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捍卫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

　　

　　在一九二○年，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叛乱之后，苏联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来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到一九二五年，苏联人民在经济建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国民经济基本上接近和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

　　在这一期间，资本主义世界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资产阶级镇压了德国、保加利亚等国的革命，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的时期。

　　斯大林在分析当时苏联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情况说：“目前时期的特点，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和我国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另一方面是我国内部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复杂化。”“世界资产阶级企图在经济上包围我国，在政治上孤立我国，暗中封锁我国，并因苏联工人援助西方战斗工人和东方被压迫民族而企图对我国进行直接的报复，——这造成了外部的困难；我国由恢复时期过渡到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工业的时期，以及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因这一过渡而日益复杂化，——这又造成了内部的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大多数，是满怀信心的，他们看到党在千百万群众的支持下，正在克服这些困难，正在引导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托洛茨基等少数人却在困难面前表示畏惧，陷于绝望，因而产生投降主义的思想。

　　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问题，就尖锐地提到布尔什维克党面前。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苏联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而技术上经济上又很落后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经济建设时期的事业应导向哪里，朝哪个方向建设，建设些什么，我们建设的前途应当怎样，这些问题如不能解决，诚实的和细心钻研的经济工作人员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假使他们愿意真正自觉地和细心地来对待建设事业的话。我们从事建设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施肥，还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现在我们建设工作的根本问题。现时，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条件下，我们是否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这就是现在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托洛茨基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抱着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一贯认为苏联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俄共（布）十四次代表会议前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也说，落后的技术和经济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同托洛茨基等人的立场完全相反，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确认必须而且能够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二五年四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

　　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以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党的决议置之不顾，继续坚持和散布自己的错误观点。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他们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列宁主义理论，反对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引向胜利的正确方针。他们当时所宣扬的主要观点是：

　　一、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期更为剧烈。“帝国主义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并没有扩大这种水平的悬殊，相反地，而是大大助长了水平的均衡化。”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剧烈，那时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减弱了，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当然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

　　二、农民从来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它不但会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

　　三、技术上经济上落后的苏联，得不到经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决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四、只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拯救苏联。“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就不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成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五、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有“民族狭隘性的气味。”

　　六、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这是“斯大林主义的基本教条”，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学说。

　　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这一整套怀疑主义、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理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力图反对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分子的这套“理论”，就是这些阶级的利益和愿望的反映。

　　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六年间，斯大林写了一系列的著作，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捍卫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这些著作主要是《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和答复》，《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关于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联盟》，《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为直接依据的。斯大林在驳斥托洛茨基分子的理论时，深刻地论证和阐发了列宁所发现的这个规律的意义。

　　斯大林指出，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不平衡规律具有不同的形式，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还在向上发展，世界还没有瓜分完毕。那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经过跳跃和战争，通过“进化的”方式，通过向“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地区的“和平”扩展，来赶上和超过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个时期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特点是：“第一、世界已被各帝国主义集团瓜分完毕，世界上不再有‘自由的’、未被占据的土地了；为了占据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为了扩展势力，必须用武力从别国夺取这些土地。第二、技术的空前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日趋均衡，使一些国家可能并易于跳过另一些国家，使不很强盛但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可能并易于排挤比较强盛的国家。第三、各个帝国主义集团间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常常和世界市场上新的力量对比发生冲突，为了在势力范围的旧的划分和新的力量对比之间求得‘平衡’，必须用帝国主义战争来周期性地重分世界。”

　　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烈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深，使帝国主义互相削弱，从而造成了帝国主义世界战线在个别国家内被突破的可能性。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条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个别国家内取得胜利。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是：不了解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之间的全部区别，不了解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意义和作用。托洛茨基分子既然否认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也就会否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日益加剧，这样，托洛茨基分子就滚到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立场上去了，滚到同列宁主义势不两立的立场上去了。

　　由于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能够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则是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内部条件。

　　斯大林说：由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使劳动农民生活不断提高，因此劳动农民乐意和无产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无产阶级也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论述了工农联盟的基础以及这个联盟内部的矛盾。他说：“第一，在根本问题上，无产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都愿意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获得胜利。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第二，在当前问题上，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利益是有矛盾的。由此就产生了这个联盟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按其比重来说，是被利益的一致性超过的，这种斗争在将来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阶级的时候，即当他们都变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劳动者的时候，是必然会消失的。第三，我们拥有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和方法，我们是在维护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范围内根据两个同盟者的利益来解决这些矛盾的。”

　　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是，他不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领导农民，不相信工农联盟。托洛茨基的观点根本违背了列宁主义：“列宁说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阶层的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而托洛茨基却说‘无产阶级先锋队’会和‘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列宁说无产阶级领导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而托洛茨基却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的地位有矛盾’。列宁认为革命首先要从俄国本国的工人和农民中间汲取力量。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汲取必要的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既然有强大的工农联盟作依靠，就必定能够战胜资产阶级，进行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技术经济落后，没有经济发达国家的援助，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斯大林说：“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他又说：“没有外援，我们也不会垂头丧气，不会喊救命，不会抛弃自己的工作，也不会惧怕困难。”“我们不是怕困难的人。我们既然是布尔什维克，我们既然受过列宁主义的锻炼，也就不会逃避困难，而会面向困难并去克服困难。”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从各个方面论证了苏联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同时也充分地估价了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于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各国人民援助苏联的形式，各国人民和苏联人民联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托洛茨基分子的错误是：他们只把取得革命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看作是援助，“不了解西方工人和东方农民给予我国革命的精神援助的不可估量的意义”；他们只承认联盟的一种形式，即西欧无产者对苏联无产者的“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形式，轻蔑地否定联盟的其他形式的意义。斯大林说：“什么是西欧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援助呢？欧洲工人对我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这是不是援助，是不是很大的帮助呢？当然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

