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韩凌轩
【期 号】198703
【总 期 号】180
【页 码】16
【正 文】
内容提要：本文在学术界首次分析了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并对其早期政治思想的基本倾向提出了看法。作者认为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是：①主张以伦理改革为手段改造社会，但比较注意内省功夫；②较早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③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④受到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却具有积极进取和务实的精神。恽代英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且在1919年底以前有逐渐加深的趋势，但在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原则区别。其早期思想的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早期的恽代英是一个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在五四运动前后活跃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战线的众多思想家中，恽代英可以说是一位杰出而又颇具特点的思想家。目前，关于恽代英早期（1921年7 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思想的主流，已有专文论述，而对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则还无人论及。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传播和发展的规律。本文试就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和主流，略陈管见，以求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早期传播史的研究。
一、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
每一个时代，都有反映时代潮流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阻碍历史潮流前进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同时也都存在着中间状态的政治思想。在历史转变时期，尤其是这样。五四运动以前，在思想界反映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反动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反映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盟主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阻碍历史潮流前进的思想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中间状态的思想是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思想变化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他又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89—691页）毛泽东上面的两段话，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政治思想的变化。所以说“基本上”，是由于他只是正确地指出了“五四”前后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总趋势，而没有全面指出五四时期政治思想的极端复杂性。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想是多色彩的。就其横断面来看，光怪陆离，色彩斑斓：既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学说（进化论、伦理学、社会契约论等），又有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罗素的新实在主义等），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还有逆时代潮流的封建专制主义。如果从纵断面来看，“五四”前后则处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转变时期或过渡时期：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在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闸门而冲进来的反映时代潮流的新思潮中，在“五四”以前主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五四”以后主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思想家，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由于所接触的思想资料的不同，他们所受各种政治思潮的影响的程度，都是各不相同的。各种政治思潮对思想家影响程度的强、弱，在思想家身上所着色彩的浓淡，形成了这个思想家不同于其他思想家的独有的特点。那么，恽代英的早期思想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恽代英虽然也和陈独秀、李大钊一样，主张以伦理改革为手段来改造社会，但恽代英比较更注意内省的功夫。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志士们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数国民的自觉，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是建设不起来的。他们提出了一个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标准：“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107 页）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辛亥革命，那么，他们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后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因为不是出于多数国民的自觉与自动，所以是“伪共和”、“伪立宪”；要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必须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唤起多数国民的民主共和的觉悟，“通民彝于国法之制”（《李大钊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68页）。 懂得要实现民主共和，必须唤起多数国民的觉悟，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们比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明的地方。那么，怎样才能唤起多数国民的觉悟呢？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思想是和封建伦理思想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以伦理为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只有伦理革命才能打破。他们指出：“儒家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它的“别尊卑、明贵贱”的一整套主张和民主共和政治的独立、平等、自由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108页）。所以，救国之道在于改革伦理， 把政治觉悟提高到伦理觉悟的高度。基于此，陈独秀把伦理觉悟称之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同上书109页）。李大钊力主改革道德风俗，认为“风俗败于政， 未必不可正于学”（《李大钊文集》上册92页），风俗正了，可以进而制约社会生活。和陈独秀、李大钊一样，恽代英也认为伦理改革是改造社会的最重要的途径。他说：“治天下之本，在改良风俗，不在改良政治。”（《恽代英文集》上册72页）他认为改革伦理是改革政治的基础，而伦理道德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仅道德的善的方面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且道德的恶的方面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如果“使天下之人，皆为善而不为恶，则道德有进化无退化，皆为恶而不为善，则道德有退化无进化。”（《文明与道德》，《东方杂志》12卷12号，1915年12月）鉴于道德进化与个人主观努力的密切关系，恽代英特别注重个人的“自省之功”。他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中得到启发，把每天记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453页）。他经常自订自省表， 作为反省的目标，并经常自己为自己的操行打分，以激励个人道德的不断进步。他不仅自己反省，而且把这种反省的方法扩大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他所创立的“以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的成员，每天开会都要背诵“互励文”，并要全体成员报告自己为自助助人所做的一切。恽代英强调自我修养的目的，在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进而养成一种善势力。如果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那么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时候，就可以如“旭日之化冰雪”，“泰山之遇累卵”，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那时，就可以“拨国家于离乱之中而反之正”（《一国善势力之养成》，1918年10月《青年进步》第十六册）。
