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逝世到二十年代初，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托洛茨基集团和布哈林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引向前进。在这期间，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也为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做出了贡献。

　　当时，要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一方面继续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在广大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不进行这种斗争，各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就不可能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多数，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斯大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揭穿了机会主义者散布的种种取消革命的谎言；他忠告各国共产党人要同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决不能姑息迁就；他提出很多正确意见，帮助了各国共产党人。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

　　

　　从一九二四年起，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暂时局部稳定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一九二八年。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改进技术和实现生产的资本主义合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则暂时处于退潮时期。资产阶级为此弹冠相庆，欢呼资本主义统治巩固了，欧洲各国的革命将长期“搁置下来”。

　　资产阶级的走卒，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立即随声附和，唱起了歌颂资本主义的赞美诗，纷纷断言革命死亡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德国的希法亭宣称，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改造，“克服了自由竞争”，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英国工党的头目麦克唐纳之流叫喊说，阶级之间没有战争了，革命结束了，现在的事情可以用阶级合作来代替了。

　　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样那样地重复着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滥调。托洛茨基、李诺维也夫之流认为，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就意味着革命事业的垮台，为了冒充“革命”，他们否认资本主义暂时稳定这个明显的事实。布哈林之流宣称，资本主义正在改造，内部矛盾缓和了，资本主义稳定是持久的、巩固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仅仅存在于国际市场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同样地拼命宣传这种论调。

　　当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分析国际形势，阐明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性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正确地制定斗争策略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性质作了全面的分析。他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事实，一方面又明确地指出这种稳定是暂时的局部的，它在使资本的力量增强的同时，必然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尖锐化。他说：“不加紧剥削工人阶级，不使大多数劳动者过半饥半饱的生活，不加紧压迫殖民地和附属国，世界资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集团间不发生冲突和纠纷，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最后破坏资本主义的稳定。

　　以后，斯大林一再分析了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和资本主义危机的辩证关系。他说，“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从生产增长，贸易扩大，技术进步，生产能力提高，而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和各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势力范围仍旧相当稳定的情况中，——正是从这种情况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部稳定中产生出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斯大林指出，同机会主义者的断言相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众革命斗争的暂时退潮，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末日，决不是世界革命的消灭。革命退潮一定会被新的革命高潮所代替。斯大林写道：“革命的发展通常不是直线上升，不是继续不断地向上高涨，而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经过进攻和迟却、来潮和退潮的道路的。在发展进程中来潮和退潮锻炼了革命力量并且准备了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已经到来的革命退潮时期的历史意义，这就是目前我们所处的平静时期的历史意义。”

　　事实充分证明了斯大林的论断是正确的。就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英国、德国、法国、捷克、波兰等国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奥地利工人发动了武装起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也发展了起来。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它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三年。这次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爆发的，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破坏程度之深，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它沉重地打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局面结束了。机会主义者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胡说，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了。

　　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和干百万劳动群众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发展生产是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却总是被他们限制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因此，就产生了生产过剩的危机。斯大林说，要想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预防或消灭危机是不可能的。“要消灭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时期，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协约国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所唯“道威斯计划”。一九二五年十月，在瑞土罗迦诺举行了有英、法、意、德等国参加的会议，缔结了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罗迦诺公约”。这两次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泛滥了起来。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的辩护士宣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罗迦诺公约”是“和平条约”，并且大肆宣传所唯“罗迦诺精神”。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也扮演了这种角色，说什么帝国主义之间没有斗争了，不再会有战争了，现在的事情可以用美国领导下的“普遍和平”来了结了。他们还说，罗迦诺公约是“和平工具”，国际联盟是“和平救星”。

