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都拼命鼓吹阶级合作，抹杀阶级斗争。布哈林和他的追随者也是这样。为了维护富农阶级、反对党的路线，他们搬出一套“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对抗。斯大林在反对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中，着重批判了他们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

　　

　　布哈林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必经过阶级斗争，资本家、富农和承租企业家就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体系，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应当使阶级斗争熄灭下去。为了宣扬这种修正主义理论，他居然歪曲列宁的思想，硬说列宁的思想和他的思想好像是“一样的”，都认为富农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斯大林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了布哈林的这些谬论。他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城乡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而现在，按照布哈林的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切都要颠倒过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性正在消失，剥削者正在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自由派鼓吹“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长入资本主义”那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可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然同时鼓吹阶级利益调和的理论，鼓吹资本家阶级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

　　斯大林说：“不能认为事情会这样：社会主义的形式将发展起来，排挤工人阶级的敌人，而敌人会一声不响地退却，为我们的前进让开道路，然后我们再向前迈进，而敌人再向后退却，最后，‘出乎意料地’，所有一切社会集团毫无例外，无论是富农或贫农，无论是工人或资本家，都‘突然地’、‘不知不觉地’、没有斗争和波折就投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怀抱。这种神话是根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又说：“只有失去理智的人才会在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分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幼稚公式中寻找出路。我国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按照布哈林的公式发展的。我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按照列宁的‘谁战胜谁’的公式发展的。是我们打垮、压倒他们剥削者，还是他们打垮、压倒我们苏联的工人和农民，——同志们，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

　　斯大林揭穿了布哈林对列宁思想的无耻歪曲。他指出：列宁讲过，苏维埃政权容许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所谓一定的条件，恰恰就是要限制和排挤资产阶级，就是要同资产阶级进行绝不调和的阶级斗争，并在斗争中把它消灭。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所谓“平衡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或资本主义成分），好像两个箱子，它们沿着不同的轨道和平地向前移动，互不相撞，等到它们相交的时候，就“有了”社会主义。

　　斯大林批判说，在两种经济成分后面站着阶级，“这两个‘箱子’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在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在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进行的斗争中移动的。”“平衡论”在表面上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却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的阵地，把富农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化运动。

　　“平衡论”的鼓吹者，企图在发展大农经济的两条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走什么第三条道路。斯大林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呢？是“想要我们回到旧制度去，回到个体经济去，不过不要地主和资本家。同时，他们想要我们‘只’容许富农和其他小资本家作为我国经济制度中的合法现象而存在。其实，这并不是第三条道路，而是第二条道路，即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所以“只有两条道路：或者向前进，向上走，走到新的集体农庄制度；或者向后退，向下走，走到旧的富农资本主义制度。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和“平衡论”一起出现的，还有所谓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这同样是布哈林那种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会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那末在苏维埃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农村也会自流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因此，不必为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操心。

　　斯大林驳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村之所以能够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是因为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基本上是同一类型的经济，都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但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农民小商品经济和城市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却不是同一类型的，因此，它决不会自流地跟着城市走。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城市对小农经济的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单靠这个因素并不能使农村自流地跟着城市走，要使“农村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除了其他一切办法以外，还必须在农村中培植社会主义大经济，即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作为能带领基本农民群众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的社会主义基地。”

　　“自流论”是一种否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腐朽理论。斯大林指出，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它变成现实，必须摒弃机会主义的自流论。“无阶级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的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

　　斯大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动员工人阶级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布哈林的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我国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涣散工人阶级，便利资本主义分子向苏维埃政权进攻。”

　　

　　斯大林在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时，引证了列宁一九一九年说过的一段话：“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的和旧社会民主党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斯大林概括地说：“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

　　斯大林指出：“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他说：“我们的前进，我们的进攻总是要减少资本主义分子，把他们排挤出去的，而他们这些垂死的阶级总是要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抗的。”“他们现在反抗而且将来还会反抗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

　　国内垂死阶级的反抗，是和国外资产阶级相呼应的，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斯大林说：“不能把资本主义包围看做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资本主义包围——这就是说，苏联周围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力量，它们决心要在精神上，在物质上，或用财政封锁的方法，有机会时就用军事干涉的方法来支持我们苏联内部的阶级敌人。”“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

　　斯大林不断地告诫全党，决不能对国际资本做原则性的让步，不能背叛自己，因此，必须估计到国际资本今后将继续给苏联制造各种各样的祸害。他严厉地批驳了想讨好帝国主义的人，说：“有人认为我们可以执行解放的对外政策，同时又能博得欧美资本家对我们的这种行为的赞扬。我不想来证明，这些天真的人和我们党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今后仍将执行革命政策，把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周围，——那时国际资本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前进；或者我们放弃自己的革命政策，对国际资本做一系列原则性的让步，——那时国际资本大概不会反对‘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社会土义国家变为‘和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针对着国内外阶级敌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和被坏，斯大林强调指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斗准备。他说：“历史证明：最大的军队，由于骄傲自大，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分轻视敌人的力量，由于沉睡，失去了战斗准备，在紧急关头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结果造到了灭亡。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亡。”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准备，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并不是临时的、瞬息即逝的任务，“在我们国内还有阶级、我们还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时候，加强无产阶级战斗淮备这样一个任务就应该贯串在我们的全部工作中。”

