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永军
【关键词】哈贝马斯/勃兰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生态危机
【期号】199803
【总期号】246
【页码】104
【正文】
〔内容提要〕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广泛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问题的研究，其中，哈贝马斯和勃兰特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哈贝马斯从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组织原则及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了冠以“合法性危机”之称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而勃兰特则用“工业社会”指称资本主义社会，用工业化浪潮导致的生态危机置换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虽然他们的危机理论都是从医治当代资本主义病症愿望出发提出来的，但仍然有着深度和力度上的差别。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的分析更切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因而，他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危机论”要比勃兰特的“生态危机论”明显来得言近旨远。
战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危机，相反，资本主义危机反以新的危象猛烈地冲击着当代资本主义。这迫使西方人重新研究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哈贝马斯与勃兰特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试就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一浅显的比较分析。
一
哈贝马斯指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哈贝马斯把它称之为“有组织的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亦即“晚期资本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危机（哈贝马斯把“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平衡的破坏”以及“国际平衡的破坏”看成是当代国际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危机，他的研究“将撇开不谈资本主义增长所带来的那些全球祸患，而只研究该系统所特有的危机趋势”⑴）的分析应建基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独特的组织原则及结构特征的深入剖析之上。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原则及结构特征一般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国家的干预活动增强了，而这种干预活动必然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密切，而这种密切关系使诸种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⑵其中，国家干预经济发展过程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它的出现导致早期公平交换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从而使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具有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征、新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综合体，它所发生的危机就是一种全面的危机、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某一系统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结构都存在故障；不是局部性的病症，而是全身性的病象。第二，由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有组织的”或者受“国家调节的”发展阶段，它的国家机构必须积极从事于资本主义的各项生产活动，而不再仅限于为资本再生产提供一般条件。但是，资产阶级传统意识形态却与这种新的变化不相适应。这势必导致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变成社会政治文化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基于这种观点，哈贝马斯用“合法性危机”称呼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指出，冠以“合法性危机”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通过以下四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
1.经济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变成了“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尽管实行了国家干预从而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人垄断所有制和国家垄断所有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此，资本主义那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亦没有改变。所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始终不肯销声匿迹”⑶。然而，哈贝马斯又一再强调，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它不再表现为周期性的生产过剩，而是表现为商品和劳务这样一些可消费的价值的“产出”不足，具体地体现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三个方面。并且，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可以因国家持续不断地干扰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而发生转移，即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2.合理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产出”的危机，它指的是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订、贯彻必需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决策。也就是说：“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被转移了的系统危机，它像经济危机一样，反映为了特定利益的社会化生产与驾驭规则之间的矛盾。这种危机趋势以国家机器失控的方式，转化为丧失合理性。”⑷合理性危机又被称之为行政管理的合理性“赤字”。当资本私人所有制与发达资本主义日益要求的“行政管理计划”及国家干预之间出现矛盾时就会产生这种危机，而资本主义又不能消除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因此，只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听任市场自发势力和生产的盲目性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合理性就必然会出现“赤字”。
3.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社会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意指在贯彻由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那些指导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各项原则时，资本主义已无法继续维持群众对它的“忠心”。合法性危机又可称之为合法性“赤字”。“合法性之‘赤字’意味着：依靠行政手段随心所欲地保持或建立有效的规范结构，已属痴心妄想”⑸。因为，“晚期资本主义中国家机器所拥有的职能和采用行政手段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扩大，超过了合法的需求”⑹。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由于国家干预，原先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政治化，促使社会的统治者抑或被统治者对国家提出更高的合法性要求；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干预由经济系统扩展到社会文化系统，导致社会文化系统无法向政治系统“投入”（用理性的方式说服群众支持统治者）必需的群众忠诚，以满足其合法性的需求。
4.动因危机。动因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它指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崩溃或导致取消合法性或导致削弱动力（发布命令、服从命令等）”⑺。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已失去了思想文化基础。这不仅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文化传统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教育体系的结构变化方面。在这里，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残余已经不复存在，相信科学及普遍价值的那些已经形成为规范性机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出现了机能失调。思想能源匮乏，文化价值失去稳定性，意识形态成为威胁社会解放的阻碍力量。不仅如此，与传统思想文化丧失产生动因的能力相类似，新生的非传统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如“唯科学主义”、“后奥拉特艺术”、“普遍功利主义”等，虽不断发展，但也不能产生出新的动因。加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反正统文化的经验情绪，这无疑又加重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并堵塞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消极方面制止或避免动因危机的道路。