第二，在民国初年，恽代英虽然和陈独秀、李大钊一样主张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他比较早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们对资本主义文明基本上是一片赞扬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热情歌颂，是大家所熟知的。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81页）赞美之声，溢于言表。虽然他也谈到资本主义的缺点，但与歌颂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胡适比陈独秀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人们“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册345页）。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也把代议制看作是“葆有绝美之精神”的理想制度（《李大钊文集》上册158页）。惟独恽代英不同，他早在1914年10月， 就在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义务论》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批判。首先，他以义务论思想为武器揭露批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他认为“权利论”是天下纷乱不安的源泉。“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利论影响而来”。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要“自卫”其权利，实际上却打着自卫的招牌到处侵略。“昔英人以保护其海权而攘印度，今又以保护印度而进窥西藏矣。他日得西藏则又何如？日人以保护其本部而攘高丽，今又以保护高丽而进窥南满矣。”所以，帝国主义者的所谓“自卫二字，即为其侵犯之又一名词”（《恽代英文集》上册2页）。其次，以“崇让”、 利他思想为武器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恽代英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崇让”、利他和互助。他说，人类的文明之“所以发达者，即由于人类之利他心，亦即义务论之效力所致”（同上书3页）。所以，人类文明应该是造福于人类、 有益于其子孙黎民的。但是，今天的资本主义文明则与此相反，不仅精神文化为少数富人所享有，而且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所创造的军舰、炸弹和枪炮等，都被帝国主义者用来作为杀人掠地的武器。所以，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者，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同上）。当然，恽代英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他还不可能用科学的武器，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本质进行全面、深刻的批判，只能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借用软弱无力的武器对资本主义进行表面的揭露。但是，就他能较早地开始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点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志士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恽代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但时间上较早较长，而且程度上也较深。
众所周知，五四时期，在各种流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占着优势的。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批判资本主义，向人们散布关于未来社会的幻想，力图证明只有它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在起初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五四运动的二十年》，《中国青年》1卷2期，1939年5 月）李达在回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时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我记得当时很多人都是安那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太多。……当时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很模糊，左点右点谁也分不清，况且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又早，宣传的主张又好听。‘各取所需’这个口号很迷惑人，所以一般青年相信这个的就多。”（《一大前后》（二）51—52页）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少人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16年8月， 李大钊在《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一文中，曾表示了对托尔斯泰的崇敬，称他为“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李大钊文集》上册186页）。1918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西行漫记》， 三联书店1979 年版128页）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又称赞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意思更广，更深远”（《一大前后》（一）84页）。1919年瞿秋白创办《新社会》杂志的时候，自称自己“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多余的话》）。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期，也和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过从甚密，受到他们的影响。和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相比，恽代英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要早得多。1919年9月9日，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说：“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恽代英文集》上册109页）如果按这个时间推算，恽代英在1912 年已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了。直到1920年下半年他才认识到：“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恽代英文集》上册162 页）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前后达七八年之久。恽代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时间上比较晚，不能不说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关。
