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守和
【期号】198505
【总期号】170
【页码】3
【正文】
写完了《瞿秋白思想研究》这本书，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再写点什么，谈谈写作经过和此书的学术价值。这是一个难题。写作经过当然可以谈，至于说到学术价值，由我来讲似乎就不妥当了。不过我还是写了这篇东西，谈谈自己的体会，尤其想再概括一下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的贡献——因为至今有许多人还不甚清楚。例如不久前在一次会上我简要介绍了秋白同志的一些情况，有些同志就觉得惊奇，说是“闻所未闻”。介绍这些情况，同时就秋白著作中的某些错误或矛盾现象，也讲一下我是怎样认识和怎样处理的，就方法论来说，也许不是无益的。就以它作为本书的自序吧。
我是很崇敬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我也曾写过一些有关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的研究文章，虽然水平不算高，但通过这些研究和写作，确实使我对这些革命先驱的革命思想和伟大品格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受到感召和教益。
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中，有一大批卓越的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思想家，尽管他们在理论上还不很成熟，革命的经验还不很丰富，但是他们热烈追求革命的真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在茫茫黑夜中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把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推向前进，把苦难的中国引向光明。他们为祖国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光辉思想，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受到子孙后代的敬仰。
瞿秋白是这些最值得崇敬的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中的一位。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人们主要是看到他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知道他和鲁迅的伟大友谊——虽然他和鲁迅相差十八岁，而鲁迅在书赠给他的条幅上却写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足见鲁迅对他的敬重和崇高友情，令人感动。 我也是这样。 1958年，我主持编写《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时，曾逐日阅览了北京《晨报》及其副刊，发现他写的多达十六万字以上的旅俄通讯；以后翻阅党的《向导》周报，又看到他的许多政论，使我开始注意到他在政治理论方面的见解和贡献，但当时并没有多做研究，了解仍然不够。
从1980年底起，因为参加《瞿秋白选集》和《瞿秋白文集》的编辑工作，才使我有机会对瞿秋白进行较多的研究。我们多方收集他的遗著，并对一些著作进行考证，准备先编选集，再陆续编文集。当大家把各种著作的篇目和字数按时间排列出来，我在安排卷次和计算总数字时，一下子使我愕然了，竟达五百万字之多（这个数字当然还不全）。这些著作主要是在1919年11月至1934年6月写的。 时间不到十五年，而且他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再加上多次肺病发作和休养，以后又受到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他却写出了这样多的著作，这确实是不能不令人敬佩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些著作不但涉及的问题多，包括的方面广，而且有许多卓越的见解，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我读这些著作，受到很大的教益。于是我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便开始对他的思想做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所以在1982年初，我和别的同志合写了一篇《瞿秋白思想研究》。这篇论文有六万多字，当时觉得还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对瞿秋白的主要著作和主要思想都涉及到了，并作了较为简明的分析概括。但仔细想来，特别是再仔细看看他的全部论著（实际上是大部分），就觉得自己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有些问题还未涉及，有些讲得过于概括。所以便想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写一本书，对瞿秋白的思想做进一步研究。当时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一要尽可能全面系统；二要具体深入，论据充分；三要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尽量多做些分析；四是主要采取历史的方法，同时也结合逻辑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奉献在读者面前，作为对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的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1950年12月曾经说过：“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革命精神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确实是这样。我们从瞿秋白的大量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始终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总是尽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社会，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观察时局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动，并且反复思考，因而能提出许多卓越的见解和光辉思想。他所阐明的基本思想理论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从思想理论方面来说，主要是：
一、他一贯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时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在中国最先提出并且一再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否则理论便成空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然不能离开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社会和中国近代历史，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提出了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主张、思想和策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国情观”。他希望全党都要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紧密联结起来。
