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剥夺富农阶级和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两个方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富农的保护者和代理人，当然要竭力反对农业集体化。他们认为，集体农庄在农业发展中不能起重大作用，应当全力发展个体经济。他们说：发展集体农庄会使国家没有粮食，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联合的破裂。他们还曲解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硬说列宁认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供销合作社。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际，尖锐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这些谬论，从各方面论证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农业集体化是解决粮食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是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的根本道路，是巩固工农联盟的根本道路。不实现农业集体化，资本主义复辟就必不可免。

　　斯大林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是解决农业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不解决粮食问题，就不能保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是，依靠小农经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斯大林说：“小农经济是什么呢？是出产商品最少、赢利最小、自给自足的程度最高的消费经济，它的产品的商品率只占百分之十二到十五。然而，我们的城市和工业正在全力成长，建设正在日益发展，对商品粮食的需求正在飞速增长。这就是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困难的根源。”小农经济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是因为它不能采用新技术，不能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从技术上改造农业，就必须改造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指出：“建立大规模农业经济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使大批农民破产而建立对劳动进行剥削的资本主义大田庄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把小农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的道路，是农民不会遭到破产、劳动也不会受到剥削的道路。”斯大林说：“不同时改变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不把个体小经济联合为大规模集体经济，不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连根铲除，就不可能改建农业的技术基础。”因此，解决粮食困难的根本办法，发展农业的根本办法，就是“帮助贫农和中农把他们分散的小经济逐步联合为建立在新的技术和集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利益更大、出产商品更多的大规模集体经济。”

　　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剥削、改善生活的光明大道。斯大林说，“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使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他深刻地批判了赞美小农经济“稳固”的反动理论，这种理论说：小农吃得苦，耐得劳，“稳固”得很，大经济优于小经济的原理，在农业中是不适用的。斯大林说，把小农束缚在小商品经济上的东西，是土地私有制。小农为了保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宁愿忍受各种困苦，宁愿陷入愚昧和贫困的境地。“这种‘稳固性’比任何不稳固性都坏。”事实上小农经济是不能稳固的，赞美小农经济的“稳固性”，实质上就是“赞美和巩固那个使千百万小农群众破产的资本主义制度”。

　　斯大林论证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经济要比小农经济优越得多，不仅机械化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是这样，就是依靠农民原有农具的初级集体农庄，也是这样。他说：“在集体农庄里面单是把农民的工具集合起来使用就产生了我们的实际工作者所梦想不到的效果。这种效果表现在……转上集体农庄轨道后播种面积扩大了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以至百分之五十。”“农民在单干条件下是没有力量的，而当他们把自己的工具集合起来并联合为集体农庄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分子所说的农业集体化会使工农联盟破裂的胡说。他指出，布哈林分子既看不见农村的阶级对立，也看不见中农本身的两重性。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作为私有者，倾向于资本主义。如果不去改造农民，任他们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那么工农联盟恰恰不能巩固；要巩固工农联盟，必须改造个体农民，使他们之上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阶级联盟，其目的必须是：“（甲）加强工人阶级的阵地，（乙）保证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内的领导作用，（丙）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对工农联盟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机会主义、孟什维主义、社会革命党主义，无论叫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不能叫做列宁主义。”

　　斯大林指出，布哈林分子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农业集体化对立起来，是荒唐的。“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加引号的大道，这个计划包括农业合作社的一切形式，从低级形式（供销合作社）到高级形式（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当没有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合作社的低级形式即供销合作社是‘大道’，而当合作社的高极形式即它的集体农庄形式出现的时候，集体农庄就成为发展的‘大道’了。”他指斥布哈林分子冒充“列宁主义者”的市侩行径，“是悔辱列宁主义并证明自己愚昧无知。”

