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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的童话和中国的真实
于兆力
《红旗》一九五九年四期第30页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美国的一些反动的报纸杂志发表了一大堆文章，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的大跃进，对中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肆意地进行诋毁和诽谤。这一阵叫嚣很显然是由美国官方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首先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西雅图商会发表了一篇演说，演说中说，中国现在正在实行“大规模的奴役制度”，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他又说，中国的“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中国人民的“习惯和信仰，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受人尊敬的祖坟”，都在大跃进中被毁灭了，等等。这篇演说为在他的指挥棒下弹奏起来的各种乐器，定下了合奏的调门。以后，这个杜勒斯又针对中国发表了多次的演说和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月四日在旧金山发表的一篇演说，美国官方事先特别宣布，这是关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政策的一次重要的演说。
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其实用不着他们宣布，我们早已清楚了。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美帝国主义者用尽各种办法想把中国一口吞掉。在中国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又千方百计想要扼杀中国革命，扼杀新生的人民中国。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既不打算靠美帝国主义者吃饭，又不害怕帝国主义者的任何威胁，一心一意地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愤恨和仇视。现在，中国人民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也就只好把诽谤和咒骂中国当做自己的“国家政策”，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中国人民在极大的欢乐中度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并且正在实现一九五九年的更大的跃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要求自由和进步的人民，都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如同我们中国人民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一样。我们高兴，敌人伤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原来是在经济上极其落后的国家。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的发展速度，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梦想不到的。中国在一年中间使钢产量从五百多万吨一跃而为一干一百多万吨。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历史中，这是要好几年，以至几十年才能做到的事。
苏联四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光辉的成就。现在苏联正在全面地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为迅速地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而努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都在高速度地前进。这一切使得全世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跟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比，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显得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所以杜勒斯之流在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使社会生产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制度快得多；他们只能用造谣和诽谤的方法来损害社会主义的名誉，来恐吓“自由世界”中的那些向往着自由的不自由的人民。
杜勒斯的经济学
杜勒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说：“我认为，希望所有这些国家（读作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建社进展速度都象共产党国家那样迅速，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
“不切实际”——这倒不是假话。难道可以设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接近死亡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使经济发展迅速得象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么？至于“不必要”，这话由杜勒斯先生说出来，却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位望着高枝上的葡萄说它太酸的有名的狐狸了。
生产发展的速度，是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战胜旧的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的关键。资本主义制度曾经使生产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封建制度，所以战胜了封建制度。可是到了现成，跟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已经是日趋没落的制度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够发展得这样快？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停滞以至下降，并且无法逃避经济危机？在杜勒斯之流攻击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不能不接触到这个问题。果然，杜勒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答案。