第四，恽代英早期虽然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比当时的一般进步青年具有积极进取和务实的精神，这也是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区别。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政治上军阀混战、动荡不安，经济上残破凋敝、民不聊生，文化上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黑暗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厌世之思潮，隐伏于社会”（《李大钊文集》上册145页）， 不少青年因为找不到救国的出路，由愤世疾俗而产生悲观厌世的思想，有的甚至以自杀来抗议社会的黑暗。就是思想进步的青年也难免受到这种悲观厌世情绪的影响。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前，就曾存在着严重的悲观厌世情绪，说什么“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甚至主张“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71页），做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李大钊1913年夏在天津法政学校毕业后到北京逗留时，也曾“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生活”（《李大钊文集》上册114 页）。瞿秋白在民国初年，也曾产生过消极避世、厌世的人生观（见《饿乡纪程》）。当时，思想进步的青年尚且如此，更不要说一般的知识青年了。然而恽代英却不同。他既反对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也反对愤世疾俗的名士作风。他主张“以稳健笃实的进行，求最高洁理想的实现”（《恽代英文集》上册99页），把对未来的理想与眼前的身体力行结合起来。为此，他提出了力行救国论，认为“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同上书70页）。恽代英的力行救国论，有力地针砭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空谈救国的弊病和悲观厌世的人生哲学，对于促进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恽代英早期思想的主流
关于恽代英早期思想的主流，目前学术界有两种看法，多数同志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的同志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我是主张前一种看法的，在《恽代英早期的义务论思想》一文（载《东岳论丛》1986年3 期）中我曾说：“构成义务论思想的主流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既是恽代英早期义务论思想的主流，也是恽代英早期思想的主流。下面，我想从两方面来说明自己的看法：一方面说明恽代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另一方面说明恽代英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严重影响，但从整体上看，还不能算是无政府主义者。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政治学说。它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论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经济方面反对封建的占有关系和依附关系，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在文化方面反对封建的文化专制，主张建设民主的、科学的资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都是从属于政治思想的。所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种思想体系的最根本的主张。恩格斯在谈到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的思想时说：“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05页）判断一个人是否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主要应该看他在理论上、实践上是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青年恽代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如何呢？
辛亥革命时恽代英十六岁。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在辛亥革命时的任何文字记载，因而很难断定辛亥革命当时恽代英的政治态度。但是，我们从他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发表的文章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这时，恽代英虽然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因而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民国初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他还不可能找到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模式，因而还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实践上，他仍然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为现实的社会模式：他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幸，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见《义务论》）；他对天赋人权说的歌颂（见《原分》，载《光华学报》第一年第三期），也表现了他对共和国的向往。他不仅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且对如何建设它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名存实亡的严酷现实尖锐地提出“共和国宜崇尚朴实，屏去虚华”（《恽代英日记》114页）。他认为，脚踏实地、 不求虚名应该是民主共和国建设的重要特点。他在《义务论》和《原分》两文中，要求掌权者和一般国民，各明其“职分”，恪守“享权力尽义务之应有分限”，正是体现了这种脚踏实地建设民主共和国的精神。他的“学问与职业一贯论”、教育救国论和实业救国论，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五四运动以后，他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仍然没有改变。1920年初，他在《中华民国九年》一文中说，在过去的几年中，在对外关系方面，日本的愁云惨雾，几乎把我们的政界商场完全笼罩住，在国内方面，“帝制的思想运动，总在我们这共和政体假面具背后进行”，弄得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因此，他希望中华民国的九年要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华民国的九年。在对外关系方面，“不要沾染了太多日本的臭味，把中华两个字弄得若有若无了”，“要国民有一个独立的精神”，才能“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国内方面，“不要沾染了太多帝制的臭味，把民国两个字弄得若有若无了”，“要国民有一种民主的修养”，才能“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恽代英文集》上册115—116页）。坚持民主和独立，这正是恽代英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本原则。
恽代英所以一再表明拥护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态度，是因为他认为与君主专制政体相比，民主共和制是能够体现民意的进步政体形式。他在《欧战与永远和平》一文中说：“俄国前日在君政之下，其（指人民——引者）真意思不能充分呈现，自革命后，新政府与以无限量之解放，故真正意思乃得自由发表。”（《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二期，1917年3月）在民主共和制的国家里，官吏并不是国民的保护人，只“不过领薪俸之办事员而已”（《恽代英文集》上册88页）。而一般国民对于政府有监督的责任和权利。从以上的分析看，早期的恽代英，从基本的政治倾向上看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上面我们从正面分析了早期的恽代英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下面再从另一方面分析一下，早期的恽代英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但还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长达七八年之久，而且1919年以前这种影响有日益加深的趋势。但是，即使在他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最严重的时候，也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重要区别。