这四种危机形式构成一个整体。它们互相牵制，互为因果，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共同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简单描述如下：晚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趋势，决定了它的经济危机具有新的表现形式，并且，因为国家干预，使得经济危机转移至政治文化领域，出现了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需数量的合理决策；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需数量的合理决策与没有向它“投入”群众的忠诚直接相关；行政系统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驾驭指令时，不能顺利地保持必要的群众忠诚，于是就发生合法性危机；“投入”到行政系统的动因应是由文化系统“产出”的，由于对资本主义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遭致削弱，所以，它不能“产出”必需数量的能激发人们去支持决策者的动因，于是，产生动因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所反映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较浅层次上的矛盾的话，那么，后三种危机就依次更为深刻地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冲突。特别是动因危机，它应被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形式，因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种种危机的最终根源。
这就是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解析。他之解析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的干预，尽管经济危机并非不存在，但已不是危机的主体，危机的主体已转移到文化—意识形态方面，主要表现为人民群众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心、信仰和献身精神，对它的合法性充满怀疑。所以，并非当代资本主义的根基，而是它的精神出现了问题，即支配其机体运作的机关出现了病象，具体表现为“客观力量剥夺了主体（晚期资本主义——引者注）在正常情况下所拥有的一部分自主权”⑻。因而，只要诊疗正确及时，“危机的解除，能使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⑼。哈贝马斯的用意是如此明显，甚至资产阶级学者也看得一清二楚。如J.柏尔格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哈贝马斯从杜克海姆传统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现象说成是‘病态’；而不是从马克思传统意义上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危机’，并非偶然。危机或者导致衰亡，或者导致净化，净化是‘自我净化’，衰亡是‘自我衰亡’。病态可以继续存在，或者被外在所阻止。病态作为发展中的错误，本身是可以更正的。”⑽
二
勃兰特是从改革现实资本主义弊端入手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他拒绝从制度变革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所以说，尽管勃兰特承认当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危机，但是，他却把这种危机归结为人类社会工业化趋势所必然带来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危机，即所谓“工业社会危机”。勃兰特说：“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同时也是工业社会的危机。这样，拯救工业社会就成了我们的任务。”⑾
勃兰特宏观地概述了“工业社会危机”。在他看来，工业化的来临，“带来了就业机会，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以及富裕生活。因此人们需要工业社会的基本设施”⑿。但工业化也相应地产生了负效应。人类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这样一些文明技术，它们使人类有能力持久地损害、甚至无可挽回地摧毁生命的自然基础。违背自然界循环规律的负荷——这种负荷是我们用科学技术文明的产物强加给空气、水和土壤的——使得自然环境的再生能力出现了问题”⒀。这也就是说，工业化不仅造成了全球性环境破坏，在生态学意义上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也在存在意义上缩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即，一方面，工业化后果造成人和自然和谐与统一关系的破坏，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它还衍生辐射，产生出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贫穷和苦难加速了对自然界的掠夺。而且，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状态威胁着通常是刚刚争得的民主制度。”⒁“不受约束的技术——它使得人的存在能从技术上受到控制——剥夺了人类尊严的基础”⒂。由此可见，所谓“工业社会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勃兰特是用生态危机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并用生态危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其他危机现象，从而建立起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勃兰特的分析使用的是一个中性概念即“工业社会”，这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既放弃了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也与哈贝马斯专心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特有危机的分析有着明显不同。这充分反映了勃兰特资本主义危机论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质。如同欧罗夫·帕尔梅所说，他们就是要说明，“过时的‘废除资本主义’口号本身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⒃。“就是消除了资本主义也仍要保留工业社会，当然所有制关系要有所改变。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业社会要继续生存同样如此”⒄。因此，勃兰特的危机论实际上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而他本人则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⒅。
出于“医生”的职责，勃兰特为治疗资本主义危机开出了如下“处方”：从对工业化发生源头——主要是它的思想文化源头——的解析入手，寻找解除资本主义危机的对策。通过分析得知，工业社会危机的深刻根源在于，它奉行一种崇尚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主义进步观（渗透近代启蒙理想）。这种进步观相信，理性与科学的进步，不仅能使人类在自然界面前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而且能使人类在社会关系面前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历史的运动是一个向愈来愈自由、幸福、和谐、富裕发展的必然过程，是一个向人类将最终获取征服桀骜不驯的自然界的能力的必然发展过程”⒆。因此，人最终能对一切实施理性的控制。然而，不幸的是，理性使用的结果与使用理性的初衷大相径庭，人们非但未从理性的使用中获得自由与幸福，反而使人本身陷入工具理性对人的全面控制、奴役之中，自由丧失，幸福化作乌有，甚至人自身的家园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就使得人们对乐观主义进步观产生深深的怀疑。人已到了应该改变些什么以拯救工业社会于即倒的关键时刻。
在勃兰特看来，消除工业社会危机的根本方法就是重建一种新的进步观，它将规范理性与技术的使用，以保障理性与技术的使用与“建立一个和平、公正、民主以及自然界基础不受损害的世界的现实理想”相一致。因此，尽管勃兰特严厉批评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滥用，但他却没有否定它们的作用，而是力图将对它们的使用与一种新的进步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就像他的工业社会概念是一个超越了具体社会制度的抽象概念一样，他所提出的新进步观也是一个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空洞的伦理说教出发得出的抽象学说，只具有一种劝喻、说教的力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这一重大难题。因为，像勃兰特所说的那种“超越制度的全人类利益的意识的形成”，只有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剥削制度才有可能，而人类共同意识的形成恰恰又构成勃兰特通过劝喻说教，使人类新的对话成为可能，从而塑造未来——工业社会美好明天的基本前提。
