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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从来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根本问题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同样是一个根本问题。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历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驳斥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群众运动的污蔑，我们选录了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毛泽东同志的论述，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非常尊重群众的革命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的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的那种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软弱性和反动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群众觉悟了。”不错，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或在建设中是会遇到某些曲折和困难的，这是前进中的曲折和困难，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力量，就可能迅速地加以克服。资产阶级的仆从们，譬如我们现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丝毫没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丝毫没有克服困难的信心，而且对于我们事业发展中的某些困难讥讽嘲骂。列宁说得好：“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指出了对群众运动的三种不同的态度：“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待群众运动，仍然有这三种不同态度的人。毛泽东同志坚决地反对把群众运动看成“糟得很”，而热烈地歌颂群众运动是“好得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个真理永远不会过时。有的人之所以跌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面，他们之所以倒霉，就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真理。
第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的论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6—17页）
……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论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097页）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
………………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第1—2、10、12、18、21页）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崑山县的这个乡吧！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还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那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象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587—588页）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着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边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729－730页）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预导这个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按语，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下册，第1204页）
第二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
……诚然，资产阶级当民众还是保守的时候，是不免要害怕民众愚钝的，而在民众一旦变得革命的时候，却又要害怕民众觉悟了。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5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313页）
如果你读到我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最末一章，你就可看见我说了这样的话：法国革命的下一次的企图，不再是象从前一样，把官僚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机器从一手移转于它手，而是要把它打碎；这是欧洲大陆上每一真正民众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党的同志们所企图的，就是如此。这些巴黎人，是有何等的机动能力，何等的历史的创造力，何等的自我牺牲的能力呵！经过了六个月的饥饿与破坏之后造成饥饿与破坏的，与其说是国外的敌人，不如说是国内的叛变，他们，在普鲁士的刺刀下面革命起来，好象法国与德国没有发生战争似的，好象敌人不在巴黎门前似的。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伟大的例子。如果他们归于失败，那只是由于他们的“宽容的性质”。在最先维诺衣后来巴黎国民军的反动部分，都败退到凡尔赛之后，他们应该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由于良心上的踌躇，他们丧失了时机。他们不愿发动国内战争，好象那恶毒的妖物梯亥尔还没有因企图解除巴黎武装而把内战发动起来似的。第二个错误：中央委员会为要让位给公社，而把权力放弃得太早。这又是由于“太过端正”以至流于疑惧！虽是如此，这一次的巴黎起义——即使它被旧社会的狼、猪和恶狗们所压倒——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的最光荣的行为。将这些巴黎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们，与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它带有染着兵营臭味、教堂臭味、士官贵族臭味、尤其是庸人臭味之因袭的假装）的顺天的奴才们比较一下吧。
（马克思：“致顾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1871年。“法兰西内战”，第103—107页）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差不多四十年间，我们一直是最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最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去和力求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起行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去和公然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程度来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慈善主义的大小资产者一手从上面解放出来的人们一起行走。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布拉克等人”，187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485－486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民众在其他任何时候都不如革命时期这样能表现为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渐进主义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在这样的时候，必须使革命党的领导者也更广阔更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任务，必须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能发扬群众的革命自动性，成为他们的灯塔，表明出我们的民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全部伟大与全部光采，指明出达到绝对完全彻底服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首先且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异常兴奋的毅力及其革命的热情来为直接坚决道路进行无情而奋勇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成为叛变和出卖革命的人了。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05年。“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654－655页）
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处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十二月事件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而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
对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渊之别。
在1905年11月，即俄国革命浪潮达到顶点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便马上扮作悔过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愚蠢举动。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他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不需要动用武器”。
当他自己在9月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好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事变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敌人，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教师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举动，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
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全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
马克思在1870午9月把起义说成是愚蠢举动，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世界历史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
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手转交到另一手。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的”工人。他当时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第88页）……“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助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一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极深刻的思想家竭力推祟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一面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
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投入了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评价那些“奋不顾身的”、“决心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
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乌托邦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乌托邦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做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
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项聪明的鲦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正是讨论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当时他好象是看见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
马克思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决心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群众究竟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
………………
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伟大事业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中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
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变写的一都“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
