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的进攻，首先是在富农问题上展开的。在党加强对富农进攻的时候，他们公开站出来为富农打掩护。

　　他们掩护的富农，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呢？这个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呢？

　　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剥削阶级。十月革命以前，富农约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它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富农每年生产的粮食的占俄国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八，每年提供的商品粮约占商品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这个阶级是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在农村中的重要支柱，它极端仇恨无产阶级革命，疯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后，富农把粮食囤积起来，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企图困死苏维埃政权。富农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同外国帝国主义者勾结在一起，把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强加在工人和贫苦农民头上，妄想一举用暴力推翻刚刚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列宁当时写道：“富农暴动遍及全国。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列宁指出了富农阶级的反动本质，他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或者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或者是工人把少数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富农强盗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国道路。”

　　针对俄国富农的特点和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凶恶的反抗，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镇压了他们的武装暴乱和其他形式的反抗，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力量。

　　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富农的力量又有所恢复。到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度，富农生产的粮食有六亿多普特，提供的商品粮有一亿多普特，虽然比起十月革命以前是减少了，但是这时它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力量。拿商品粮来说，富农提供的就占百分之二十，而且他们手里还掌握着相当多的存粮。

　　富农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到一九二七年，由于经过连续三年的丰收，他们的经济力量明显地增长起来，于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一个高潮。这一年年底，富农又制造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公然拒绝出卖粮食，使红军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威胁。他们再次企图用饥饿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至少也迫使工人阶级作一次大规模的退却，让富农扩大自己的阵地。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使国内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

　　布哈林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竭力保护的富农，就是这样一个剥削阶级。

　　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联共（布）党之所以必须集中力量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就因为它反映着富农危险，而在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向资本主义实行大规模进攻的时候，富农危险是国内的主要危险。

　　为了打退富农在粮食战线上的进攻，一九二八年春，党采取了非常措施来打击富农。国家以强迫手段向富农收购粮食，把违法的富农送变法庭审判，同时没收其余粮（在没收的粮食中抽出四分之一长期贷给贫农）。除此以外，还对富农加征了赋税。这些措施很快地收到效果，贫农和中农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富农的斗争，短时间内粮食收购情况就改观了。 党对富农的非党措施，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切肤之痛。他们大嚷大叫地吓唬党说，对富农的进攻“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们认为，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在于恢复和扩大富农经济，因此，他们要求宽容富农，不要妨碍富农经济的生产。他们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或向什么人买粮食，反正都是一样，只要向富农让步，富农就会把粮食卖出来。

　　斯大林痛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这种要求。他指出，苏维埃政权必须解决粮食问题，但是决不能依靠富农经济，决不能走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的道路。富农手里确实有余粮，但是富农决不会自愿放弃阶级利益。“富农知道粮食是宝中之宝。富农知道余粮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且是盘剥贫农的手段。在目前情况下，富农手里的余粮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加强富农分子的手段。”在规定收购价格和由国家调节粮食市场的政策下，也就是在富农不能大发横财的条件下，富农决不会自愿交出粮食。

　　斯大林特别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妨碍富农经济”的主张。他说：“不妨碍富农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富农自由。而给富农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给他们政权。”“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们不了解阶级斗争的诀窍，不了解富农是劳动人民的死敌，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死敌。他们不了解实行宽容和放纵富农的政策就是使我国整个政治状况恶化，使国内资本主义分子更有机可乘，使我们失去乡村的贫农，使中农灰心丧气，使我们和我国工人阶级决裂。”放纵资本主义分子的政策，“无论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宁政策的原则和列宁主义的原理绝对不相容”。斯大林斥责说，主张恢复和发展富农经济的人，“以为苏维埃政权可以同时依靠两个对立的阶级，既依靠以剥削工人阶级为经济原则的富农阶级，又依靠以消灭一切剥削为经济原则的工人阶级。这真是反动派才玩得出的把戏。”

　　布哈林作为富农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理人，还竭力从右边曲解新经济政策，鼓吹“贸易自由”。他提议使市场“常态化”，也就是取消国家对市场的领导作用，使市场完全资本主义“自由化”。他提议提高粮价，也就是要国家放弃价格政策，跟在投机商贩后面，亦步亦趋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以利于富农。

　　斯大林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一种特殊政策，它预计到在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预计到资本主义成分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预计到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斯大林说，新经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出，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斯大林强调说：“新经济政策决不是容许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决不是容许在市场上自由玩弄价格”，而是“在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的条件下容许私人贸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