　　在同布哈林主义进行斗争中，斯大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指出，是否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不使社会主义去占领农村的广大阵地，如果不把小农经济联合为社会主义大经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就会没有立足之点，就会在“谁战胜谁”的斗争中陷于失效。斯大林说：“个体农民是一个本身会分泌、产生和培养资本家、富农以及其他各种剥削分子的阶级。”“当农业还没有建立起大生产基础的时候，当小农户还没有联合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的时候，资本主义在苏联恢复的危险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险中最现实的危险。”

　　斯大林强调指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以外，还必须由个体小农经济过渡到拥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如果苏维埃政权不解决这个任务，“那末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一方面否认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借口条件不成熟，否认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他们断言：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他们还说，机器和拖拉机不够，因此不能大量发展集体农庄，应当收缩集体农庄的阵地。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就开始了农业集体化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这种准备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农民进行了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农村广泛地发展了各种合作社，包括把个体农民耕种的土地联合起来共同劳动的共耕社；通过已有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使农民根据切身体验相信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优越；对富农进行坚决的斗争，割断富农对劳动农民的影响；从财政上大力支持集体农庄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到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初步建立了一些工业基础，为给农业供应机器准备了条件；等等。由于准备了这些条件，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起，农业集体化成为席卷全国的高潮。农民已经不是个别地，而是成批地，甚至整乡整区地加入集体农庄。起初加入集体农庄的基本上是贫农，在高潮当中，中农也大批地加入集体农庄。鉴于一九二九年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迅速扩展，同时社会主义在工业战线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以斯大林把这一年称作“大转变的一年”。

　　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面，在集体农庄运动迅速取得巨大胜利的形势下，一九三○年初，有些人的头脑发热起来，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离开了党的路线，侵犯了中农的利益，用强迫命令手段来对待某些持观望态度的农民，强制他们参加集体农庄。另外，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公有化的现象。

　　党及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来纠正这种违反党的路线的“左”倾错误。斯大林指出：“集体农庄政策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政策是以集体农庄运动的自愿原则和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为依据的。决不能用强力去建立集体农庄。”“任何想用暴力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农庄经济的企图，任何想用强迫手段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都只能产生不良后果，只能使农民离开集体农庄运动。”

　　斯大林说，在当时，苏联集体经济的主要形式应当是农业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这种集体经济，公有化的范围只限于基本生产资料，它是广大农民群众比较容易了解的，它能够“正确地把庄员的个人生活利益和他们的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成功地使个人生活利益适应公共利益，从而有助于以集体主义精神教育昨天的个体农民。”

　　在反对集体农庄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时，斯大林始终没有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驳斥了那些看不到集体化运动的主流而专门对某些缺点错误指手划脚的右倾分子。他强调指出，“右倾危险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主要危险。”他说，反对“左”倾错误，乃是“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条件和特殊形式”。“左”倾错误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很快就被富农利用，便利了右倾分子破坏党的领导的威信，便利了他们进行反党活动。因此，“为了胜利地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必须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

　　

　　到一九三二年底，苏联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拥有的耕地面积达到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到一九三四年，有百分之七十一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了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以上。在集体化过程中，联共（布）中央注意了农业机械化问题。随着集体化的基本完成，到一九三四年，机器拖拉机站所服务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集体农庄总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九。

　　大批新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在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而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则是：被打倒的富农阶级，在新的形势下改变了策略，钻到集体农庄内部进行破坏活动，它严重地威胁着集体农庄。因此，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使新生的集体农庄巩固起来，成了当时的迫切任务。

　　从一九三一年起，联共（布）中央为巩固集体农庄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一九三三年在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设立政治部）。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在同年二月召开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论述了巩固集体农庄这个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说：“过渡到集体经济这一占优势的经济形式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我们对农业的关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共产党员在提高农业方面的领导作用。现在放任自流对农业发展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危险。现在放任自流会葬送一切。”