所以，我们在考察他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时候，同时还应该考察他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原则的区别，这是判定他是否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关键之一。恽代英在早期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上贯穿于他早期阶段始终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主张以互助、相让、利他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天下事无论大小，“有以相让成者”，“未有相争不让而能成者”。所以，他主张以相让、利他、“互助共存”的原则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反对竞争，认为“文明由竞争中来者，徒为罪恶之渊薮而已”（同上书3页）。二、 向往一个“无贫富贵贱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同上）的大同世界。三、通过互助来实现未来的理想社会。他认为：“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同上书5 页）另一种是在某个短时期内或某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一、曾认为法律无存在之价值。恽代英在1917年4 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各方面都证明法律“无存在之价值”。理由是：“法律不能治巨奸”；“法律能收之功，道德皆能致之”；“法律虽密，比之人事终不能尽”；“法律可自由解释，即易启舞文之弊”（《恽代英日记》73页）。但在6月11 日的日记中他又改变了否定法律有存在必要的思想，充分肯定了法律的作用。他说：“吾国商、韩言法主严。细味之亦非无理。法之宽者，惟便奸民，良懦者初不受其益。法之严者，奸民首感其不便，其良懦者亦仍不过如此。故不言则已，言法则商、韩尚足自圆其说。”（同上书98页）在1919年1月11 日的日记中又说：“在社会可从公定之法律，或多数意见。”（同上书462页）二、 曾否认国家政权存在的必要。恽代英虽然向往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大同世界，但他并不主张通过政治活动达到这个目的。他说：“我是个完全不信政治运动值得我们努力的人。……社会的根本解决，不在轰轰烈烈的破坏，还在善战无名的建设事业中间。”（《恽代英文集》上册226页）他这里所说的建设事业是指教育和实业两方面。
他主张通过包括教育和实业在内的社会活动建设一个名符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这个建设过程中，他是承认有政府的。他说：“无政府主义莫贵于自立自助，岂有有耳目手足而不知用，必待他人之力以度日常生活，而能不待政府之仁慈以生存者乎？”（《恽代英日记》495页）他不仅承认政府的存在，而且一再声明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不得有违反现行法令的结合”（《恽代英文集》上册96页），“非关国家运命或名誉极大之事不干预政治”（同上书93页）。到1919年底，他对国家政权的看法有了变化。他在评价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时说：“不知若要政权，一定不能无滥用权力的事，想干涉受治者私有的冲动，却发达了治者私有的冲动。”（《恽代英日记》656页）1920年1月，在《中华民国九年》一文中，他又提出了反强权思想，表现出反对国家政权的倾向。三、曾主张废除婚姻家庭。在婚姻问题上，恽代英一贯的主张是一夫一妻制。他在1917年8月2日的日记中说：“夫人果情爱笃挚，道德高尚，一夫一妻乃自然当然之理。”（同上书125页）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又说：“一夫一妻主义乃中国所极应提倡。”（同上书146页）在家庭问题上，他主张“以立宪的科学的两目的为准”对封建家庭进行改良，在这个基础上普遍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新式家庭。到1919年底， 他对婚姻家庭的看法明显地表现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他在11月4日的日记中说：“其实彻底的研究起来，家庭的制度不应该废除么？
……我想，儿童公育、私产破除，一定是世界将来的目的。那时我真不知这结婚二字有何意义？所以恋爱自由，无论是素质的恋爱，感情的恋爱，乃至盲目的恋爱，都应该有他的自由。”（同上书656页）在12月25日的日记中他又说：“我说婚姻应该废除，恋爱应该自由，男女间一切束缚应一并解放。……这时是无所谓夫妇的了。为什么两男不可同时对于一女，两女不可同时对于一男各尽其情？”由主张一夫一妻制到主张废除婚姻、家庭，可见恽代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1919年底以前是逐步加深的。此外，恽代英在1919年还曾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同上书551页）、废除金钱（同上书656页），在分配和流通领域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详谈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恽代英在其早期始终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而且在1919年底以前有逐渐加深的趋势。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早期的恽代英虽然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但与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
第一，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绝对自由，恽代英反对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说：“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为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个人主义的好朋友。”（《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386页）与此相反， 恽代英则是反对绝对自由的。他认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生存的，必须以一定的关系结合成社会、组成国家才能生存。在人们赖以存身的社会里，有领导者，有被领导者，有中心（他比之为太阳），有围绕中心（太阳）转运的无数卫星。不同的人由其不同的社会地位所决定，而享受着应有的权力，尽着应尽的义务。所以，人们必须讲究“群居之道”，“欲保自身，亦必以保群为要义。此吾人所以对于国家社会而有所谓应尽之义务也。”（《原分》，《光华学报》第一年第三期）从这种思想出发，他极力反对绝对自由，极力提倡加强群众生活的修养，认为“人人不可不入社会，则群众生活之修养，自为不可不注意之事”（《恽代英日记》543页）。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一些青年中存在的否认权威、否认中心的思想进行了批评。他说：“现在一般太热心的青年，未免把德莫克拉西看得太单纯了，真想世界可以永远不要中心。这样干去，无论你口里说得怎样天花乱坠，实际上只要人类还想生存，中心总是打不破的。因为当真象这样的打破了中心，社会便会呈停顿纷乱的状况，不要两天便会大家感觉得不安。”（《恽代英文集》上册188页）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看法上，恽代英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是存在着原则区别的。
第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恽代英并不反对一切政府。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说：“无政府党主张完全自由，排斥一切政府，实为无政府主义之根本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311页）从这种思想出发，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269页）， 实现其“视世界为一体，无所谓国界，亦无所谓种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版29页）的所谓大同世界。恽代英则不同，他并不反对一切国家。他反对的只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不仅不反对，而且主张通过社会活动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发展经济而不推翻政府的办法去建设它。在他所写的小说《真男儿》中借主人公甄新之口说：“现在既没有比他们好的人，你便把他们推翻了，接他们的后手的，总还不过象他们一般的人，何况不容易说推翻他们的话呢。”（1918年12月《端风》年刊第1号）在《光华学报》编辑方针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须不抵触现行法令”（《编辑室之谈话》，1917年《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一期）。他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设者，更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 1917年10月，他在互助社的互励文中说：“今日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立一个决心，当尽我们所能尽的力量，做我们所应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恽代英日记》160页）1918年5月8日，他在给仁社的报告中又说：“互励文中加入国耻观念”，“颇觉渐有诚笃的爱国心”（同上书379页）。不久，他就在武汉开展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为爱国奔走呼号，成为武汉地区五四爱国运动的领袖，绝不是偶然的。即使在1919年下半年他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日益加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为国家做事”（同上书611页），做一个“彻底的爱国者”（同上书675页）。