由此可见，勃兰特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其最终目的与哈贝马斯完全相同，不过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前提下，对其进行局部的改良。所不同的只是，勃兰特将资本主义危机弱化为工业社会危机，从而实际否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危机，特别是那种来自它自身内部的、必然会导致它走向灭亡的社会经济危机。勃兰特的这种立场是一种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他将资本主义是否合理的问题，交由社会党人所谓的正义感来判断，将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当成一种伦理要求和道德命令，抽象化为一种单纯的、空洞的道德理想。因此，这种理论的错误和空泛是十分明显的。
三
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的危机论称之为“政治和社会文化危机论”，把勃兰特的危机论称之为“生态危机论”。可以说，这两种危机论的目的都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病象的诊断，解剖资本主义发展着的现实，找到缓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有效方法，以拯救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当代资本主义。但是，这种本质上的一致并不能抹杀这两种理论内在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一般地表现在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面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现象，而且主要地表现在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当代表现形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上的差异直接决定了这两种理论对问题分析的深度。
我们知道，哈贝马斯的危机论建基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考察之上，它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症。哈贝马斯将对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危机的透视同对经济危机的剖析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从经济上分析造成种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揭示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系统转移到政治——思想文化系统中去的过程。由此，哈贝马斯就找到了一根把诸种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的主线，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露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哈贝马斯之所以能取得这么高的理论成就，是与他仍然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分不开的。尽管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作用与自由经营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认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作用。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考察仍然是以分析这一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经济问题为基点的。所以说，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后期批判传统的延续。
相形之下，勃兰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揭露就显得片面而不具体，肤浅而缺乏力度。由于他放弃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由于他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所以，尽管他有时也意识到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大大膨胀了的国家作用已给资本主义造成许多新的问题，把危机的场所由经济本身转移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领域”⒇，但是，他却不能像哈贝马斯那样透过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帷幕洞察其背后的经济原因。所以，他并不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有什么矛盾。资本主义的真正危机源自人类社会工业化这一生产力的自然进程。更准确地说，是促使人类工业化进程得以迅速展开的近代理性主义进步观内含的不合理因素造成了工业社会危机。这样一来，勃兰特就舍弃了对资本主义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批判，而抽象地从一般观念出发展开对概念王国的哲学批判，实际上只是非常肤浅地在抽象的观念层次上描述了一下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已，更谈不上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地揭示掩盖在人与自然矛盾背后的人与人的矛盾。所以说，勃兰特的“生态危机论”决不像哈贝马斯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危机论”那样，是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的一种综合性批判，他的理论所表现出的那种批判意识总是与抽象、片面、肤浅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尽管勃兰特的危机论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严重不足，但它也像同样有着严重缺陷的哈贝马斯的危机论一样，是战后西方人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现实变化出发，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侧面去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现状，从而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危机所形成的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的衍生辐射，它们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引发的全面性社会危机，从而有力地证明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复存在。相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它的作用促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资本主义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爆发并向着纵深发展。所以，本·阿格尔在评价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重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时这样说：“今天的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重新研究危机理论表明：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无论就其经济行为还是就人的动机和意图来看都已为进行根本变革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21)
这样看来，尽管哈贝马斯、勃兰特的危机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危机的本质及其产生根源，但是，相对于那些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社会危机之事实，极力渲染资本主义梦幻童话的资产阶级学者来说，他们的理论毕竟代表着一种进步，因而有着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正文注释：
⑴⑶⑷⑸⑻⑼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1975年，第45、45、46、47、1、1页。
⑵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1973年，第71页。
⑹哈贝马斯：《何为今日之危机》，《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
⑺⒇(2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448、419、414页。
⑽J·柏尔格：《神圣诺言与经济上的对应物》，载A·霍耐特等主编《交往行为：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论文集》，法兰克福／美因，1986年， 第262页。
⑾⑿⒃⒄⒅勃兰特等：《社会民主与未来》，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 113、114、113、115页。
⒀⒁⒂⒆勃兰特：《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载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29、28、26页。
【作者简介】傅永军，山东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邮码：250100。
【责任编辑】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