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华富
【期号】195812
【总期号】76
【页码】53
【正文】
右派分子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在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以前，曾在“新观察”上连载过。在这本书中，费孝通对我国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极恶毒的挑拨，他有意地抹煞我国各民族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他把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奴役和压迫恶意地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他千方百计地抹煞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以便把少数民族的斗争目标转向汉族。这本书非常集中地暴露了费孝通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团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
一、夸大民族矛盾，抹煞民族友好互助
大家都知道，民族关系问题是民族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资产阶级重视这个问题；我们无产阶级也重视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在这一个问题上有他们的观点；我们无产阶级在这一个问题上也有我们自己的观点。原因很简单：都是为自己的阶级服务。
右派分子费孝通在我国民族关系问题上的观点是怎样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只有“隔阂和仇恨”，“剥削和劫掠”，“野蛮的、非人道的掠夺”，“流血残杀”……等等。他们的结论是：“屠杀和奴役，写满全部历史”，中国一部民族关系史就是一部“用血和泪写下”的“惨痛历史”，“血泪斑斑的历史”。
在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和企图破坏我国各族人民团结的阴谋下，在讲到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费孝通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血泪话当初”。这一章是专门叙述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费孝通在这里用了些什么材料呢？他说：
“……谈起这当初的事，兄弟民族的伤心话是说不完的。
“在黄平县城附近有一个古迹，名称就叫‘杀人洞’。这里有个传说：在咸同年间，满清的皇帝派了兵到黄平，召集苗人来听圣旨。各处来的苗人都要上这一个山坡。清兵就埋伏在坡后，来一个杀一个。杀了就把尸首丢在一个山窝里。这个山窝底下有一个洞，流出一股水。人的血染红了这股水，慢慢的流到山坡外。后来的苗人看见了水里淌着血，知道不妙，回身就走，把村寨里留下的妇女孩子都集合了，逃到十几里之外一个绝壁上的山洞里，上下都得用绳子吊，这样才逃出虎口，后来的苗家都是这洞里的妇女传下来的。”
费孝通认为以上材料只是一个传说，读者不一定完全相信，于是他就引用了“贵州通志”上一段记载加以证实说：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清廷利用田兴恕以苗制苗。同治时，苗族领袖严大五、巴大肚进兵各地，虽获局部胜利，但由于川楚清兵纷纷涌入，清兵大量诱降和收买苗族上层，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一）斗争失败，余众退入雷公山。咸同战役中苗族死亡的数目没有估计。但是其他几次战役却还可以找到一些数字。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牛皮大箐（即雷公山）之役，被张广泗所屠杀的苗族：‘斩首万余级，苗人饿死四十余万’。据‘圣武记’此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炮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四万八千有奇，宥其半俘，收其叛产，设九卫，屯田养兵戍之。
“其他兄弟民族的遭遇也是类似的。嘉庆二年（一七九七）的盘江暴动是当时被称为‘濮民’主动（可能就是现在的仲家），志书载：‘大军攻阿俸贼，千余匿八角洞，火＠①之，悉毙’。‘俘馘以万计’。‘党洞西当文两贼巢，斩级千，俘二千六百，烧毙万余’。”
费孝通引用了这段历史材料之后，接着又引了一段调查材料说：
“对兄弟民族的屠杀是历代帝王一贯的压迫手段，在史书上记下来的只是其中比较规模大的战役，而且也是很简略的。兄弟民族自己却是铭心刻骨的记着这些仇恨。在＠②山凯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快结束时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苗家老人站起来唱了一支歌。他的音调深沉激动，愈唱情绪也愈高，全场肃静，很多在座的苗家老人，跟着流眼泪。我座旁的苗胞告诉我：这是‘反歌’。反歌的内容是叙述苗族领袖怎样起义，怎样鼓励群众，怎样进军，后来怎样失败。最后是他们的领袖被汉官捉住了，逼他投降，把他的头颅打开，灌了油，烧，问他苗族今后反不反了。他说：‘汉人欺侮我们一天，我们就反一天’。——这反歌从来不唱给汉人听的，只是老年人在一定场合下用来教育青年的”。
在这一章之外，还有“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在场坝上（市集上）常常发生‘挑裙子’的侮辱行为。杨森在贵州当政时又推行剪发改装的同化政策。派了兵在街上守着，看见苗家妇女就强迫把她们头发剪短，把裙子剪破，带要鼓一笔‘改装费’”。“苗家常常欺侮＠③兜”，“对③兜也加以歧视和压迫”。
以上就是费孝通“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关于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全部叙述。
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全面的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吗？事实告诉我们：不是。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剥削和劫掠，屠杀和奴役，这是历史事实，但这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却是各族人民的互相支援，互相帮助，友谊与团结。为了说明这一点，在这里举几个例子：
