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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战线经历了和经历着极其剧烈的阶级斗争。
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们的宣传，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方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新闻阵地领导权的严重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早在二十年前，毛主席就指出：办好报纸，“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在中国革命的长期阶级斗争中，毛主席提出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按照这条路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
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华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急风暴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是各地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之一，几乎无一例外。经过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了。他们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然而，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问资产阶级争夺报纸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因此，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新闻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社会主义革命大喊大叫，还是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像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民主革命基本结束，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
还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毛主席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这篇光辉著作中，就已经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因此，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必须为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反对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他胡说什么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要求报纸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就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发表半年之后，中国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抛出了大毒草《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公然同毛主席的办报思想相对抗。
在这篇讲话中，他提出一个“为读者服务”的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口号。他胡说道：“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的人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作好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十月二日）
“读者”是划分为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决没有相同的爱憎。中国赫鲁晓夫要为之“服务”的是哪个阶级的“读者”呢？翻一翻他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的几次“讲演”，就十分清楚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他立刻跑到天津去为资产阶级大声疾呼：“现在我们的报纸，在宣传上对自由资产阶级连第四位也没有，重点不是团结，而是打击，这也是不妥当的。”（《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一九四九午四月十八日）他大声疾呼：“在宣传上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地位”（《对天津工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五月，他在北京又愤愤不平地说：报纸上“每天都是工人们的好消息，但和资本家就不好，没有登他们的好消息。”（《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他卖力地替资本家“请命”：“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我们的报纸是有一点偏向的，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
八月，他又跑到东北操着资本家的腔调说：“资本家感觉到平时说对我们很好，但是报上就说我们坏，工人的好事登报，资本家的坏事登报。”（《在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卖力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拼命叫喊啊！这个资产阶级的头号代理人，他所谓的“读者”，不是别的，正是他的主子资产阶级！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了资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有了资本主义的地位，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地位。中国赫鲁晓夫为资本家在报纸上争“地位”，正是为了推翻无产阶级的领导，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果然，电台里播出了美化中国赫鲁晓夫的好朋友、天津大资本家宋裴卿的通讯《我的梦实现了！》报纸上登出了公开叫嚣发展农村资本主义的黑社论《为华北农民生活的富裕而奋斗)，登出了“勤劳发家，生产致富”’“要发家，种棉花”等鼓吹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口号。
资本家得意忘形了，地主富农眉开眼笑了：他们的代理人给他们送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好消息”！
中国赫鲁晓夫的“是非”、“好坏”，是很鲜明的。他看到我们的报纸“偏向”无产阶级，“偏向”社会主义，就大为不满；资本家皱了一下眉头，他就赶忙去承认“错误”，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真是一条资本家的忠实走狗！而那些走狗的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之流，还居然提出“我们党的报刊应适应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的需要”，并且下令各级党报“都不必公开宣传是中共机关报，也不必说是政府机关报，只称某地某报即可。”（旧中宣部《关于今后各级党报名义不要公开宣传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为了讨资本家的喜欢，为了顺顺利利地把党的新闻事业变成实行资本主义的工具，他们干得是何等的彻底，连共产党的牌子都不要了。真是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毛主席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中国赫鲁晓夫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要使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开倒车，把它变成阻挡社会主义潮流、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工具。但是，“想栗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毛泽东：《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冲破走资派的重重阻拦而迅猛前进了。
中国赫鲁晓夫的自由化方针和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趁着苏共“二十大”以后现代修正主义大出笼、大泛滥的机会，妄图从政治上反攻倒算，重新夺回他们已失去的阵地。这时候，中国赫鲁晓夫以为“变天”的气候已到，在五、六月间的短短二十几天内，连续三次召集新闻界一小撮走资派，下达黑指示，制定黑纲领，以便控制新闻工具，为他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
