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批判托洛茨基主义，保卫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苏联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前奏。在这场斗争中，托洛茨基和他的追随者，除了从建设前途方面宣扬失败主义以外，还在工业化问题上，向党发起进攻。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时候，苏联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一九二五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二，工业品只占三分之一。工业本身也还存在着重大的缺点：技术陈旧，重工业很薄弱，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必须用新技术改造旧的工业，特别要创建过去未曾有过的机器制造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创建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工业，创建新的国防工业，以保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加强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国防能力。这就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把苏联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一九二五年以前，更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农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原料和粮食，如果没有稍微发达的农业作为工业的基本市场，工业化就没有可能。所以斯大林说：“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

　　到一九二五年，农业已经大体恢复，于是党也就能够把工业化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九二五年底，在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

　　斯大林说：党的总路线的出发点是，“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和平地”进行，而是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当中进行的，因此，经济建设的路线必须是保证社会主义胜利的路线。斯大林说：“我国的经济和我国的建设将在我国经济体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和冲突中发展起来。这种矛盾我们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一种范围，在这种范围内，两个体系即社会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必定进行着斗争。此外，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各种不同的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必须把苏联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单位，就是从这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中得出来的结论。

　　这条工业化的路线，将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下面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因此它引起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惊慌和反对。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条叛卖性的路线，同党的路线相对抗。

　　索柯里尼柯夫说，“发展”苏联工业，“这是完全不容争辩的”，但是，苏联太落后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搞不成工业化。要发展工业，最好的道路莫过于向外国借钱，借不到钱，剩下的就是“发展农业品输出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从国外输入设备和原料，才能使苏联工业发展起来。

　　斯大林在批评这条路线的时候说：“我们现在不得不输入装备。但是索柯里尼柯夫却把这种需要变成原则，变成理论，变成发展前途。索柯里尼柯夫的错误就在这里。”斯大林指出，索柯里尼柯夫的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道威斯计划”的需要，并不是什么“工业化”路线，而是收缩苏联工业的路线。“这条路线将使我国永远或者差不多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将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的附属品。”

　　斯大林说，要使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强国，就必须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便不能从技术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便不能从经济上保障苏联的独立。帝国主义者想使苏联只生产花布和皮鞋等等，苏联决不能这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仅要生产花布、皮鞋、汽车等等，而且要生产制造花布、皮鞋和汽车所必需的机器。斯大林坚定地宣布：“我们决不愿意变成受其他任何国家（其中包括德国）支配的农业国”。”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报告中，解释了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制订的工业化方针。他明确地指出：“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屈品。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出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

　　斯大林还反复强调实行工业化对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国防力量的重要性，他说：“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最高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解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发展工业，也是巩固工农联盟所必需的。斯大林说，要巩固工农联盟，不仅要满足农民群众对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要满足农民对生产资料日益增长的需要。他指出，工农结合决不能长期停留在旧形式上，只满足农民的个人生活需要，供给农民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等等。应当以工农结合的新形式补充旧形式，即工业不仅供给农民以花布、鞋子、各种日用品，而且要满足农民的生产需要，供给农民机器、拖拉机、肥料等等。只有这样，工农结合才能是巩固和持久的。斯大林解释就：“纺织品方面的结合很少触及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所以一般说来，它不可能以集体主义精神改造农民和消灭阶级；而金属制品方面的结合则恰恰相反，它首先关系到农民经济的生产方面，关系到农民经济的机械化和集体化，正因为如此，它一定能逐渐改造农民，逐渐消灭阶级，其中包括农民阶级。”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时候，斯大林还指出：“不能在制定工业建设计划上落后于工业发展。但也不能向前跑得太远，脱离农业，不顾我国的积累速度。”“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和我国资源的规模——这就是我国工业扩展的基础。我国工业是见国内市场为基础的。”“比起美国工业来，我国工业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依靠国内市场，首先是依靠农民市场。这就是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基础。”

　　

　　实现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资金从哪里来？

　　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的资金，通常是靠掠夺殖民地和战败国，或者靠借外债来筹措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走这种道路。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不能接受奴役性的外债，苏联“打退了所有的干涉者，并不是为了以后，在战胜干涉者以后，自愿地去受帝国主义者的奴役”。