据史书记载，明代土家族人民（费孝通把土家放在苗族）和其他族人民一起，曾到过沿海一带共同抵抗外来的侵略。公元一五五五年，嘉兴王江泾以彭荩臣为首的土家人民，在抵抗倭寇的战役中立了大功。在明代和清代，土家人民参加过当时的农民运动，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太平天国起义，有许多僮族人民参加，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北王韦昌辉、西王萧朝贵，北伐主将林凤祥和李开芳就是僮族人。佧佤族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佧佤族是和汉族、傣人、拉祜人等一同从葫芦中钻出来的。此外，还有历史上诸葛孔明曾经到过佧佤人地区等等许多关于孔明的故事和传说。这些传说说明了各族人民悠久的亲密关系。佧佤族北部地区之所以能够较其他地区很早进入封建社会，是与明朝时大批汉人进入该地区开采银矿分不开的。汉人开采银矿的同时，开垦了很多水田，使得佧佤人开始学会种水田，促进了佧佤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明朝以来，纳西族的经济文化和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明初有汉族“军户”到丽江屯田。永乐十六年在通安、宝山、巨津、三州建立了学校，以木土司为首的领主们首先接受了汉文化，聘请汉族文士来教子弟。近百年来，傈傈族人民在祖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有过光荣的贡献。一九○五年，帝国主义分子潜入怒江地区进行侵略活动，傈傈族人民曾给以严重打击。在一百年以前，傈傈族地区完全是刀耕火种。以后在白族、汉族、纳西族地区学会了犁田，才开始由锄耕转入犁耕，农业生产发生了根本变化。
到近几十年，我国各族人民的联系更紧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土家族人民与湘西各族人民一起举行过大规模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一九三四年，贺龙元帅和萧克将军在永顺、龙山一带领导群众建立苏维埃的时候，土家人民积极参加了武装斗争，支援及配合红军作战。在现代革命史上，涌现了许多僮族优秀儿女，大革命时期的韦拔群同志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右江十几县的僮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创立红七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九四七年，他们又联合各族人民组织游击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推翻国民党。一九三六年春天，红军由丽江纳西族地区过金沙江北上，曾经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意识，以后几年内，这里的佃农不断地发生群众性的反抗斗争。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在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纳西族人民和滇西各族人民一起，组织起革命武装，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有力的打击。在这同时，许多哈尼人参加过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他们吹起牛角，拿起猎枪和大刀，在深山密林中和国民党匪军搏斗。
历史的记载证明：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曾经多次地不分民族联合在一起，进行过共同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并且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命运和前途是一致的。
历史的记载证明：在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为了向自然界斗争，曾经不断地进行着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他们曾经不分民族的在一起进行生产斗争，共同开辟出祖国锦绣的山河，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缔造了祖国的历史。
从前面我们引的“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有关民族关系的全部材料和这里我们列举的历史上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合作的几个例子的对比中，大家可以看到右派分子费孝通是怎样抹煞历史事实的。
许多右派分子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都使用了这样一个伎俩：夸大缺点抹煞优点，把次要的东西说成是主要的，借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费孝通也是这样。历史事实一方面有历代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与劫掠，压迫与屠杀，另一方面（而且还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各族人民的互助合作和亲密友谊。费孝通只谈前者，抹煞后者，这除了他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外，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是非常明显的：企图挑拨我国各民族的友好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然而历史是最公正的，它给费孝通的谬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汪锋同志说得好：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民族人民即用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无论那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一个组成部分。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助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二 把民族仇杀的原因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
