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作者】李基凯

    【期号】198203

    【总期号】150

    【页码】38

    【正文】

    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或纲领性口号:“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这个口号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在当前的条件下有什么新的意义?有没有必要重新倡导、重新实践这个口号?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进行认真的总结,并作出明确的回答。

                  一

    文艺必须同群众相结合,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文艺口号。它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所作出的高度理论概括。如果说,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总方向,那么,文艺同群众相结合则是实现这个方向的根本道路和行动纲领。不经过这条道路,文艺就达不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文艺同群众的结合,关键是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相结合,也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从立足点到思想感情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在中外文艺史上,有些剥削阶级出身的思想家和文艺家,也曾提出过文艺要同人民接近的思想萌芽。特别是许多优秀的作品,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们的理论不可能彻底,他们的创作总还是同人民隔着一层。在理论上,第一次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才为文艺同群众相结合、文艺为人民服务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由于当时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还没有兴起,人民群众还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马、恩在艺术理论上,还没有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到了列宁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得到蓬勃发展,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也相继兴起。于是列宁提出,文艺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未来服务”。⑴特别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人民获得了政权,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这些思想就是文艺同群众相结合的内容。这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但是,列宁的论述毕竟还是比较简单和原则的。毛泽东同志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作出了深入的、详尽的和精辟透彻的论述。他不仅对“人民”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详细的分析,而且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必须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相结合,以及如何服务、如何结合的方向、方针、道路和方法。并且运用这些思想解决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系列思想混乱和实际问题,从而使马列主义的美学思想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⑵他预言:只要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文艺工作者就“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⑶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口号提出以后,仅仅在短短七八年间,文艺上就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变化,使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在三十年代的革命新文艺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光辉的新阶段”,开辟了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新纪元。在这新时期产生的作品中,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开始成为文艺描写的中心,劳动人民成了作品的主人公而被热情地歌颂;作品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在艺术形式、风格方面,开始形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得到较好的克服,同时造就了一大批和新时代的群众感情相通的新型文艺家。以上种种,皆有目共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广大文艺工作者继续投身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使建国后十七年的文艺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取得更大的成就,形成了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第二个“光辉的新阶段”,即社会主义文艺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艺工作者经过进一步的锻炼,同群众的结合更紧密了,就总体来说,他们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然而,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由于当时政治生活的影响,文艺上也逐渐地出现了一种脱离人民、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一批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表达了人民愿望的好作品,被作为毒草受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被抛弃;违背人民意愿的、虚假的作品被肯定。到一九五八年,这种不良倾向得到明显发展,文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表面上是歌颂新时代,实际上是粉饰了现实。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违背了现实生活的逻辑和历史发展规律,因而并不能真正鼓舞人民。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转变,文艺又开始接近人民,于是又出现了一批表达了人民意志和感情的好作品。但是一九六四年以后,随着政治批判的加剧,文艺同群众的距离也越来越大,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在作品中越来越少,群众的心声也越来越弱。

    三中全会以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获得了大解放,于是就象火山爆发一样涌出了大批反映十年动乱时期人民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喊出了人民的心声,使文艺重新回到同人民相结合的轨道。这五年来的文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出现了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形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史上的第三个“光辉的新阶段”。

    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它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是保证文艺具有无产阶级性质、人民性质的根本措施,是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必由之路。文艺同群众结合得越紧,它所取得的成就就越大;反之,成绩就越小,直至走向反面。这是四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的结论。

                二

    从四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来看,从当前所处的时代来看,从文学艺术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强调和进一步实践文艺必须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这个纲领性口号,这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首先,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党的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一系列伟大的变革。它正在革除一切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的错误的、腐朽的东西;正在肯定和发扬一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民意愿的正确的、新生的东西。这场伟大的革命实践,不可避免地在人们的一切生活领域,包括思想感情上,打下时代的烙印。这就是当前摆在一切文学艺术工作者面前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它迫切地要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文艺去正确地认识它,反映它,与之相适应,随之而变化。否则,文艺就要脱离人民,落后于时代。

    第二,从我们的文艺队伍状况看,它同我们面临的蓬勃发展的新时代还不相适应。

    当然,我们的文艺队伍就总的来说,它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队伍。其中的大多数人,既了解过去的生活,又直接投身到群众今天的斗争生活。他们对当前群众迫切要求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强烈思想感情和时代精神有深切的了解和体验。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久经锻练的老作家艺术家,但更多的则是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还有一大批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文艺爱好者正在茁壮成长。因此可以这样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壮大和坚强过。