　　如果采纳了布哈林的建议，在所谓市场“常态化”的条件下，跟在市场价格后面提高粮价，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斯大林说，不管国家怎样提高粮价，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又会用高出一两倍的价线来收买这些粮食。于是我们又必须准备再一次提高粮价，徒劳无益地争取赛过投机分子和包买商人。”而且国家和投机商在提高价格上越是实行竞赛，粮食持有者就越要把粮食囤积起来，等待价格继续上涨，结果国家恰恰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

　　斯大林还说，提高了粮价，就必须提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的价格，以保持各种农产品的一定比价。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就必须提高销售价格，因而就必须加速提高工资，这样一来，就必须提高工业品的价格。“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使工业品和农产品涨价的方针。”“不难了解，这样‘调整’价格不能不弄得完全取消苏维埃价格政策，取消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完全放纵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

　　布哈林的提议实际上是把苏维埃政权推上死路。斯大林指出，“我们如果不愿意破坏苏维埃制度，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放弃国家调节贸易的政策。”放弃这种政策，只会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城乡富裕阶层。“工人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将有充分权利来质问我们：我们是什么政权，是工农政权还是富农耐普曼政权？”“同工人阶级和农村中力量单薄的阶层破裂，同城乡富有阶层结合，——这就是布哈林的市场‘常态化’和按地区‘调整’粮价的必然结果。”“很明显，党不能走这条死路。”因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断然拒绝了布哈林的提议，坚持了苏维埃的市场和价格政策。

　　布哈林等人除了要党向富农让步以外，还曾经屡次要党向西方资本家求告，依靠输入粮食来解决粮食困难。

　　联共（布）中央否决了这种要求，因为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输入粮食和接受信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是一个通常的粮食贸易或者信贷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苏联国际地位的重大问题。外国资产阶级在当时作出姿态，表示要贷给苏联粮食，并不是想作生意，而是一种恶意挑战。斯大林分析说：“如果以为西方的资本家突然怜悯起我们来，愿意几乎白白地或者长期地贷给我们几千万普特粮食，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是胡说。”“那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各种不同的资本家集团想摸我们的底，想拭探我们的财政力量、我们的支付能力、我们的坚定性……我们是否会上他们的钩。”如果苏联在西方资本家的小恩小惠的试探面前弯下腰去，在政治上将是极大的失算。所以斯大林说：“现在的任务在于我们要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和刚毅性，不要理睬关于贷给我们粮食的虚伪诺言，要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我们不输入粮食也行。”事实证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是正确的。西方资本家的打算可耻地失败了，苏联在敌人面前稳固地屹立着，国际地位更加提高了。

　　

　　布哈林之流为了维护富农，竭力给富农涂脂抹粉。他们否认农村的阶级对立，说什么富农“不过是穷人罢了”，因此，工农联盟就是工人阶级和包括富农在内的全体农民的联盟。

　　斯大林深刻地批判了布哈林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所主张的这种“阶级合作”的谬论，他指出：农民决不是清一色的，其中有贫农、中农、还有富农。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斯大林说：我们的政策是阶级政策，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谁认为在我们的情况下同农民联盟就是同富农联盟，谁就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谁想在农村中实行一种既使富人喜欢也使穷人喜欢的政策，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傻瓜”。

　　右倾分子说：反对富农，依靠贫农，会吓跑中农，使工农联盟破裂。斯大林批驳了这种说法，他指出，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的任务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保证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是我们党的极重要的任务。但是，要保证这样的联盟，就必须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必须使贫农成为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支柱”。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级。如果不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贫农还没有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么富农就会感到自己有力量，中农就会倒向富农一边。相反地，如果加强对富农的斗争，如果贫农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有组织的支柱，那末富农就会感到自己被包围了，中农就会倒向工人阶级一边。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始终执行列宁规定的“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对富农的斗争”的政策。斯大林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而且不可能有和平。我们对富农的政策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把他们消灭掉。这是说我们将设法包围他们并把他们消灭。”

　　一九二九年以前，反对富农的斗争表现为限制富农的剥削。当时苏维埃政权颁布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它一方面允许富农存在，同时又限制了富农对土地的使用和对雇工的剥削。苏维埃政权还向富农征收高额税并且责令富农按照固定价格把粮食卖给国家。

　　一九二九年，情况起了变化。这个时候，“再容忍这些焚烧集体农庄、杀害集体农庄活动家并企图破坏播种的蜘蛛和吸血者，就是违反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以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那种最坚决最彻底的精神去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一九二九年年底，在集体农庄运动进入高潮的形势下，联共（布）中央由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转而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即剥夺富农的生产资料，消灭富农剥削的政策。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雇佣劳动法，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没收富农财产的法令，允许农民把富农的耕畜、机器及其他农具没收转交集体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