二、他首先提出和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思想。关于我们党内究竟何时提出和谁先提出领导权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不同的意见。但瞿秋白确实是最早提出者之一，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的特点和阶级关系作了明确的分析和论述。从1923年2月和6月起，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并介绍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的基本思想。他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却须无产阶级领导方能胜利”，它“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达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五卅运动的教训，他又及时提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互争领袖权”，“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国民革命的问题”，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需要争取和争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之领导权，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并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经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的，无产阶级“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实际上领袖中国革命的应当是共产党”。
三、他很早就重视农民和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还在1922年他就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在党的“三大”又提出，中国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随后他又反复强调，“中国革命的意义，是在解放农民”，“‘农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真正发动农民，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农民政权和农民武装，才能取得“革命里最有力最伟大最主要的同盟军”。并且热烈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大革命失败后，他着重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的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民权革命里，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必须站在土地革命的领袖地位，方才能够真正彻底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这是中国革命里无产阶级策略的中心问题。”强调共产党必须发动“千百万农民群众”，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推翻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摧毁一切封建的半封建的束缚，“坚决地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四、他很早就重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1923年他就指出，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既需要“武装革命”，又需要“群众运动”，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同时并进相互为用”。他根据五卅运动的经验一再指出，必须“武装平民”，建立“人民的国民革命军”，并引用列宁的教导“劳动的完全解放，只有劳动者的武装革命能够达到”。“中国的国民革命，也须组织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胜利”。他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他方式都应当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他又提出必须大力“武装工农”，“创建革命军队”，同国民党新右派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强调在新的时期，党必须积极创造和发展革命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并且明确提出和阐明了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地域”，创造“农村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强调，建立和壮大工农革命军——红军，发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将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的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的一个主要动力”。尤其重要的是，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创建的湘赣边（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革命根据地，热烈赞扬朱、毛红军不断的壮大发展，“一次又一次的扩大势力”，向全世界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
以上是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理论的主要贡献。但决不限于此，他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提出过很重要的意见和思想。如他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阶级关系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的分析；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侵略中国的过程和手段、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军阀统治及其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揭露和分析；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主要是受“外铄的”，一开始即有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等等，都是相当系统的、深刻的。还有他提出的在革命中要认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要建立联合战线，壮大革命力量，以及在联合战线中坚持领导权的思想；在党的建设中要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坚持党的“集体指导”，要发扬党内民主，又要加强党的纪律，要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的宣传工作中要说理性强，不吹牛不浮夸，实事求是，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哲学和文化方面，瞿秋白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积极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中国，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等首先介绍了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而瞿秋白则首先介绍和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认为“符合实际的认识才是真理”，“辩证法的要求是理论和实践的联系”。同时他又着重指出辩证法的矛盾规律，认为研究社会和任何事物必须注意分析其“内在矛盾”和“因果关系”。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他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重要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述了文艺的本质、特征和文艺的思想性、倾向性及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等问题，尤其是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崇高评价，他提倡的文艺大众化、革命作家必须面向工农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他反对文艺中的“左”倾空谈，强调创作的重要性，等等，对左翼文艺和文化运动的发展起过重大作用。