　　斯大林彻底揭穿了这类欺骗宣传，指出：无论是伦敦会议，还是罗迦诺会议，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掩盖了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正在加剧，“它们之间的冲突日益成为不可避免，而它们既预测到新的战争，于是就用尽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来扩充军备。要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各战胜国间现在并没有友好的和平，而只有武装的和平，只有酝酿着战争的武装和平状态，那并没有夸大。“罗迦诺公约正是准备新战争的条约，“‘罗迦诺精神’的基本内容就是‘战争精神’”。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准备新的战争，它们才需要“伪善的和平歌手”来欺骗群众。斯大林说：“目前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及其国际联盟、‘和平’的宜传、‘制止’战争的叫嚷、‘废除军备’的空谈等等，就是麻醉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脱离反战争危险的斗争的最流行的形式。”“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没有这种和平主义及其工具国际联盟，在目前情况下要准备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际为帝国主义效劳，特别卖力地宣传和平主义，表明第二国际不仅是资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的组织，而且是帝国主义国际联盟的直接附属品。斯大林说，“社全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传播者，也就是说，在准备新战争和干涉方面，它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

　　斯大林在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危险、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总是指出革命的必然性。他说：“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像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形那样。”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决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斯大林指出，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借口战争恐怖而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是一样的货色。斯大林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不是反对任何战争。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它是反革命的战争。但是我们拥护解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战争，虽然大家知道这种战争不仅没有免于‘流血的恐怖’，甚至充满了这种恐怖。”

　　

　　在资本主义制度暂时稳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暂时低落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侯都必须坚持革命立场，高举革命旗帜，决不能借口没有革命形势放弃革命工作，决不能坐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退潮时期，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以革命精神教育群众，积蓄力量，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把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进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进攻。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斯大林认为，在革命退潮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利用资产阶级阵营中的一切矛盾，来瓦解和削弱资产阶级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阵地；加强和工人群众的联系，掌握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建立工人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争取农民群众，尽力支持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揭露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所宣扬的和平主义，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使“工人阶级革命化”，否则，其他任务都会落空。

　　要使工人阶级革命化，除了通过各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革命工会进行工作外，还必须在改良主义工会内部进行艰苦的工作。当时的改良主义工会及其国际组织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控制着大批的工人群众。因此，必须系统地揭露改良主义工会领袖的叛卖行径，争取工人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斯大林说，要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单靠外面的工作是不行的，必须进行里外配合的工作。

　　但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分子，却认为共产党人应当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反对同它建立统一战线。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八月的一个演说中指出，托洛茨基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就批判过“退出工会”的口号，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资产阶级的最大效劳”。斯大林说，采取托洛茨基的观点“就等于把工人群众交给阿姆斯特丹去任意宰割”。

　　斯大林指出，共产党人和改良主义工会的反动首领在一定条件下达成政治协定和结成政治联盟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是可以允许的。但是，“这样的联盟只有具备下述两个甚本条件才可以缔结：保证我们有批评改良主义首领的自由，保证有使群众脱离反动首领的必要条件。”

　　斯大林既批驳了“退出”改良主义工会、否认统一战线策略的“左”倾冒险主义，又批驳了把工人阶级斗争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范围的右倾机会主义。

　　一九二八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在德国鲁尔区，没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洪别尔－德罗和谢拉等机会主义分子却对这件事情成到奇怪，他们反对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

　　同这些机会主义者相反，斯大林热情地赞扬了鲁尔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热情地赞扬了德国共产党人越出改良主义工会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革命行动，称赞他们勇于反对工会官僚的革命精神。他特别指出，鲁尔工人的斗争表明，没有参加改良主义工会的工人比组织在改良主义工会中的工人更加革命，因为领导改良主义工会的是那些和资本家阶级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主义分子。斯大林认为，各国共产党人应当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但是决不应当把群众工作局限于改良主义工会的范围内，决不应当做改良主义工会的规范和要求的奴隶。否则，就是要共产党去扮演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消极观望者的角色，就是放弃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斯大林说，既然改良派的领导和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那末，“完全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必须违反那些卖身于资本家的工会头子的意志而成立平行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要完成摆在自己面前的繁重任务，团结群众，积聚力量，反对垄断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首先必须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强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革命政党。