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又臭又长，谬论百出，驳不胜驳。总其一点，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赤裸裸地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全国右派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里，只把其中的主要三条拿来示众：
一曰：“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为什么呢？他气急败坏地嚷道：“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新华社应该“民办”，“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官办”者，即无产阶级专政。中国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使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受到“束缚”，要求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自由”。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接见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新闻事业必定要受一定阶级的领导或曰“束缚”，所谓不受“束缚”的新闻事业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受无产阶级的束缚，就受资产阶级的束缚，二者必居其一，当今世界上哪里有什么超阶级的报纸呢？
资产阶级早就标榜他们的报纸是“民间”的，是“从党派中摆脱出来”，“不受党派关系的约束”（约斯特：《新闻学原理》）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些挂着“民”字招牌的报纸，仍旧只能充当某一党派、某一财团的工具。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什么“民办”，什么“当老百姓”，也统统不过是幌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自由”，夺“权利”，要求解除“束缚”的一种手段。可见，所谓“民办”，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领导，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办。
二曰：“外国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末，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看，中国赫鲁晓夫这个十足的洋奴，对“外国”资产阶级记者佩服得五体投地，竟然要无产阶级报纸全盘照搬“他们的口号”。
新闻是有阶级性、党派性的；超阶级的“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资产阶级报纸为了欺骗人民，维持本阶级的罪恶统治，一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客观事实任意歪曲，对革命人民横加诬蔑，哪有什么“客观“真实”“公正”可言！那些“客观”“真实”“公正”之类动听的言词，不过是用来掩盖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几片肮脏的遮羞布！
无产阶级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新闻就是要反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要求，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记者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不但能够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且敢于在新闻报道中揭示这种本质和规律。只有鲜明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正砚地反映客现实际。中国赫鲁晓夫妄图以资产阶级的“客观“‘真实“公正”的口号取代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胡说什么：“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好的要讲，不好的也要讲”，“要把(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不仅对帝国主义讲真话，而且对共产党的错误也讲真话”（《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这一番貌似“不偏不倚”的说教，恰恰是符合一小撮反动派的利益，只能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欢迎。嘴上说不要立场，实际上自己的屁股却同无产阶级的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所谓“客观”公正”云云，原来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三曰：报纸上“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这个地方就是‘百家争鸣’。”（《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应当指出，在人民内部，我们是允许不同的意见在报纸上进行自由讨论的，“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愿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按语，一九五五年）但是，对于一切反动派，则必须实行舆论一律，不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不给他们一点自由。列宁说得好：“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火星报〉编辑部声明》，一九○○年九月）。无产阶级的报纸，必须旗帜鲜明地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阶级、反动流派、反动思潮作斗争，不进行这种斗争，无产阶级报纸就会丧失自己革命的灵魂。
中国赫鲁晓夫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抹杀“百家争鸣”的革命方针的阶级内容，妄图用什么“几种不同的意见”取而代之。正加毛主席一再指出的，所谓“百家”，实为两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一家。一张报纸的政治倾向，归根到底，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见，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见，不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宣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甚至扬言：新华社“以开放为好”，“我主张开放”（《对新华社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报纸可以自由主义一些”（《对新华社工作的第二次指示》，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很清楚，他所鼓吹的“应该有几种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使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开放”出来，自由泛滥，不许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发言权。
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所制定的一整套向资产阶级“开放”的、自由化的修正主义办报方针。对予这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妖风，毛主席屡次给予迎头痛击。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毛主席对党内这种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作了一次集中的揭露和批判。毛主席指出：“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
正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成了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篡夺无产阶级新闻阵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总行动纲领，成了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动员令。