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的演说中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由于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和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可以残酷无情地运用数学的和唯物主义的方程式实现迅速的基本建设。独裁制度把人类看作仅仅是有生命的质点，可以迫使他们工作到他们体力的极限。它能够把他们目前享受劳动果实的权利剁夺到最大程度，只要保持他们进行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和精神。这种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而抽最低限度的部分供消费的作法，将有可能腾出巨额的过剩部分用于基本建设。”
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怎样的情形呢？杜勒斯说：“在一个自由社会里，通常劳动者的产品的大部分是他自己消费的，留下来供基本建设用的数额是不大的。”（杜勒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讲话）
这就是杜勒斯的哲学和经济学：万恶的共产党人，相信唯物主义，不相信上帝，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结果就有了生产的迅速发展。而那些可敬的垄断资本家，他们相信唯心主义，崇敬那万能的上帝（看来，这个上帝是不喜欢生产发展得快的），他们一片好心，让劳动者消费掉产品的“大部分”，结果生产发展就只能很慢了。
根据这样的“理论”，杜勒斯得出结论说，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发展很快，但是“这样得到的成果，肯定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那么，反过来说，资本家们的心肠既然那么好，虽然得到了灭亡，也可以肯定“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光荣”了。
可惜杜勒斯的哲学和经济学掩盖不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事实。如果美国一切企业中的“产品的大部分”都被劳动者消费掉了，那么，美国的那些亿万富豪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难道是杜勒斯的“上帝”凭空造出来的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最大的金融寡头家族所支配的巨大财富，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封建王朝。象杜邦、摩根、梅隆、洛克菲勒等家族每年的收入，都相当于几万个工人，以至几十万工人的全年工资。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现在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美国的工人、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能够跟不劳动的资本家生活得一样好。也跟别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的少数资本家占有了巨大财富，用来维持他们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并且用来维持庞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据统计，在美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和职员的收入，还占不到全部国民收入中的一半。因此，工人、农民过着跟美国的高度生产发展水平远不相适应的生活，而且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经常在一千万人以上。杜勒斯所唯资本主义积累率低是由于产品的大部分被劳功者消费掉了的童话，其真相就是如此。
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百分比，的确比社会主义国家低得多。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来说，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平均每年是百分之十，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积累率低是因为劳动者消费得多的缘故，那么，在—九二九年以后的十年间，美国工人的生活应该是大大改善了。但是事实上，经过了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家更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按照经济学家以美国官方统计材料为根据的估计，那时候，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一般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见，杜勒斯的一派胡言，无非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罪状推到劳动人民头上，并且为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准备借口罢了。
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究竟为什么不能够用更多的积累来扩大再生产呢？这当然不是因为资本家太善良，而正是因为资本家剥削得太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手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大小，根据资本家的利益而决定。如果不能满足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目的，资本家是不愿意增加积累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既然使得多数人民得不到足够的收入，甚至过着贫困的日子，社会购买力在许多国家里就往往不能继续增长，因而也就不能保证资本家的投资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利润。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扩大再生产发生困难，而且连已有的企业设备也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各国近年来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例如在—九五八年，美国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五，钢铁工业只有百分之六十，汽车工业只有百分之四十。英国的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还不到百分之八十，炼钢能力约为百分之七十。西德的钢铁工业，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生产能力被利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只能缓慢地爬行，甚至停滞倒退，而不可能迅速地向前发展。对于这点，应当说，杜勒斯是很懂得的，所以在他面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跃进而发出的叫嚣中间，实际上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发展速度上只能落后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命定了的事情。