　　斯大林批驳了这样一种错误观点：集体农庄既然建立起来，富农既然被打倒，农村中就没有阶级敌人了。斯大林说：富农被击溃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在集体化取得胜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改变了斗争策略，即由正面进攻转为暗中破坏。因此，决不能泰然自若，决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斯大林生动地刻画说：“人们在集体农庄外面寻找阶级敌人，寻找面貌凶、牙齿大、脖子粗、手持半截枪的敌人。人们寻找我们在宣传画上所看见的那种富农。可是地面上早已没有这种富农了。现在的富农和富农的走狗，现在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大部分都是‘沉默寡言的’‘和蔼可亲的’人，几乎是‘洁白君子’。这种人用不着到集体农庄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他们就坐在集体农庄里面，在那里担任仓库管理员、事务主任、会计员、秘书等职务。他们任何时候也不会说’打倒集体农庄’。他们‘拥护’集体农庄。可是，他们在集体农庄里进行的怠工和暗害活动却使集体农庄大受其害。”

　　在同敌对阶级作斗争中，斯大林把保护公有财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敌人“凭自己的阶级本能意识到公有制是苏维埃经济的基础，要危害苏维埃政权就必须动摇这个基础。于是他们就真的用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的办法来动摇公有制。”“这些从前的人物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大规模盗窃侵吞国家财产、合作社财产和集体农庄财产的勾当。”容许盗窃侵吞公共财产，就是帮助敌人来破坏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苏维埃制度。因此，为保护公有制而斗争，是党的基本任务之一。斯大林号召全党，为粉碎垂死阶级对公有制的破坏，要运用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律给我们规定的一切方法和一切手段去进行斗争”。

　　斯大林提出了防止敌人利用社会主义的形式来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问题。他说：“我们许多同志对集体农庄这一新的经济形式估计过高，因而把集体农庄偶像化了。……他们不了解集体农庄本身虽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但是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危险，还远不能防止各种反革命分子钻进集体农庄的领导机关，还不能防止反苏维埃分子在某种条件下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集体农庄。”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苏维埃也罢，集体农庄也罢，虽然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但它终究是一种组织形式。一切都要以这种形式包含什么内容为转移。”“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集体农庄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和苏维埃一样，是一种武器，而且仅仅是一种武器。在某种条件下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革命。这个武器可以用来反对反革命。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服务。在某种条件下它可以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敌人服务。全部问题在于这个武器掌握在谁的手中，它被用来反对谁。”

　　斯大林提醒全党警惕这种复辟危险，他要大家回忆一下一九二一年白卫分子在喀琅施塔得举行反革命暴乱时的阴险口号：“拥护不要共产党员参加的苏维埃”。斯大林说：“反革命分子懂得：问题不仅在于苏维埃本身，而且首先在于苏维埃由谁领导。”

　　关于集体农庄内部的另一种阶级斗争，即由于农民的两重性而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曾经说过：“如果以为有了集体农庄，就有了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那就错了。如果以为集体农庄庄员已经变成社会主义者，那就更错了。不是的，要改造集体农民，克服他们的个人主义心理，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还必须作很多工作。”他告诉全党，不要忘记列宁这个指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

　　为了巩固集体农庄，斯大林还提出了“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他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集体农庄建立起来，改善了贫农的生活，这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必须更前进一步，帮助全体集体农庄庄员，不论是从前的贫农或从前的中农，上升到富裕农民的水平。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到的。”

　　使全体庄员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它和布哈林在一九二五年提出过的“发财吧”的口号，是根本不同的。斯大林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

　　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

　　第二，“发财”必然和剥削联在一起，而使全体庄员生活富裕的口号是排除剥削的。

　　第三，“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不是孤立地提出来的，它是在集体农庄已经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和“使集体农庄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集体农庄”的口号联在一起提出来的。

　　因此，斯大林指出：“发财吧”的口号实质上是号召恢复资本主义，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却要用加强集体农庄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

　　由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击败了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业集体化的种种阻挠，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是牵涉到人数最多的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这次革命，把苏联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的生产资料剥夺了；使苏联人数最多的劳动者阶级，即劳动农民，离开了滋长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道路，转上了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国民经济基础部门即农业当中，给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