第三，无政府主义者崇尚空谈，而恽代英则崇尚实际。列宁说：“无政府主义……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列宁选集》第一卷218页）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产生剥削的根源，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他们脱离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企图通过空洞的说教或者恐怖手段实现对未来黄金世界的幻想。对于这一切，恽代英都是反对的。1919年9月9日，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说：“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的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恽代英文集》上册109页）对于因空谈无政府主义而叛变革命的刘师培，他表示了十分的蔑视，他说：“刘申叔、何海鸣不都是前十年的社会主义家吗？现在那里去了？无品格的社会主义家同无品格的孔教徒是一样的不值钱。”（同上书110页）他认为要改造社会，徒凭理想是不行的，必须同时注重实践、注重身体力行。许德珩同志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恽代英时说：“当时，无政府主义颇为流行，代英虽然同无政府主义者来往，但并不赞同他们的主张。他认为少数人空口谈谈，跑到庐山弄块地，办办‘新村’，就能改革社会，那未免太滑稽。他说，应该从实际出发，进行反日的爱国运动。”（《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2页）许老的说法是符合恽代英思想的实际的。
第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一切为了个人，恽代英主张为大多数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是一切为了个人。斯大林说：“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斯大林全集》第一卷273页）恽代英当时虽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对待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是和无政府主义者根本相反，而和马克思主义者相近的。他认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这应该是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吾等信新学说，非以纯理的脑筋信纯理的学说，乃以此学说有利于大多数人也。”（《恽代英日记》530页）因此，他主张“一切行事，只可以用去图大家的幸福，断不可以用以图谋个人的幸福”（《恽代英文集》上册186页）。但是大家的事只有靠大家来办才能完成，比如救国，这是全体国民的事，“一个人不能救中国”（《恽代英日记》366页），“除了合群之外”（《恽代英文集》上册105页），是没有办法完成救国任务的。当然，恽代英这里所说的合群，主要还是指的青年学生，而非指工农大众。1920年，他总结五四运动的经验时说：“我去年当学潮初起的时候，看见许多学生界不能满意的事，令我处处想起平时没有群众生活的修养的坏处。……当时我就感触所及，便将群众生活的修养，应该注意的事，列成一表，现在ｃōｎｇ＠⑴ｃōｎｇ＠⑴已经一年了。”（《恽代英文集》上册179—180页）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恽代英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原则的区别了。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对恽代英早期思想的主流作出结论了：恽代英早期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和无政府主义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政治态度的基本倾向上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致的。应该说，早期的恽代英是一个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三、几点结语
从恽代英早期思想的特点和主流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
从恽代英的早期思想看时代主潮。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无法摆脱时代思潮的影响。他总是受主观条件（文化修养、个人志趣等）和客观条件（家庭生活、经济地位、社会环境等）制约，而确定对时代主潮或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因而，每一个思想家的身上都必然有时代思潮的影子。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界虽然存在着一股顽固的复古逆流，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毕竟已是人心所向、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恽代英早期思想的民主主义主流就是这历史主潮激起的一朵浪花。
从恽代英早期思想看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形式。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产生、成长起来。关于它的产生形式，学术界有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我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因为爱国主义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爱国主义。虽然各阶级的爱国主义有共同之处，如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灿烂的文化，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主要的，即他们所爱的国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由封建地主阶级的爱国主义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没有特殊的历史条件是不可能的。杨度可以说是一个特殊的例外。在一般情况下，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比较合乎情理。恽代英是如此。我国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大都如此。
从恽代英早期思想看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但是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我国辛亥革命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曾经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片断。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在宣传进化论、互助论、反对封建压迫剥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方面仍然起了一定进步作用。当时许多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如果从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是某些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桥梁。恽代英正是从这个角度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影响的。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反动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匆下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