外婆呢？狼呢？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呢，为什么能够象杜勒斯所看到的，用很大的积累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呢？这不是因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而恰恰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不再受剥削，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一切生产资料都已经成为公有的缘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齐心协力地从事劳动生产，再也不需要用产品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来供养地主、资本家老爷，而且也消除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巨大浪费，因此就能够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地增加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而有计划地进行，所以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中，完全用不着担心生产得“太多”。
我国的积累率，正如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此起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确是很高的。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平均每年接近百分之二十三。在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成倍的增长，积累率当然会更高些。这样的积累不但没有妨害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且保证了将来生活水平还要更大地提高。我国现在的社会生产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比解放前已经提高得很多了，但是比起在生产上先进的国家来，还差得很远。因此，我们还必联鼓起干劲，迅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并且厉行节约，以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这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方针。杜勒斯之流看见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很不开心，而且要破口大骂，这是人们早已料到的了。
帝国主义者一想到中国解放以前他们在中国为所欲为的好时光，的确免不得要伤心。那时候，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都爬在中国人民头上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放债，巧取豪夺，所得到的利润是极其惊人的。单拿美国来说，据经济学家的估算，美国资本家在我国解放前几十年中间，一共拿了约五千万美元到中国来办企业，每年却有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利润汇回国内，（三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还有巨额的利润留在这些企业内，最后这些企业在中国还保有三亿美元的财产。（见魏子初著：“美帝在华经济侵略”）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无限紧张地辛勤劳动，他们劳动的成果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几乎百分之百都被迫奉献给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奉献给地主和其他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在那种时候，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杜勒斯之流从来没有宣布中国是一个奴隶国家，也没有怜惜中国的劳动者消费得太少，相反，他们恨不得连中国劳动者的血都要吸干！
现在，杜勒斯先生忽然变得对中国人民十分仁慈起来了。据说，他之所以挺身而出咒骂中国的大跃进，完全是因为关心中国人民的缘故。他关心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体力和精神消耗得太多，他关心中国人民消费得太少，积累得太多，以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的果实等等。
杜勒斯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一定会把他不看成狼，而看成慈爱的外婆了。这个打扮成外婆的狼用悲天悯人的声调悲叹道：“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多么残忍地利用人来发展工业！”（见杜勒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狼先生！你的活泄露了真象：你究竟是狼，而不是外婆。你的意思无非是希望中国人民放慢前进的步伐，不要紧张起来；你的意思无非是要中国人民少积累，多消费，坐吃山空，只好回到向帝国主义讨乞过活的日子。这种日子对于你们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你们的这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醒来，他们已经懂得，正是帝国主义者一百多年的压迫，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这样落后。要改变落后面目，就不能不紧张起来，勇往直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已经从残忍的剥削制度下解放了出来，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人们真正懂得了劳动的光荣意义和劳动的快乐。这一切当然是狼的头脑所永远不能设想的了。
好心肠的狠先生啊，这里没有什么要你来操心的事。大家都看到，美国对有些国家已经“援助”了好多年，结果只是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愈来愈贫困。美国的老爷们为什么不去关心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想办法使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一点呢？
何处是奴役制度？
按照杜勒斯的经济学，奴隶劳动被称为“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功反而是“奴隶劳动”，因而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劳动”。“共产党国家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它们抛弃了一切的家庭关系和我们认为的人类的尊严，以便把人们实际上变成了奴隶。”这是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话。
按照这个论点，这位美国的国务卿老爷就很热心地议论中国的公社制度了。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一种称为‘公社’制度的落后的大规模奴役制度狂热地强加在六亿五千万大陆人民的身上。”十二月四日，他说：中国的“公社化计划是在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规模上牺牲人类尊严的奴隶劳动计划”，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个性和人格受到野蛮的压制”。十二月十七日，他又说：“在这种从一万人到五万人的居民集团中，家庭生活被摧毁，男人和女人被规定住在分开的兵营中，所有的人都遭到奴隶一样的对待。”如此等等。