　　斯大林说，苏维埃国家唯一可走的，是自已积累资金的道路，“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斯大林坚持的道路，正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示的道路。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说：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发展水力机械化泥炭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等等。“

　　“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斯大林说，依靠内部积累解决工业化资金问题，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优越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分析了社会文义国家积累的主要来源：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使土地工厂等生产资料都变成了全民的财产；废除了沙皇政府所负的大量债务和利息；国有化的工业，商业，银行和对外贸易向国家提供利润，等等。因此，斯大林指出，依靠内部积累，能够提供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其实所有这些积累来源，归根结底是苏联工人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正如后来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文中所说，国家积累的主要泉源有两个：“第一个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向前推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

　　斯大林在内部积累的问题上，一方面批判了那种加重农民负担、扩大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荒谬主张，另一方面也批判了不顾条件要求立即取消剪刀差的主张。他说，党的政策既不是扩大剪刀差也不是永远保持剪刀差，而是采取正确的政策，逐步缩小剪刀差。斯大林说，为了积累资金，保证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家除了向农民征收普通税（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征收一种实际上的“超额税”，剪刀差就是这种“超额税”。这种“超额税”是在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条件下征收的，“税额”也是逐年减少的，农民能够负担得起。他又说：“如果我们真正想保持工业迅速发展的速度，采取这种办法作为暂时的措施是需要的。而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工业的迅速发展，因为这不仅是工业本身所需要的，而且首先是农业，是农民所需要的，农民现在最需要拖拉机、农业机器和肥料。”

　　斯大林特别重视后备资金的合理运用和节约制度。他说，“问题不只限于并且不能只限于积累，还要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积累起来的后备，使人民的财产一个钱也不白费，使积累主要用在满足我国工业化最迫切需要的方面。”“善于合理地、节省地支出资金，——这是极其重要的艺术”。

　　为了使资金不被分散、不被贪污、不被挪用在不必要的用途上，斯大林认为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他指出：必须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制订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采用一切手段和一切办法精简国家机关和合作社机关；必须和各种铺张浪费现象作坚决斗争；必须和贪污盗窃行为作坚决斗争；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劳动纪律。

　　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对贪污和浪费的容忍态度。他说，有些人“像猪一样地……跨进国家菜园，在那里饱吃一顿，或者是拿国家资财来表示自己的慷慨”。斯大林指出，苏联的国家机关、合作社和工会等机关中，“有羞怯的隐蔽的盗且行为，也有勇敢的‘快乐的’盗窃行为”。这些盗窃人民财产的分子，“单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不能把他们全部除尽的。这里必须采取另外的办法，采取更有效更认真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在这些小偷周围造成公众普遍的道德抵制和憎恨的气氛。这种办法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掀起一个运动，造成一种道德气氛，使盗窃行为绝无发生的可能，使盗窃和贪污人民财产的分子，不论‘快乐的’或‘不快乐的’，都不能生活并存在下去。”

　　

　　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击败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季诺维也夫分子，通过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路线。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代表大会以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勾结在一起，共同攻击党的路线。

　　托洛茨基叫喊的，还是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胜利的老调，不过他这一次拿出来的新货色，是“世界分工”论。他认为，苏联不可能在世界分工当中保持住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决不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他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路线，恶毒地攻击独立自主的建设方针，给这个方针扣上什么“民族狭隘性”之类的帽子。他说，“如果我们想离开实在的资本主义世界而‘隐居’，如果我们提出任务要在最近时期自力更生制造出全部机器或重要的机器，就是说，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并跳过造成我国现有工业这种状况的先前的经济历史，总之，如果我们走上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而一切自己制造的话，这就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他认为，由于世界分工，苏联经济正在“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将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在《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报告中，彻底批判了这种投降主义谬论。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输出输入，需要互通有无。但是这种依赖是相互的，而且这种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是两回事情。苏联虽然和外国有贸易往来，“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所谓的“和世界经济结合起来”，就是把苏联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如果苏联经济竟然落入托洛茨基所说的这种“结合”当中，那么：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来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我们对外贸易的垄断、我们国有化的运输、我们国有化的信贷、我们对经济的有计划的领导。”

　　“我们就已走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蜕化成普通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我们就不会在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的战线上获得胜利。”

　　斯大林说，这正是资本主义豺狼的梦想。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由于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当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