　　曾经有人想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理论，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辩护。

　　斯大林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企图。他说：

　　“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

　　“我们主张国家的消亡。而我们同时又主张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这个至今存在的一切国家政权中最强大最有力的政权。高度发展国家政权是为了给国家政权的消亡准备条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这是‘矛盾的’吗？是的，是‘矛盾的’。但这是生活中的矛盾，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布哈林分子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高喊阶级斗争应当熄灭下去，实际上他们这种言行本身恰恰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反映。因此，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必须对敌对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还必须同敌对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斯大林说：“我们党的队伍里的种种脱离列宁路线的倾向，也就是垂死阶级反抗的反映。如果不同时和我们党内各种倾向作斗争，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能不能和阶级敌人进行胜利的斗争呢？不，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后方有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有不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且千方百计阻碍我们前进的人，就不可能对阶级敌人展开真正的斗争。”

　　托洛茨基分子否认苏联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的发展，结果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布哈林分子的观点虽然在形式上同托洛茨基分子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却是一样的。斯大林说：布哈林分子虽然“表面上承认在一个国家内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却不愿意承认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方法和手段。他们不愿意承认，大力发展工业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钥匙。他们不愿意承认，必须同资本主义成分作不调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资本主义展开大规模进攻。他们不了解，这一切方法和手段是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一套措施。他们以为社会主义可以悄悄地、自流地建成，不必经过阶级斗争，不必向资本主义成分进攻。他们以为资本主义成分要就是无声无息地自行消亡，要就是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这种奇迹历史上不曾有过，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在我国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斯大林又说，布哈林分子表面上不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否认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必不可少的方法和手段。”“他们认为目前主要的不是高速度发展工业，也不是建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是‘放纵’市场的自发势力，‘开放’市场，给个体经济以至农村资本主义成分‘解除羁绊’。但是，富农是不能长入社会主义的，而‘开放’市场就等于武装富农阶级和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所以右倾分子实际上是滚到否认有吸收基本农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可能性的观点上去了。”

　　斯大林指出，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但是资本主义根柢还没有挖除的苏维埃发展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我们党的总路线而走向资产阶级思想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右倾机会主义的力量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于一般资本主义分子特别是富农对党施行的压力。”

　　斯大林指出，如果容许右倾机会主义在联共（布）党内自由活动，就会使工人阶级解除武装，就会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就会使资本主义分子武装起来，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机会增多。因此，他说：“决不能把反右倾的斗争看做我们党的次要任务。反右倾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决定性的任务之一。如果我们在自己的队伍里，在自己的党内，在领导运动和引导无产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参谋部里，容许右倾分子自由存在和自由活动，而右倾分子正在企图涣散党，瓦解工人阶级，使我们的政策适合‘苏维埃’资产阶级的口味，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如果我们容许这一切，那末这将意味着什么呢？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准备逐渐消灭革命，瓦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逃避困难，把阵地让给资本主义分子吗？”斯大林着重指出：“拒绝和右倾作斗争就是背叛工人阶级，背叛革命”。

　　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正是坚决地、不调和地同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斗争，及时地反复地揭穿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的阴谋活动。

　　布哈林集团同党的分歧，早在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中央全会以前就明朗化了。可是他们对党耍两面派手法。从一九二八年七月到十一月，布哈林等人同斯大林以及全体政治局委员一起，曾经两次声明：政治局内部没有分歧。事实证明，布哈林等人这样做，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反党活动。就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布哈林等人在背地里和加米涅夫进行了幕后谈判，阴谋同托洛茨基分子组成反党联盟，企图更换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改变中央的政策。七月以后，他们的反党活动变本加厉起来。布哈林公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攻击党的政策，同时，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又拿辞职来要挟中央。一九二九年初，布哈林等人向中央发动了更加猖狂的进攻。他们重复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滥调，诬蔑联共（布）中央“没有民主”、“培植官僚主义”、“党内制度已经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装着“受屈”的样子，大肆诽谤党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恶意攻击”。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四月，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两次重要会议上，斯大林严厉地批判了布哈林等人卑劣的反党伎俩，并彻底揭露了布哈林分子关于他们和党之间不存在路线分歧的伪善声明。斯大林说：“我们实际上没有一条共同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条路线用发表反党宣言的方法，用辞职的方法，用诬蔑党的方法，用暗中破坏党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为组织反党联盟进行幕后谈判的方法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是用任何外交辞令，用任何关于只有一条路线的狡猾声明等等都掩盖不了的事实。”

　　鉴于布哈林集团一再对党耍两面派手法，进行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反对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联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的十一月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并严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机会主义分子，责令他们立即停止反对党的路线和决议的活动。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首领们，继续在暗中进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活动。因此，在一九三○年六月举行的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等机会主义分子。

　　经过这一系列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被击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