杜勒斯老爷的这种议论在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界”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人象牛马一样被奴役着”，是“完全组织化的机器人的竞赛”。“时代周刊”说，人民公社是“把人当鸡鸭的庞大的养鸡场”。英国的“新闻纪事报”之类的报刊也跟着学舌，把中国说成是“奴隶国家”，是“一个蚁塚”。他们无非是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奴隶制度，是强制劳动，是剥夺了个人自由，是破坏了家庭。总之，中国人民公社的罪状简直是大极了。
看了这些说法以后，如果以为杜勒斯之流真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奴役制度，什么不是奴役制度，那却是不公道的。
美国资产阶级具有对于奴役制度的丰富经验。他们曾经对于黑人实行了真正的奴隶制度。不过在九十多年前，黑人在美国还是可以买卖、可以自由地杀戮的奴隶。美国的资产阶级是靠对于黑人的奴役而起家的。这种公开的奴隶制度只是在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时候才被废除。但是直到今天，美国的黑人群众仍然在政治上实际被剥夺了公民的许多正当权利，在社会上被排斥和歧视，在经济上被惨重地剥削，并且还要遭受野蛮的人身迫害。他们实际上仍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不但是黑人，而且中国人在美国也曾经处于奴力劳动这的地位。那时，中国的穷人被贩运到了美国，做苦工。美国资产阶级依靠这种几乎毫无代价的劳动力进行了太平洋岸地区的开发。这也不过是七八十年以前的事情。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固然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有所不同，但是工人阶级实际上也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在饥饿的逼迫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好接受资本家所提出的任何条件。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对于如何强制工人实行紧张的劳动，提高劳动强度，是特别精明的。他们所运用的什么“福特制度”、“泰罗制度”、“血汗制度”，无非是把工人紧紧地束缚在机器上面，使他们一刻不松懈地为老板创造利润。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对本国劳动人民和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最大规模的奴役制度。
在垄断资本家看来，只要达到剥削的目的，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是不重要的。对于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帝国主义者决不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血统的弟兄，是可以亲密地合作的。所以帝国主义在它的势力所及的地方，总是竭力保存原有的落后的奴役制度，以便利用这种制度来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来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剥削。
对于杜勒斯之流，是奴役制，就要加以维护；不是奴役制，就要反对。他们的原则从来是很清楚的。
他们之所以必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他们的同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已经被彻底地消灭了。
对于奴役制度，现代中国人民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当然，我们的经验，和美国资本家不同，不是奴役人的经验，而是被奴役的经验。现在帝国主义报纸为了侮辱中国人民而特意选择出来的那些字眼，应当承认，在不很久以前，对我们还是用得上的：我们曾经被人当作“牛马”，任意地奴役；被人当作“鸡鸭”，任意地杀戮；被人当作“蚂蚁”，任意地践踏。奴役、杀戳、践踏我们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走狗。
但是，帝国主义老爷们大概用你们自己的眼睛也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并没有甘心做牛马、做鸡鸭、做蚂蚁，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作为独立的人而站起来了。
应当承认，对于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在开始站立起来的时候，还不很了然究竟用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出多少事情来。为了弄清楚这一点，需要一些时间。果然，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民就看清楚了，既然已经打碎了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镣铐，那么只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干劲，充分地运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中国人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组织进一步大规模地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自觉的运动。从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在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公社中集体地从事劳动，安排生活，这看来好象是奇迹。这种“奇迹”之所以可能产生，就是因为人们已经不是为任何主人而从事劳动，人们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且懂得了，越是更好地组织起来，就越是能够有把握地开辟无限美好的将来。
这些的确是中国人民的新的经验。既然对于中国人民说来，是新的经验，那么，杜勒斯之流在一看到这些事情之后，要吓得目瞪口呆，更加胡说八道，那倒是很自然的。
自由、家庭和祖坟
说是组织了人民公社就不自由了吗？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自由。剥削人、压迫人的自由，象以杜勒斯为代言人的美国大资产阶级所高度地享有的那种自由，在我们这里当然是不能存在，也不能容许的。
资本主义制度也给工人以“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受资本家雇佣，如果不愿意受雇呢，就可以自由地享受挨饿的滋味。除了这种挨饿的自由外，资产阶级统治者竭力在劳动者中灌输一种“个人自由”的观念，这就是说，你能吃到一口饭，完全靠你自己的幸运，既然你今天有一口饭吃，就应当一心一意吃这口饭。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别人的饭也抢过来给自己吃。使劳动者抱着这种自私自利的所谓个人自由的观念，就是使他们不至于组织起来，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因而就逃不出资本主义的奴役。
中国的农民从前也有一种“自由”。当他们过着一盘散沙的个体经济生活的时候，看起来好象是自由得很。但是保持这种自由，就使他们逃不出贫困和被压迫的地位，只是有利于爬在农民头上吸取农民血汗的一切反动势力。