瞿秋白是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位勤奋勇敢的战士。他思想敏锐，观察深刻，敢于向各种各样的“伟人”或名人挑战，对各种各样的敌对思想或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诸如胡适的实用主义，梁启超、张君励的唯心论，章士钊的“农村建国论”，梁漱溟等东方文化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国民党右派，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以及改组派、托派、人权派，还有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等等，他都进行过分析批判或批评，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过广泛的影响。
当然，瞿秋白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曾犯过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成熟的或错误的观点。如他说的中国革命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及“一次革命”的观点，所谓“无间断革命”和“革命的不断高涨”，及不顾客观条件的强调武装暴动，还有文艺创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等。
毫无疑问，瞿秋白的卓越的革命活动和光辉的思想，在他的所有著作中是最主要的。对于这主要的方面，我想尽力加以系统的研究、分析和论述，这无疑是本书的重点和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对于他的某些不正确的或错误的观点，我也不想回避，而试图根据当时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
这是一个复杂困难的问题。一般说来，瞿秋白的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都是与共产国际或国际代表的指导有关的，有些是直接来源于国际。如所谓“无间断革命”和“一次革命”的提法，中国革命是“不断高涨”的论点及由此而产生的盲动主义等，都是国际代表提出的。他接受了共产国际或国际代表的指示和意见，并予以执行，当然他有责任，有错误。发生这种错误，就他来说，主要是时代条件的限制，或者缺少经验，认识还不够清楚。他有时也同国际有不同的意见，如共产国际和苏联党领导提出的所谓“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时期的理论，以及由此提出的政策，他就曾公开提出意见，遭到布哈林的批评。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是同意或不得不同意国际的指示，而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又表现了并不完全相同的意见。这种例证是很多的。
例如关于蒋介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直认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民族资产阶级投降了反革命阵营，成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瞿秋白在1927年初把蒋介石看成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四一二”政变以后则认为他已经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八七”会议上根据国际代表的意见，又称蒋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可是在1929年又说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权是“豪绅地主买办及大资产阶级的统治”。
又如关于改组派，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中国只有两个营垒，不承认有“中间营垒”，只承认反革命营垒有两个集团，蒋介石国民党是第一集团、汪精卫改组派是第二集团，改组派、第三党等是“最危险的敌人”。瞿秋白也说过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但是他明确提出在革命与反革命营垒之外还有“中间营垒”，中等资产阶级或自由资产阶级“并没有取得政权”，他们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不得不立于“在野党”的地位，改组派、第三党是“中间营垒”。
再如关于富农问题，共产国际根据苏联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的政策，要求各国党也反对富农，指示中国党加紧反富农的斗争，反对联合富农的策略，并批评中共“六大”决议对富农的政策不明确不彻底。瞿秋白也重复国际的意见，讲到反对富农，但他又强调必须弄清豪绅地主与农民的对抗“是主要的矛盾”，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农又要“巩固和中农联盟”，与富农争取对群众的领导。
还有反倾向问题，共产国际根据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一直强调各国党必须加紧革命的进攻，认为各国党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右倾，要求“把反右倾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并指示中国党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不得不原则上同意国际的意见，但他又列举事实说明“左倾的话头”、“左的病态”、“左倾危险”非常严重。就是到了1931年以后，尽管他也重复王明等反右倾的说法，但他仍多次谈到必须“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关门主义”，反对“对于革命极为有害的空谈”。难怪王明路线对他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在文艺问题上，瞿秋白也有某些错误观点，如所谓在文学创作中要“把握辩证唯物论的方法”等。这显然是受当时苏联无产阶级联盟即“拉普”的影响，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混淆起来了。但是，他并不完全接受“拉普”的影响，在具体分析问题时又突破这种影响。如“拉普”宣扬“社会主义下只要科学，用不着艺术”，“‘逻辑式的’思想科学和‘形象式的’思想（艺术）之间的对抗是原则上的问题”等。瞿秋白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种见解自然要发展到‘左倾的’取消主义”，强调文艺必须“保存着‘形象式的’思想特性”。他强调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但并“不是要抛弃热情，理想，思想”，不是不要“幻想”。他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但又指出决不是仅仅“几句抽象的理论”和“标语口号”，就可以当作文艺作品的。“文艺作品应当是经过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而不是用推论归纳的方法”。
从这些事实中，我觉得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一、瞿秋白当时在理论上、文艺上是有某些不妥或错误的观点；二、这些错误观点主要来源于共产国际或苏联的影响，他个人也有责任，说明他的认识还不够清楚；三、他虽然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但中国的现实生活又常常使他突破这种影响，提出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看法，可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不能不谈。这就使我们在他的某些著作中看到一些矛盾的现象。问题的确是复杂的。我试图对这些复杂情况和瞿秋白的个性特点作出比较符合事实的分析，但分析得是否准确，或准确到什么程度，那就又当别论了。
关于《多余的话》，究竟怎样看，至今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其中是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问题是瞿秋白为什么写这篇东西，产生这种消沉思想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教训，我是从这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的。这是我所着眼不同的地方。
瞿秋白学识渊博，思想丰富，他的著作不但数量多，而且方面广，涉及古今中外许多问题和知识。研究他的思想自然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在研究工作中虽然想尽量全面些、深入些，力求实事求是，但由于水平的限制，错误或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盼读者指正。
标题注释：此文是作者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思想研究》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