　　一九二五年二月，斯大林总结了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丰富的斗争经验，指出了各国党要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应当具备的十二个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就是：

　　“（一）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反来复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有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的形式。

　　“（二）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三）必须使党在制订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折，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四）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五）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六）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宗派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七）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八）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它不怕批评，使它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九）必须使党善于把优秀先进战士选拔到基本的领导集团中去。因为他们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十）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消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十一）必须使党制订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的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和广大党员群众对待党的任务的自觉态度。

　　“（十二）必须使党经常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的执行情况。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洞的诺言的危险，而空洞的诺言只能破坏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党的信任。”

　　斯大林说，“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斯大林的帮助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学习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包括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在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发展和壮大起来。

　　

　　斯大林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状况。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年轻的共产党的成员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是受过旧的训练的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有一部分人虽然原来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也没有受过足够的革命锻炼。党的领导干部中间，有不少人还没有完全和社会民主主义断绝关系。而共产党又面对着强大老练的敌人。一个是资产阶级，它拥有国家机关和各种宣传工具。一个是社会民主党，它在工人群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它们都竭力在共产党内部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成为能够引导群众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领袖，就必须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民主主义在党内的影响。

　　斯大林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内右倾错误的危害性。他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共产主义中的右倾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华革命路线而走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和倾向，就是使共产主义去迁就社会民主主义。“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又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总之，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就会使保存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条件增长起来”。

　　当时在德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路特·费舍－马斯洛夫集团，在法国党内出现了苏瓦林集团，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党内的反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国内执行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他们的活动也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德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同这些机会主义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路特·费舍、马斯洛夫、苏瓦林等人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而托洛茨基却说，共产国际开除他们是不正确的，要力争把他们重新接受入党。斯大林愤怒地斥责了蔑视共产国际决议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说：共产国际已经决定开除马斯洛夫等机会主义分子，而托洛茨基却企图撕毁共产国际的决议，把他们重新拉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中来，以便保留一个“后备武器”，随时攻击共产国际。“可见在托洛茨基看来，无论党或共产国际都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托洛茨基个人的意见。”

　　托洛茨基和他在别国的同伴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被清除后，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破坏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坚决揭露了托洛茨基分子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三○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里指出：“托洛茨基叛徒和右派叛徒在一切基本政策和策略问题上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无论其中任何一派都以社会民主党直接代理人的身份为极力瓦解共产党而从事完全一样的活动，这种活动竞发展到成立公开集团的地步（汉堡和中国）。”一九三一年，斯大林说：“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早已不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派别了。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斯大林反复向国际共产党人说明，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长期的严肃的斗争，把他们清除出去，绝不能姑息迁就。战胜机会主义是一件复杂的重大的事情，需要深入地进行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在原则性的斗争过程中从思想上和精神上粉碎右派集团，并把广大的党员群众吸引到这个斗争中来。”

　　当斯大林和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布哈林叫嚷说，清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瓦解”共产国际。斯大林指出，“当右倾分子正在散播社会民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见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基本原则，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候，继续容忍这种‘秩序’就是反对共产国际，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他说，同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进行坚决斗争，“就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

　　为了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强调各国共产党在发生路线分歧的时候，要进行原则性的相互批评，决不能附和任何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他说，“我觉得某些德国同志有时候喜欢要我们完全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而他们自己则时刻准备在一切问题上都附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我坚决反对这种相互附和。”他还尖锐地批评了这样一种错误看法，即如果苏联利益要求的话，西方各国共产党就应当采取右倾的政策。斯大林斥责这种说法是“荒谬绝伦的”。他说，“实行右倾政策是什么意思呢？无论如何这就是出卖工人阶级利益。我不能设想苏联的利益会要求我们兄弟党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哪怕是一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