人民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并且建立起为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所必要的纪律，这并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正是取得了真正的自由——再不受任何压迫、剥削的自由，再不受饥饿、灾荒的威胁的自由，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设自己的新生活的自由。在为集体的事业而努力的中间，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敏才智，并且实现各种和集体生活不相冲突的个人愿望。对于从来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说来，这是真正实现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唯一道路。
据杜勒斯之流说来，破坏家庭和不崇拜祖先，也是中国人民公社的一条罪名。的确，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在破坏封建家长制的同时，还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般也是少有的。作为美国政府负责人的杜勒斯先生，与其关心中国的家庭，还不如关心一下美国的家庭生活吧。美国的著作家斯科特·尼尔林夫妇一九五五年出版了“今日美国”一书，在这本书的“美国社会的腐朽”的一章内，特别叙述到美国家庭的“不稳定和不安全”。作者这样描写道：
“十来岁的少年同他们的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同一家庭中各个少年成员之间的相互紧张关系，在美国近三十年来已是司空见惯了。这种紧张关系已经发展到存在于不满十岁的小孩和他们的父母之间。在成年人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紧张关系最可以用离婚案件的迅速增多来判断。一九OO年美国有一千六百万户人家，有五万五千起离婚案件，一九四八年有四千万户人家，有四十万八千起离婚案件。户数增加一倍半而离婚案件增加了六倍多。美国人的基本社会建筑材科——家庭，是很松懈地结合在一起的，以至看来好象就要垮台散伙的样子。”（该书中译本69—70页）
尼尔林夫妇的著作中继续分析在美国生活方式下的儿童教育问题，他们说：
“今天美国家庭在个人主义和无社会性方面是发展到了极点的。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任性和个人主义，已使得他们集体地行动成为困难的或不可能的。……在人多拥挤的学校里，要维持纪律比在没有人照管和照管得不好的家庭里更为困难。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学校财产被破坏，教员遭到恐吓，少年帮会进行敲诈、勒索、殴打、偷盗、抢劫、强奸和暗杀。他们进行派别斗争和帮会之战。……教育部门、执法官员和立法机构都在调查和讨论正在全国范围内日渐增多的‘少年犯罪’。”（同上书，75－76页）
尼尔林的书中所描写的这种情形，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关系和儿童教养早已成为严重的问题，甚至在有些美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教育家的有关论述中，也忧心忡忡地谈到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不想来讨论美国的家庭问题。我们要说的是：人民公社并不会使中国的家庭“毁灭”，而且我们的家庭决不会走到资本主义的这种可怕的道路上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人民能够有真正幸福的家庭。
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过去无论是在劳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现在人们参加了集体的劳动，有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这的确是不小的改变。使得杜勒斯之流失望的是，中国的父母子女仍然享有自己的家庭，并没有拆散开来，生活在杜勒斯所幻想的兵营里面。不过这种家庭，已经跟旧社会人们所习惯的家庭有了根本的改变。家庭不再是人们的贫困的囚笼，人们的眼界不再束缚在一个家庭的范围以内，妇女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已经结束。这种变化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开始走上富庶和文明的生活的标志之一。使得杜勒斯先生们大惊小怪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过去中国农家的坟墓都是一个个分散着的，占去了不少的耕地。现在人们把这些坟墓集中起来，起立公墓制度，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公社社员们的这个举动没有惊动地下的亡魂，但是居然惊动了美国的国务卿先生，出来冒充这些亡魂的律师！
还是让杜勒斯的同胞出来答复吧。美国“斯通周刊”的一篇评论，对于杜勒斯这个冒牌律师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写道：“这位国务卿用一种几乎是孔夫子式的愤怒口吻说：‘神圣的祖先的坟墓正在到处受到亵渎’。遗憾的是，他没有顺着这种脉胳继续谈下去。其实，日益衰落的岂止崇敬祖先的风气而已。在中国，现在新郎和新娘不算八字就结婚，不看风水就修房屋，这种蔑视天老爷的做法迟早一定要使这个政权垮台的。”
杜勒斯的上帝一定要我们的国家垮台，我们只好等着。但是杜勒斯先生居然想邀请我们的祖先参加反对人民公社的十字军，他就没有想想，如果我们的祖先看到自己的子孙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该多么高兴！
太平洋上的波涛
当然，不能以为，美国的国务卿愚蠢到只知道关心中国人的祖先的坟墓。他的眼光的确要比这远大一些。他看出来，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要“使中国迅速地变成一个军事和工业强国”。杜勒斯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演说和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的演说中都着重地说到这一点。可以想见，杜勒斯在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恐慌。
是的，使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工业化的强国，变成一个再也不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强国，变成一个能够充分利用在本国的广大国土上的丰富资源以造福于人民的工业化的国家，这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愿望。这个愿望，现在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世界难道有什么坏处么？