    但是,也必须看到另外一面。同伟大的时代相比,文艺队伍的数量毕竟还很少,质量有待提高,整个文艺队伍对新时代的认识也还是非常不够的,有相当数量的人同今天群众之间的距离还很大。例如:

    有些同志由于脱离群众,总是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新时代已经到来了,可是思想感情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创作上写不出任何新东西,只能用老套子去写人们早已听厌了的老掉牙的故事。

    有些同志,受极左思潮影响很深,对新事物、新人物、新思想接受不了。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却认为是党的政策右了;党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他们却认为把人的思想搞乱了。现实生活在他们眼里向左的方向变了形。而有些同志又从另一方面脱离群众。当社会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潮泛滥时,他们很容易接受过来,以此作为观察社会生活的准则和指导创作的思想。因此常常把丑当成美加以歌颂,常常迎合群众中的落后、消极的情绪,反以为这是“为群众”。现实生活在这些同志的眼里,是向右变了形。

    有些同志,在“十年内乱”时期,通过各种曲折的方式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他们对这段生活比较了解,因此写出了一批好作品。但是其中有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没有继续同新的群众相结合,对新生活了解甚少。现在,自己所熟悉的那段生活已经写完了,或者写得差不多了,于是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即使是始终同群众保持着联系的同志,也还要进一步深化同群众的关系,提高对新生活的认识水平,向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以上情况表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扩大和提高整个文艺队伍,为此,我们应该重温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的话,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⑷就是说,文艺工作者要投身到群众中去,同他们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学习马列主义。这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第三,与文艺队伍的状况直接相联系,当前的创作仍然落后于现实的发展。

    前面说过,五年来的文艺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总的方向和主要倾向上,它同新时代的群众是结合的,表达了群众的心声,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但是,同当前伟大的时代相比,同群众的实际需要相比,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例如:

    文艺描写的生活面仍然不够广阔,反映当前亿万人民正在进行的四化建设的作品还很少,深度也不够。即使描写十年内乱时期的生活,也有个扩大描写面的问题,因为当时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也是十分丰富、生动和复杂的。

    人物形象也还显得不够丰满和多样。相对说来,工人、农民、战士的形象塑造得比较少。现实生活中已经涌现出了大量社会主义新人,可是在作品中表现得还不多。简单化、雷同化的形象,故意编造出来的所谓“复杂的性格”,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厌烦。真正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堪称艺术典型的形象还不多见。

    在反映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重要社会矛盾,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方面,我们的文艺的确做出了可喜的努力。但这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够了,在一个时期内,回避社会矛盾的现象还是存在的,真正撼动人心、发人深省、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实在太少。

    有些作品,严重地歪曲了现实生活,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低级庸俗,甚至下流,个别的还有政治性错误。还有些作品,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政治概念的图解,随意地支解生活、拼凑生活。这也同样是歪曲生活。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文化水平、欣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要求看到新的艺术境界、新的美,要求欣赏精湛的艺术珍品。而我们的作品在艺术上真正属于优秀的还不多,大多是平庸的;有的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艺术水平,艺术形式和手法很陈旧,有的则完全抛弃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盲目抄袭外国的东西,群众不买帐。

    这些情况说明,我们的文艺同时代和群众的要求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小的距离。我们只有把根深深地扎到群众的土壤中去,才能使文艺开出更新更美的花朵。

    第四,当前创作思想上的有些争论和分歧,只有通过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相结合的途径,才能真正获得解决。

    不必讳言,当前文艺界在理论上、创作思想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意见。有些分歧还相当尖锐。存在着分歧是毫不奇怪的,尤其在当前社会大变革时期,这更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这些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争论双方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并不存在分歧,只是在理论是非上看法不同。对这种争论,主要要靠长期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实践去解决。另一种争论则显然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所争论的问题就不可能取得一致,一旦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上统一了,这些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了。下面让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看看。

    关于文艺是不是“自我表现”问题,人们已经争论得很久。有的同志认为,文艺就是“自我表现”、“主观反射”、“心灵的创造”,他们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时代和现实,说“我就是我”。于是反对用“人民群众”这个“大我”,去“牵制”“诗人的真正的我”——“小我”;反对以“小我”“去适应、适合‘大我’”。一句话,艺术不应表现现实和人民,只能表现纯粹的“赤条条的我”。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新发明。其实,假如文艺家真正“代表群众”,甘心情愿“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⑸就不会用“小我”去与群众这个“大我”相对立。所以离开文艺要为人民服务,要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个根本问题,去讨论“自我表现”,这问题就永远扯不清。因为文艺中当然要有文艺家的主观因素,可是,这同“自我表现”是两码事。

