(28)把北宋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方腊、宋江和杨么等的起义，说成是为了“巩固民族阵容”！(29)对清政府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使用官僚地主傅鼐的“乡勇与碉堡之法”，大肆歌颂，说他“故能建官军所不能建之功”，“以此平苗，果收奇效。”(30)汉奸刽子手曾国藩以地方豪绅的团练为基础组成的反革命地主武装，血腥地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周谷城竟以歌颂的口吻说成是“聚集湖南的忠实农民，组成湘军。”(31)这就是周谷城对待历史上剥削阶级所发动的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战争的态度。与此相反，对待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一切革命战争，周谷城几乎是无不反对。最突出的表现在他不止一次的诬蔑和攻击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我们知道，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是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32)可是，在周谷城的眼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却被认为是“迷信或妖言邪说”(33)惑人造成的，是社会的“乱源”(34)，“破坏”(35)了社会秩序。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都被他说成是社会的“乱源”和对社会的“破坏”。他甚至把农民战争和封建军阀之间的割据混战相提并论，说它们均使中华民族“元气损伤不少”。(36)有意模糊这两种战争截然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他还露骨地反对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突出的表现在他诋毁南宋的抗战派；诬蔑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导致了“丧权辱国之大祸”！(37)这正是他那“大压迫固然可以引出大反抗，但大反抗也必然引出大压迫”(38)的谬论的应用。按照周谷城的这个药方，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革命都只好取消了。取消革命，这正是周谷城反动历史观的最终目的。
毛泽东同志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39)这就是我们评价和对待古今中外一切战争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而周谷城先生取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反对革命战争，不承认革命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
总之，周谷城先生对待中国历史上战争问题的观点是极为荒谬和反动的。他用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掩盖战争的阶级根源，抹煞战争的阶级性质，全力为剥削阶级的侵略战争作辩护；同时，他又一笔勾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千方百计的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战争。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周谷城先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是多么的顽固！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清除这种反动历史观的一切坏影响。
正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64页。
⑵《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1页。
⑶⑷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48、49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作者、版本。）
⑸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以下引文，不再注明作者、版本。）
⑹《中国通史》，下册，第67页。
⑺同上书，上册，第98—99页。
⑻⑼同上书，下册，第32、33页。
⑽同上书，第34页。
⑾⒀《中国通史》，下册，第39、248页。
⑿同上书，上册，第261页。
⒁⒂同上书，下册，第127、219页。
⒃《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人民日报》1963年11月19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8—469页。
⒅⒆《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9、368页。
⒇(21)《中国通史》，上册，第358、361页。
(22)同上书，第363页。
(23)《隋书·食货志》。
(24)《中国通史》，上册，第208页。
(25)(26)《中国通史》，下册，第331页。
(27)《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7页。
(28)《中国通史》，上册，第232页。
(29)(30)同上书，下册，第93、292页。
(31)《中国通史》，下册，第405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9页。
(33)(34)(36)《中国通史》，上册，第246、232、376页。
(35)(37)《中国通史》，下册，第212、340页。
(38)周谷城：《中国社会之变化》，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29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