　　托洛茨基像“受惊的市侩一样，患了迷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万能的病症”。他甚至断言，苏联要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才能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这种消极论调，他指出：

　　“领导我国生产的不是寄生虫，而是生产者本人，这个事实难道不是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一切机会足以一日千里地发展经济，并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极重要的因素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会有一切有利条件足以在较短期间内证明自己优于被内部矛盾所分裂、被危机所腐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吗？”

　　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推动力是取得利润”，但是，“取得利润既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目的，也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的推动力”。“究竟什么是我国工业的推动力呢？”

　　第一，“我们这里一切工厂都是属于全体人民而不是属于资本家的，管理工厂的不是资本家的仆从而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觉悟到他们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工作，而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阶级工作。这种觉悟就是发展和改进我国工业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把工厂看做和自己完全无关的、别人的财产，甚至把它看做牢狱；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工人已经不把工厂看做牢狱，而把它看做和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业，他们深切地关心这个事业的发展和改进。几乎无须证明，工人对工厂、对企业的这种新的态度，工人对企业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就是我国全部工业最大的推动力。”

　　第二，“我们这里工业的收入，不是用来使个人发财致富，而是用来进一步扩大工业，用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用来减低工农所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也就是用来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的。”

　　第三，“工业国有化这个事实使整个工业经济易于有计划地经营。”

　　斯大林说：这些就是苏联工业的经常起作用的刺激力和推动力，“我国的工业愈发达，这些因素的力量和作用也就愈增长。”

　　利润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讲赢利。斯大林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赢利问题的观点，他说：“决不能用商人眼光，从目前着眼来看赢利问题。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从几年的时间着眼来看这个问题。只有这种观点才能称为真正列宁主义的观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寡廉鲜耻的托洛茨基分子，一贯玩弄两面派手法。他们骨子里是破坏和阻挠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表面上却主张“超工业化”。他们装出一种激进的姿态，说什么工业发展速度太慢了，他们要求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以便取得“超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

　　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曾露骨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他说：“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愈要被迫仰赖于对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托洛茨基的另一个信徒斯米尔诺夫，甚至公开主张用同中农闹翻的政策来代替列宁关于同中农结成巩固联盟的政策。

　　“超工业化”的根子，仍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这个“理论”在实质上是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放弃工业化的政策，使苏联在“世界分工”当中沦为外国附庸；在形式上有的时候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主张采取极端手段，用使农民破产、农业崩溃的办法“发展”工业，其结果必然要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到绝路上去。

　　斯大林尖锐地指出，“超工业化”计划乃是一个破坏工业化基础和分裂工农联盟的阴谋。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派认为提高工业品出厂价格就会“加速”工业化，“其实这样做就一定会扰乱国内市场，破坏工业跟农业的结合，降低切尔文汇率，降低实际工资，因而就会破坏任何工业化”。同时，“高额出厂价格是使工业凋敝、使工业变成温室植物、使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化的最有效的手段”。所以，托洛茨基派“口头上是工业化主义者，事实上却是工业化的敌人的帮凶”。

　　斯大林又说，托洛茨基派“不懂得也不承认，忽视农业利益，损害农业利益，就不能推进工业。它不懂得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领导中枢，农业是我国工业可借以发展的基地。”“由此就产生了把农民经济当做应受无产阶级国家‘剥削’的‘殖民地’的看法。”托洛茨基派的这种政策，“走上了使工业和农业间的内部矛盾尖锐化的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方法的道路”。这种方法，既破坏了工业和农业的正确关系，又破坏了工人和农民的正确关系。

　　在同托洛茨基派斗争中，斯大林坚持列宁的遗训，反复强调：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密切结合，必须使工人阶级和农民密切结合，因为“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一九二六年四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建设绝对不能脱离政治，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必须依靠工农联盟。他就：“发展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积累，实行节约制度，——所有这些任务，如果不加以解决，我们就不能战胜私人资本并消灭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困难。但是，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存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任务就一个也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的。因此，如果我们破坏或削弱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我们的一切任务就会悬在空中。”

　　同年十二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消灭阶级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坚定地击退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追随者的进攻，到一九二七年末，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已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在变成工业国。”“我们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使它的发展达到了打破纪录的速度，并且确立了它在全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虽然存在着敌对的国际包围，我们还是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向世界各国的工人表明了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