    关于文艺要不要使广大群众看懂的问题,对此有些同志提出,作品不一定让群众懂得。如认为:“有些诗让人不懂,不是艺术的谬误,而是因为今天读者的水平低”,不能“偏执地强调艺术服从群众”,而是“要看到群众的艺术修养差”。有的同志说,我只为少数人写作,群众看不懂可以不看。这些问题在三四十年代就争论不休,实质仍然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思想感情在人民一边,创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力求让群众看懂。当然,这并不排除有少数作品确属“阳春白雪”而多数人看不懂,这也不要紧,只要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也会支持和欢迎。但如果在指导思想上就不想为人民服务,不想让群众看懂,那当然就是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了。

    有关艺术的创新的诸问题如:究竟要不要创新?要不要吸收外国艺术中有用的东西?如何吸收?要不要照顾人民群众长期养成的欣赏习惯和民族心理?要不要继续发扬我国民族的艺术传统?这些问题,同样只有在真正了解现实生活和群众实际需要的基础上,才可能获得正确解决。

    在音乐歌曲问题上,有所谓“正统派”、“学院派”、“现代派”之争。这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派之争。这些名称本身就是互相嘲弄的产物。这派说那派崇洋媚外、迎合群众落后趣味,那派说这派保守、僵化,看不到时代的发展;这派说那派的演唱是“酒巴间的摆设”,“不是艺术”,那派说这派的演唱脱离生活、脱离群众,“是木乃伊的嚎叫”。有的一味追求西方的时髦;有的一味尚古;有的只准人们看“革命作品”,唱“革命歌曲”,看“革命美术”;有的只搞郎哥情妹;如此等等。这些争论同样要靠同群众相结合才能解决。服务的目标一致了,思想感情相同了,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就统一了。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有益的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和流派。

    以上只是几个例子。由此可以看出,在当前,重新倡导和实践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适当,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的文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三

    在实行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需要反对两种倾向。

    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口号已经过时了,不需要再去结合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前谈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时指出:“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⑹我们今天的情况同过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文艺工作者已经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立足点已经转移到人民大众一边。这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说已经同群众结合到头了,世界观已经改造得彻底了。因为情况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去学习,去接受新的事物,研究新的问题,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了解得比较多的人,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同样需要这样做。这就要不断地同群众相结合。

    另有些同志,则从另外的角度对待这个口号。他们认为当前的文艺工作者大多数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仍要从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只有改造好了,才能写作。基于这种看法,就可能对文艺工作者采取粗暴的、简单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人为地制造矛盾,从另一个方面破坏这种结合,最终使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能实现。

    在今天,人民的范围已经扩大了,文艺服务的对象、表现的对象、歌颂的对象都扩大了,这就极大地扩大了文艺工作者同群众相结合的领域。可是有些同志不承认这种变化了的现实,仍然把“人民”的范围理解得十分狭窄,似乎只有工农兵才是人民,其他人都不是;文艺只能歌颂工农兵,不能歌颂其他人;只有直接表现工农兵的作品才是为工农兵服务,其他都不是。这些观点是不对的。胡耀邦同志指出:文艺“应该反映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青年、妇女,加上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四个现代化英勇献身的情景和场面,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活动。”⑺这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有些同志借口人民的范围扩大了,就不去同工农兵结合了,甚至认为工农兵“落后”,没有什么值得结合的,而只是热衷于歌颂自己小圈子中的一些人。这当然也是片面的。即使在今天,工农兵仍然是人民的主体,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是四化建设者的主体。所谓文艺同群众相结合,首先的或主要的,是同工农兵相结合;所谓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的或主要的,是为工农兵服务。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继续贯彻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⑻胡耀邦同志也指出:“文艺战线的同志千万不要忘记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民。两条理由:第一他们占我们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他们过去是革命的主力军,现在是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⑼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和动摇。这是涉及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因此,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中重申,必须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针。这是非常必要的。

    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文艺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实践路线,社会主义的文艺就一定会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顺利发展,获得更大的繁荣,而且会出现一个比前五年的文艺成就更大、更灿烂的新的文艺高峰。

                          一九八二.三.十五于北京

    文章注释:

    ⑴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⑵⑶⑷⑸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⑺⑼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⑻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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