　　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关于“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公式是完全和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依赖‘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欧洲无产阶级在最近几年内不能夺取政权，那怎么办呢？能不能无限期地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让我国革命开空车呢？能不能指望我国资产阶级也同意等待西方革命胜利而放弃其反对我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活动和斗争呢？从托洛茨基这个公式中产生出来的前途，岂不是在西方革命不能迅速胜利的时候，我们党就逐步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然后放弃政权吗？”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能够在一个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尽管披着“世界革命”的“左”的外衣，打着“反对民族狭隘性”的旗帜，其实却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理论。

　　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如鲍威尔）和俄国孟什维克（如苏汉诺夫），一向宣称落后的俄国没有成熟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一点上和他们一样，完全否定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是没有前途的。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前途问题的争论一开始，斯大林就揭露了托洛茨基主义在“革命”外衣掩盖下的取消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实质。一九二五年六月，斯大林在《问题与答复》一文中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末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末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一文中，进一步分析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危害性，他说：

　　第一，“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不能按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相反地，我们既然是革命者，我们就必须前进，我们的实际工作就要服从无产阶级建设的基本阶级目标。不这样，我们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

　　第二，“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

　　第三，“削弱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强”，“就不能不鼓起资本主义成分对旧制度复辟的希望”。

　　第四，“削弱无产阶级战胜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意志，既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势必延迟国际革命在世界各国的展开。”

　　因此，斯大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即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原来是一丘之貉。

　　

　　托洛茨基荒谬绝伦地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为一谈。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因而在一个国家里也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他在反对列宁主义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又诡辩说，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变得强大无比，这个榜样将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致命打击，并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降低到最低程度，甚至化为零。”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一国根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如果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等于在这个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世界革命就不再需要了。

　　列宁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学说。同时，列宁又一向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一国范围内是不可能的。列宁说：“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要想彻底战胜它，就需要国际范围内的工人共同行动起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只有把已在俄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为国际工人革命，才是这个革命能够巩固的最可靠的保证”。

　　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问题，列宁是这样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在许多演说和论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不仅在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还在于它们企图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不仅在于存在着资本主义包围这种外部条件，还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代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在于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而且在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还会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米留可夫是对的。他十分清醒地估计到了政治发展的阶梯，他说，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党主义和孟什维主义这样的阶梯。资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阶梯，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傻瓜。”

　　根据列宁的原理，斯大林着重指出，把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混淆起来，是一种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论调。

　　斯大林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国内矛盾，一种是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下，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本国工农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战胜本国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是，社全主义国家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帝国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扼杀它。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仅不会消除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仇恨，反而会加深这种仇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这种矛盾，依靠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是不能解决的，因而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斯大林说：“这就是有免除外国资本家武装干涉的完全保障，有免除旧制度借这些资本家的武装进攻我国而在我国复辟的完全保障。我们用本身的力量能不能取得这种保障即能不能使国际资本无法进行武装干涉呢？不，不能。这是我们和全西方的无产者的共同事业。只有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欧洲主要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才能最后制服国际资本。”

　　斯大林指出，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终胜利，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斯大林认为，既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胜利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有赖于世界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就应当积极促进世界革命，成为“进一步展开世界革命运动的根据地”。为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方面应当努力保卫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应当积极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斯大林写道，苏联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和集合世界各国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执行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积极援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仅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人民的利益。斯大林说：“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终胜利。”他又说：“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托洛茨基说，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首先提出的，他所反对的并不是列宁主义，而是完全违背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这是卑鄙的捏造。

　　斯大林指出；“用新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列宁是第一个人。”

　　早在一九一五年，列宁就已经指出：“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从列宁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胜利的理论起，托洛茨基就一再地反对列宁的这个理论。也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就发表文章攻击列宁是“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前途”，是“社会爱国主义”，表现了“民族狭隘性”。

　　在此以后，直到列宁逝世，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因此而产生的论战一直没有间断过。

　　一九二二年，列宁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一九二三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苏维埃国家具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这就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在这期间，托洛茨基又连续发表文章攻击列宁的上述观点，说什么不可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根据上述确凿不移的事实指出，托洛茨基所攻击的正是列宁。在苏联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上，早就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路线，另一条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肯定的。相反地，托洛茨基主义否认社会主义在我国可能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获得胜利。”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更加疯狂、更加猖獗、更加放肆地反对列宁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为了掩饰这种可耻的勾当，托洛茨基把事情说成是他所反对的不是列宁的理论，只是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彻底揭露了托洛茨基这种极其卑劣的手法，指出这是“一种手腕，一种诡计，一种怯懦的笨拙的诡计”。斯大林说：“托洛茨基的目的是要反对列宁的理论，但公开反对列宁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于是他决定装出和斯大林的‘理论’作斗争的样子来进行这一斗争。托洛茨基想借此使自己便于和列宁主义作斗争，想通过批判斯大林的‘理论’来掩盖这个斗争。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这和斯大林毫无关系，根本谈不到什么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从未抱过在理论上创造什么新东西的奢望，他只是不顾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挣扎，竭力促使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获得完全胜利。”

　　正是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的坚决斗争，在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上，列宁主义的路线胜利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被彻底粉碎了。

　　正像后来斯大林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靠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发动工人阶级掀起劳动高潮和竞赛，要组织大规模进攻，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我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理论。”“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在于否认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要组织农民的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并消灭富农阶级，首先就必须埋葬托洛茨基主义关于不可能引导劳动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资产阶级理论。”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对于苏联的巩固和发展具有伟大的意义。这个胜利提高了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的信心，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从思想上扫清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