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有了一个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我们本来希望
，苏共领导能够遵循这个宣言的路线，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同我们的愿望相反
，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的愿望相反，苏共领导反而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宣言的
革命原则，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的轨道越来越远。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这就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分歧随之加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的共同结论
，热衷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的合作，追求苏美两国首脑解决世界问题。特别是在一九五
九年九月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简直把艾森豪威尔捧上了天，把他说成是“得到本
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苏共同志还极力宣扬
连艾森豪威尔都不承认的所谓“戴维营精神”，说这是什么“国际关系的新纪元”、“
历史的转折点”。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的革命路线，在赫鲁晓夫的言论和苏联报刊的文
章中，大肆宣扬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路
线，宣扬帝国主义的“明智”和“善良愿望”，宣扬在帝国主义还统治和控制世界上大
部分地区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宣扬全面
彻底裁军“能够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创一个崭新的纪元”，等等。

　　苏共还出版了许多著作，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学说、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理，阉割它的革命灵魂，宣扬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

　　苏共领导还力图把自己的一系列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国际民主组织，改变它们的正
确路线。苏联同志在一九六○年六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就是一个突出
的例子。

　　苏共领导根本不顾一九五七年宣言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在百般
讨好美帝国主义的同时，放肆地进行反对中国的活动。苏共领导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中国共产党，看作是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障碍。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
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定”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
的政策了。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
的、坚决的拒绝。不久以后，一九五九年六月，苏联政府就片面地撕毁了中苏双方在一
九五七年十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
的技术资料。

　　接着，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苏共领导不顾中国方面多次提出不同意见，迫不
及待地在九月九日发表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偏袒印度反动派。这样，苏
共领导就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
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
面礼。

　　苏共领导人和报刊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恶毒的攻
击。这种攻击，几乎每一次都是由赫鲁晓夫带头进行的。他影射攻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是“超阶段”和“平均共产主义”，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反动的”。他影
射攻击中国好战，犯了“冒险主义”，等等。他从戴维营会谈回来以后，竟然向中国推
销美国的“两个中国”计划，并且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宴上，教训中
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苏共领导推行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
混乱。美帝国主义好像已经不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艾森豪威尔被某些共产党人
当作“和平使者”来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宣言似乎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澄清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混乱，在一九六○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在这三篇文章中，我们根据一贯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立场，着重阐述了一九五七
年宣言的革命观点，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同苏共领导所宣扬的一系
列错误观点完全相对立的。但是，当时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仍然没有公开批评苏共同志
，而是把斗争的锋芒指向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极力歪曲和攻击《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但是举不出任何
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们的攻击是站得住的。我们要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难
道我们应当对盛行一时的错误观点和荒谬言论沉默不言吗？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和义务起
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