美国的“时代周刊”特别引用了拿破仑的话，“让中国沉睡吧。当它醒来时，世界就会陷于不幸。”的确，中国是醒来了。因此，据说，“世界上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感到不幸的话，都已经感到不安了”。事实上，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翻过身来，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只会感到鼓舞，决不会感到不安。杜勒斯之流硬说，中国的大跃进，首先就是对亚非友邻国家的“威胁”。但是这些国家或者摆脱殖民地地位还不久，或者还在受帝国主义的侵赂和威胁，它们正在力求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中国的例子只是增加了它们对于前途的信心，它们决不会相信杜勒斯之流的鬼话。中国同友邻国家的关系，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中国人民认为，亚非友邻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繁荣，也就是我们的利益。友邻国家富强了，我们就高兴；友邻国家贫困了，我们就不安。这些友邻国家也同样地看待中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杜勒斯象煞有介事地捏造中国对外“倾销”的谣言。任何人都知道，中国有十分广大的国内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的需要一定愈来愈增加，而且已经愈来愈增加了。任何人也都知道，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满足这个愈来愈增加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对于我们是一项何等繁重的任务。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对外倾销，这是对社会主义极其不利的，我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不允许这样做，而且我国的经济力量也不允许这样做。如果个别出口商品的报价曾经一度偏低，那么，这种现象早已不存在了。况且，我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是很少的，只占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贸易总额的千分之五强。说这一点份额竟会“威胁自由世界的贸易”，这难道不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谈么？
中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组织了民兵。这一点，也被杜勒斯用来恫吓中国的友邻国家。但是人们都知道，民兵只能是反对侵略的组织，而不能是侵略的军队。如果杜勒斯之流真的不懂得这一点，不妨去看一下美国自己的历史。在华盛顿组织的民兵旗帜上，就写着“不能践踏我”的口号。这个正义的口号，正确地说明了民兵的性质。今天的美国侵略集团，到处去践踏别国的人民，因此它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也都会遇到打起了“不能践踏我”的旗帜向它发动斗争的人民。
很明显，看到中国将要强大起来，因而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而不过是一小撮人，这就是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
原来帝国主义的规矩是，只有自己是强国，别人都应当是弱国，只有自己是工业国，别人都应当是农业国，是工业原科的供给地，至多具有残缺不全的一些工业。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根据这个规矩来安排它和其他国家的共系，美围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形就是明显的例子。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但是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面，却只能成为供给农产、林产和矿产原料的国家，自己不能够生产足够的工业产品和机器，因而在经济上很难离开美国而独立。中国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虽然感到恐慌，一方面还是存着梦想：总有一天你活不下去，非找我们要饭吃不可。
中国的大跃进把这种梦想最后彻底地打碎了。
这样一来，就是说，中国将不需要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而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帝国主义要想重新回到中国来，就是他们自己，也感到是根本不可能了。
而且据杜勒斯说，事情还不止此。他不止一次地喊叫道：中国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赶出西太平洋地区“。这就是说，在这位略有点远见的国务卿的心目中，已经从中国的大跃进中看到了美国侵略势力被赶出西太平洋的不妙的前景了。
美国是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个国家。从太平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有五千海里。可是至少在六十年前，充满野心的美帝国主义就已经把整个太平洋看成一个“美国湖”了。那时美国并吞了夏威夷，摄取了菲律宾，从此一帆风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建立一个“帝国”的欲望已经几乎实现了。
可是曾几何时，太平洋的波涛已经显然对美帝国主义者不利。美国的国务卿不得不惊惶失措地喊道：人家要把我们从西太平洋赶出去了。
为什么美国感到它在西太平洋站立不稳呢？这是因为，它想在西太平洋地区做支配一切的主人，它的刺刀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鼻子前面摇晃，它不顾各国人民的反对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它和各国的最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勾结在一起，压制民主、自由、民族独立的力量，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西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极端厌恶。这种情况，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政界人士也早已看到和承认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既然硬要散播蒺藜的种子，它就不能不收获蒺藜。
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人已经成功地把美国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死赖着不走是不行的，总有一天，它非退出去不可。对于西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要求美国侵略势力退出去的正义呼声，中国当然是坚决支持的。这就是我们得罪了杜勒斯之流的老爷们的缘故。
岂但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地为非作歹：同样地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同样地勾结腐朽反动势力、压制民主势力，同样地在各阶层广大人民中制造仇恨，从而制造自己被赶走的局面。杜勒斯既然已经聪敏到能够看见他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景不妙，应该也能够看到他们在别的地区的同样的命运吧？
杜勒斯之流在咒骂中国的时候，企图造成中国人正在一般地仇视美国的印象，并且企图煽动美国人民敌视中国。但是大家知道，引起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要求自由和进步的人民的仇恨的，并不是美国人民，而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反人民的政策。正加毛泽东同志复福斯特的信中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中国人民紧紧地和以苏服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在一起，和全世界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坚定地勇敢地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前进。杜勒斯之流的诽谤是损伤不了我们的，只是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们的穷途末路的丑态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