前面已经指出，我国历史上是有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屠杀的，不过，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只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次要方面，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却是各民族人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和亲密友谊。
那么民族仇视，民族之间的压迫和屠杀应由谁来负责呢？
费孝通说：
“压迫和屠杀兄弟民族并不是为了他们语言说得不同，或是服装不同，而是为了封建帝王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要扩大他们的剥削对象，用武力去劫掠兄弟民族的土地，强迫他们劳动，屠杀压迫是为了具体的经济利益”。汉族官僚地主在屠杀压迫少数民族中“立了‘功’，赏了土地，成了地主，剥削了兄弟民族的农民，拿出一部分去报酬代表他们利益的帝王。这些才是兄弟民族的敌人，也就是要向这血泪斑斑的历史负责的冤头债主。”
“汉族的人民在这里完全没有责任吗？——费孝通继续说——那也不然。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不坚决反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去进行那种野蛮的行动，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
这就是费孝通的全部答案。大家看看他的阴谋是多么毒辣！他一方面承认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封建帝王——是兄弟民族的敌人，是“血泪斑斑的历史负责”人；但他另一方面又说汉族人民对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也应该负责。表面看来，似乎费孝通看问题很全面，实际上他是在把历史上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责任转嫁到汉族人民的头上。
右派分子费孝通说：“现在造成这部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主犯已经打倒”。那么主犯以外的犯人是谁呢？上面引的那段材料已经表述得很清楚，那就是汉族人民。费孝通在这里的反动政治阴谋暴露得非常明显。他企图挑拨少数民族仇视汉族人民，制造民族仇恨，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
历史事实给予费孝通的政治阴谋一个致命的打击。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并没有什么歧视，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他们之间没有互相歧视、互相仇杀的原因。费孝通说：“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不坚决反对自己的反动统治者去进行那种野蛮的行动，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这符合事实真象吗？费孝通引用“贵州通志”上那段材料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这段材料说：“咸丰四年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王定安的“湘军记”平黔篇记载说：当苗族人民起义时，一支以汉族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反清武装“教军”，“自麻哈（麻江）踵起应之，遂与之合”。“每出战，教七苗三，战则倚苗铳为助，……有小挫，则苗教大出，钲声满山谷”。清军“攻苗‘匪’，则号‘匪’（另一支以汉族人民为主的反清武装）梗其中，击号‘匪’，则教‘匪’继其后。”当教军“食匮，则苗输之粮”，当苗军出战，汉民则“输金纳赋，供其役使”。我想不用再举材料，就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把费孝通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历史上有名的苗教大起义有力地证明，汉族人民曾经同各族人民团结一起，共同反对过自己的反动统治者；他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中，互相支援，互相帮助，表现了亲密的友谊和兄弟般的团结。
至于费孝通所叫嚣的，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过去不但不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甚至还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的谬论，更不值一驳。在历史上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共同反动国内外敌人的历史事实，连费孝通自己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党早在它诞生那一天起就给民族问题以极大的重视。我们党非常同情兄弟民族的灾难。“文史哲”一九五八年第十期上，蔡仲淑同志的“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繁荣发展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一文，给右派分子一个有力地驳斥。蔡同志举了许多关于我们党关心兄弟民族命运的例子。如果说在解放后的新中国里，还有人歧视兄弟民族，开口“苗子”闭口“猓猡”地侮辱他们，那只能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切反动阶级。