………………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做愚蠢举动。但当群众已经起义了的时候，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训诫他们，向他们打官腔。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胜利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是迂腐到不可救药。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奋不顾身积极创造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胜利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察到……本来是不需要动用……”等等的庸俗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
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的殊死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
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样一种问题提法。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0－105页）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并且把这两方面卓越地结合起来。马克思根据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作了很高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种时期，解决了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正是在这种时期，最有力地表现出了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建立了后来长期固定在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认为这种时期不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不是“社会病态”的表现，不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
（列宁：“反对抵制”，1907年。“列宁全集”第13卷，第19－20页）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论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论调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员发现了如他所说的“翻天复地”的英雄主义而感到愉快。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员的革命经验而做出的。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401页）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这样观察问题，你们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及其走卒把你们引入歧途，他们的全部任务，就是散布惊慌和失望的情绪，制造对全部工作完全灰心的气氛，把全部工作描画成毫无希望的事情，他们指出每一个别的无纪律和腐败的情况，并且因为这些个别情况而鄙弃革命，似乎世界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次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没有腐败的现象，没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在群众制定新纪律的时候没有经过痛苦尝试的步骤。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第一个接近了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候，新的纪律，劳动的纪律，同志关系的纪律，苏维埃的纪律，是真正由千百万被剥削的劳动者亲自制定的。……而我们感到自豪的，就是一切觉悟的工人和全体劳动农民，正在尽力帮助这个破坏工作；这时群众们已经自动地和本着自己的首创精神而日益觉悟到：他们不应该等待上面的命令，而应该根据自已生活经验的指示去用联合起来的劳动的新纪律，用人口达几千万、几万万的俄国的联合起来的、有组织的工人和劳动农民的纪律，去代替那种建筑在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奴役上的纪律。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但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因为只有在我们实际解决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才能把那个正在被我们装殓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封棺埋葬下去。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8－389页）
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惨祸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讥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反复的错误而一下子就发展起来的吗？农奴制颠复后过了半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始终保持替资本服务的本色，抓住虚伪透顶的论据；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者，而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用荒唐的速度来废除旧制度的遗迹！
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实价值，也知道旧东西的残余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还必然胜过新的幼芽。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相当时期内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的幼芽软弱，抱着轻浮的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护”这些柔弱的幼芽。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6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6－387页）
一切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丰富多采，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聪明才智特别高涨和紧张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理想来实现的。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很重要的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有时在夺取政权以后，还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页）
有些政党的理论家和领袖虽然知道各族人民的历史，钻研过革命历史的始末，可是他们有时患着一种很不体面的病症。这种病症就叫做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在这个基础上，有时就产生了领袖对群众的某种贵族态度，而群众虽然不熟悉革命历史，却负有破坏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使命。怕自发势力汹涌澎湃，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就是这种贵族态度的基础。
列宁和这种领袖完全相反。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象列宁这样深信无产阶级的创造力，深信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适合于革命。我不知道有第二个革命者善于象列宁这样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我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有一位同志提出意见说“革命后必须建立正常的秩序”，列宁讽刺地回答说：“如果想做革命者的人竟忘记了革命秩序是历史上最正常的秩序，那就糟了。”
因此，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因此，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理解自发势力，把自发运动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斯大林：“论列宁”，1924年。“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4－55页）
……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不了解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发展速度，不相信这种速度，并且根本不接受超出逐渐发展的范围，超出自流范围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我们布尔什维克的速度，我们那些和改造时期有关的新的发展道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以及由于这种尖锐化而引起的结果，都使他们陷于张皇失措的境地，产生畏缩恐惧的心理。因此，很明显，他们躲避和我们党的最尖锐的口号有关的一切事物。
他们染上了契可夫小说中有名的主人公，希腊文教员，“套中人”别里柯夫的那种毛病。你们记得契可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吗？大家知道，这位主人公不管天气冷热，出门总是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带着雨伞。有人问别里柯夫说：“请问，为什么你在这样热的七月天还穿着套鞋和棉大衣呢？”别里柯夫回答说：“以防万一，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要是突然冷起来，那怎么办呢？”（大笑，鼓掌。）他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人家开办了一个新食堂，别里柯夫立刻就恐惧起来：“当然，有个食堂也许是好的，可是要当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人家组织了一个戏剧组，成立了一个阅览室，别里柯夫又恐惧起来：“戏剧组，新阅览室，要这些东西干嘛？当心呵，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大笑）
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也是这样。你们记得把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接办的事情吗？当时我们不过想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本来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我们却遭到右倾分子的拼命反抗。“把两所高等技术学校交给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什么要这样？等一等不是更好吗？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所有的高等技术学校都已交给有关的经济人民委员部了。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的问题来说吧。你们记得右倾反对派的首领们因为这件事向我们发的神经病吗？“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为什么要这样？对富农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不是更好吗？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个主意弄出什么事情来。”现在我们已经在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了，和这个政策比较起来，对富农采取的非常措施简直是不足道的小事。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还活着。
或者再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问题来说吧。“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要它们干吗？我们何必着急呢？当心呵，不要因为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弄出什么事情来。”
如此等等。
这种害怕新事物、不会用新方式来处理新问题的毛病，这种“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的恐惧，——就是套中人的这些特征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真正和党打成一片。
当困难出现的时候，当地平线上出现一小朵乌云的时候，套中人的这些特征在他们身上就表现得特别可笑。只要我们有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阻碍，他们立刻就恐惧起来：不要弄出什么事情来。只要听见什么地方有只蟑螂发出沙沙的响声但是还没有完全从洞里爬出来，他们立刻就吓得往后退，胆颤心惊，大喊大叫，说大难临头了，说苏维埃政权就要灭亡了。（哈哈大笑）
我们叫他们安心，竭力开导他们，说这里没有任何危险，说这不过是一只蟑螂，用不着害怕。但是哪里有用！他们还是继续大喊大叫：“这怎么会是蟑螂？这不是蟑螂，是一千只猛兽！这不是蟑螂，这是深渊，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于是就“手忙脚乱起来”……布哈林为此写了一个提纲送到中央，硬说中央的政策已经使国家濒于灭亡，硬说苏维埃政权一定会灭亡，如果不是立刻灭亡，至多也不过一个月就要灭亡。李可夫同意布哈林的提纲，不过附带声明说他和布哈林有极严重的分歧，分歧的地方是：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的灭亡不是过一个月，而是过一个月零两天。（大笑）托姆斯基同意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意见，不过有一点他是反对的，这就是他俩不应该写出提纲，不应孩留下日后不免要对它负责的字据：“我对你们说过多少遍，你们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不要留下字据，不要留下痕迹。”（全场哈哈大笑，鼓掌多时。）
诚然，经过一年以后，当每个傻瓜都已经明白蟑螂的危险连一个鸡蛋壳都抵不上的时候，右倾分子已开始恢复神志，壮起胆子，甚至不辞吹牛，说他们不怕任何蟑螂，何况这是一只有气无力、半死不活的蟑螂。（笑声，鼓掌。）但这是一年以后的事。在这以前却不得不和这些爱找麻烦的人费力周旋……
同志们，就是这些情况阻挠着右倾反对派过去的首领们靠近党的领导核心并和它彻底打成一片。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的结论”，1930年。“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13－15页）
（侯永、王愈明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