当然，在广大的汉族人民群众中，也有极少数觉悟不高，对兄弟民族有歧视行为，难道这个错误能叫汉族人民来负责吗？显然不能。如果按照费孝通的意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本人民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日本人民之中也有一部分因觉悟不高歧视中国人民，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潘梓年同志在给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全体同志作的一篇报告“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也要贯彻‘厚今薄古’”中说：“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友好往来，互相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由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使人觉得各民族的人民之间，确乎也曾有过一些冲突，其实，劳动人民之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大家都要反对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见“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潘梓年同志这一科学的分析给右派分子一个极有力地驳斥。汪锋同志说得好：
“各民族人民的亲密团结，互助合作，是构成我国历史的主要的一方面，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仇杀事件，必须要记在各民族统治阶级的帐上”。（见“民族研究”一九五八年第二期）
三 抹煞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
抱着破坏我国民族团结的政治阴谋，费孝通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时说：
“苗族内部地主阶级不多，是一个重要特点。……封建帝王的侵略目的是夺取土地，所谓开疆辟地。……（他们）把少数民族杀完，赶完，占领其已经开辟了的土地，租给本族的农民，进行剥削；如果劳动力不够，就要利用少数民族农民的劳动力，并在政治上加以直接统治。苗族过去几千年碰着的就是这两种手段。他们在平原地区遭屠杀‘征剿’，进入了贵州的山地。但是汉族封建势力还是跟着进来，占领军事根据地的屯和堡，更依着经济力的伸张，控制了点和线。凡是军事势力所达得到的地方，派了汉官，占有了原来是苗族开垦出来的土地，又把土地出租给苗族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租额高至四六分以上（地主得六，佃户得四），又有送礼、送新及极苛刻的无偿劳动。苗家男女不甘受这样剥削的就逃到山上去开垦。山地开熟了，汉族地主又出来硬说这山是他的，非认租不成。他们有势力，汉官就是这批人，一不对劲就捉进衙门里去，死了也没有人敢说话”。
“苗家男女普遍的劳动，就是有土地的，甚至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也不脱离劳动。”“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别”。佃农“除了帮地主小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因为普遍劳动，有土地的人，不出租自己也可以耕种，所以常有因照顾无地亲友而出租土地的情况”。
从以上这段材料中，大家可以看到，右派分子是多么阴险！汉族历代帝王和封建地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这是事实。我们不但不否认，而且还用来教育人民，告诉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了。
问题在于费孝通一方面指出汉族地主如何剥削少数民族人民，另一方面抹煞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从以上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他把苗族地主说成是劳动者。这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劳动的地主，如果是一个劳动者，那他就不会是地主。第二，费孝通把地主出租土地剥削农民，说成是“好意”，是对亲友的“照顾”。这和地主阶级的言论是完全一致的。众所周知，许许多多的地主不是都把出租给农民土地，说成是可怜农民，对农民的照顾吗？不是都说没有地主天下农民都将饿死吗？费孝通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在这里表现的最露骨。第三，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苗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都是非常轻的。他说：“苗族内部的租佃关系和汉苗之间的租佃关系在剥削程度上也有区别。苗族内部平常都是活租制，只有很少是定租制，一般没有押金。租额一般是平分，极少数有在分租前抽百分之十上粮。除了帮地主小量的无偿劳动外，并没有其他残酷的超经济剥削”。事实是这样吗？苗族同胞龙有鸣同志驳得好，他说：
“让我们来看看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新黔日报上的一个典型事实；贵州丹寨县排呆村苗族贫农杨廷忠说，在一个饥荒年成，他向地主杨老赖（苗族）借来三个南瓜充饥，过了六个月，地主把三个南瓜折合成六十个银毫，又过了三个月，六十个银毫连利息变成了三百银毫，因为没钱偿还，就把家里仅有的二十五挑产量的水田（每挑约一百二十斤稻谷）全盘拿去抵账了。由此可见，苗族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如何残酷”。（“民族团结”一九五八年第五期）
苗族封建地主阶级对苗族农民的剥削和奴役是一贯的，在历史上他们对苗族农民的剥削和奴役就是非常残酷的。贺熙龄的“复陈汉苗土司各情疏”记载说：“苗民佃种土司土目之田，岁上牛羊猪鸡以为年例年租。其土司土目之强而暴者，辄虐使其苗；又于年例年租之外，多方科派之，苦累殊什”。（经世文续编卷八十）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地主阶级辩护人。他把苗族地主描绘成是些“仁人君子”，是些非常“善良”的人。
这样还不够，费孝通进一步还把少数民族的封建统治阶级说成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他说：
“因为汉族封建势力罩住了苗族，汉人地主有着政治权利（就是军队、衙门和监狱）压迫着苗族，使苗族本身不易生长出地主阶级。这好象中国在强大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势力下资本主义不易生长是一样的。……苗族本身封建势力是薄弱的，……是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一部分”。
费孝通把苗族地主阶级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大家都知道，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它进步的一面。按照费孝通的意见，苗族封建地主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也是一个革命的阶级。这简直是荒唐透顶。
在这里，费孝通除了为苗族地主阶级辩护外，他一方面讲叙汉族地主的残酷，一方面美化苗族地主的政治阴谋何在呢？很明显，他是企图使少数民族人民放弃在自己民族内部开展阶级斗争，使少数民族人民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只有汉族压迫过他们，剥削过他们，他们的敌人就是汉族，以此达到他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的目的。
许多少数民族内部的右派分子都是美化本民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抹煞本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夸大民族隔阂，制造民族歧视，借以破坏民族团结，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敌人不仅仅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和其他反动势力，而且还包括本民族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全国各民族人民应团结一致，反对所有的反动统治阶级。
四 我们和右派分子费孝通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
斯大林同志说：
“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或‘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历史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同样的，我们把民族关系史也看作各族人民相互关系的历史。我们从事民族关系史的工作者，是研究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如果我们翻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是友好的，他们在各种斗争中（无论向共同的阶级敌人斗争或向大自然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他们之间从没有什么仇恨和压迫。这是民族关系史的基本内容。我们研究民族史的就是大力阐明这一点，以便加强我国各民族的友好与团结。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研究民族问题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右派分子费孝通和我们完全相反，他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成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少数“侵略者”或“征服者”的历史。在“兄弟民族在贵州”一书中，费孝通开口“历代封建帝王”闭口还是“历代封建帝王”，在他看来历代封建帝王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在这一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社会学观点指导下，费孝通把我国一部民族关系史完全看成是各族反动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史，历代反动统治者压迫和屠杀各族人民的历史。
费孝通的反动资产阶级民族学观点是为他的反动政治阴谋服务的。他研究“民族学”就是为了破坏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费孝通自己承认，解放以后他一直是利用资产阶级“民族学”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民族压迫的实质看成是阶级压迫。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基础。这句话怎样理解呢？就是说当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时候，实质上不是这个民族压迫那个民族，而是这个民族的统治阶级压迫那个民族的被统治阶级；压迫民族的人民仍然被压迫，被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仍然压迫本民族人民。例如，当历史上汉族压迫少数民族的时候，实质上不是汉族压迫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的人民；汉族的人民仍然受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仍然压迫少数民族的人民。
右派分子费孝通和我们完全相反，他把民族压迫看成与阶级压迫无关，把民族压迫看成单纯的民族压迫。如在前面指出的，费孝通把汉族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人民的责任企图转嫁到汉族人民头上，说什么汉族人民也有责任。再如在前面指出的，费孝通把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也看成是被压迫的阶级。在费孝通看来，汉族在历史压迫少数民族，就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和人民压迫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和人民。但是，历史事实却和费孝通的论言相反，费孝通引用“贵州通志”那段材料，“咸丰四年官府勒缴金银、粮米。苗族张秀眉等起义于清江、台拱（即现在的台江）、丹江、八寨（即现在的丹寨）等处，与太平军取得联系，石达开组织苗汉联军，统一指挥，兵力直达黔东、黔南。清廷利用田兴恕以苗制苗”有力地证明，在这次斗争中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人民站在一面，封建帝王和少数民族中的统治者站在另一面。费孝通手上的石头打了费孝通自己的脚。
我国人民已经充分认识到，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保证，我们将不懈地为我国各民族兄弟般的团结而奋斗。右派分子的破坏是途劳的，它的作用只能是一个反面教材，使各族人民更加团结在一起。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热
＠②原字为钅加户
＠③原字为亻加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