中国赫鲁晓夫三次讲话不久，经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邓拓、吴冷西、梅益之流的具体策划，报纸、广播、通讯社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改版”或“改革”。他们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舆论工具，改成“公共的武器”、“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改版社论《致读者》），以便“让不同见解的人”都能“发表不同的意见”（梅益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在第四次全国广播会议上的发言）。新闻界的右派分子，也一个个如同疯狗一般地狂吠。他们咒骂党报是“官报”，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处”；他们要“增办非党报纸”，说什么“应该把同人报纸变成报纸的民主党派”，甚至叫嚷“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可以小骂大帮忙”（以上均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新闻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与资产阶级右派结成了同盟军，他们篡夺某些报纸的领导权，利用新闻阵地向社会主义举行猖狂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那位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徐铸成把持的旧《文汇报》。这家很合乎中国赫鲁晓夫口味的，自称是“文人论政”、“论政而不参政”的“超然”的“民办”的报纸，一九五七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它挂起中国赫色晓夫那个“客观”“公正”的招牌，大量报道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反动言论，大量采用反动编排，呼风唤雨，推涛作浪，妄图造成天下大乱，以便整垮共产党，由资产阶级右派取而代之。无数事实说明，一九五七年新闻界乌云乱翻，其源盖出于一九五六年中国赫鲁晓夫的三次讲话。
毛主席从一开始就看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一九五七年初，毛主席在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提出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伟大革命方针。毛主席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坚定地指出；“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他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可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邓拓，竟然在党报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拒不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但却听任某些被资产阶级右派把持的非党报纸作歪曲宣传，以保护毒草不在报上暴露，干扰和破坏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伟大斗争。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评，指出：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宣传工作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派，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一九五七年四月对《人民日报》的批评）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终究是徒劳的。这年七月一日，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重要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毛主席在这篇光辉文献及一系列有关的指示中，高度概括了一九五七年我国政治思想战线(特别是新闻界)两个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尖锐而深刻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一整套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针，横扫了新闻界的妖氛迷雾。那些嚣张一时的右派鬼蜮，在毛泽东思想强大的革命威力下遭到了覆灭。 一个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的反革命策略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会议上，中国赫鲁晓夫卵翼下的彭德怀反党集团，跳出来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高飘扬，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了官。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再一次肯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并尖锐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
时刻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中国赫鲁晓夫，又一次把黑手伸向新闻界。在这个时期，中国赫鲁晓夫豢养起来的一小撮走资派，已经控制了许多新闻单位。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国赫鲁晓夫就对他在新闻界的代理人说：“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着目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
《对人民日报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一年）
一面要“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一面要“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这是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的形势下所采取的更阴险、更狡猾的新策略。这个策略，用他的走狗们的话来说，叫做“打迂回战”，就是“不强调直接配合”，而是用“所言者小，所见者大”的手法，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题“含蓄”在“宛转”的笔调之中，间接“配合”（以上引语见一九六二年《人民日报编委会讨论〈长短录〉专栏的意见》）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
这是一个极其毒辣的反革命策略！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代理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搞游记、搞知识，这是政治的需要”！那个臭名昭著的大叛徒邓拓，甚至在北京市四家报刊举行的“神仙会”上，欣喜若狂地叫嚣：要凭着这个策略“努力打开一条新路”（邓拓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他们打开的是一条什么“新路”呢？吴冷西亲自动手，在党报上开辟了以所谓“匡正时弊”为宗旨的《长短录》专栏；继《燕山夜话》出笼之后，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经营的“三家村”黑店也开张营业；广播电台开设了《历史故事》、《阅读与欣赏》等专题节目；许多地方报纸相继出现了《滇云漫谭》、《历下漫活》之类的“知识性”专栏，如此等等。
正是沿着这条“新路”，那些叛徒、特务、“三教九流”、牛鬼蛇神、封建阶级的遗老遗少、资产阶级的“学者”“权威”，先是探头探脑、继而大摇大摆地踏进新闻界，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打手。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为了共同的“政治上的需要”，使尽了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其反革命勾当。
什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请看：他们抬出海瑞、于谦、李三才之类的封建僵尸，露骨地为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一伙鸣冤叫屈，撑腰打气，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他们利用各种“故事”、“寓言”、“比喻”，不择手段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他们在所谓“领略古今有用的知识”这个幌子的掩护下，拼命地推销腐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人们的灵魂，瓦解人们的斗志，全面地推行“和平演变”，这与实际“保持距离”吗？事实上，当时正是反革命大毒草在“实际”中疯狂出笼的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们的所作所为，与“实际”的联系紧得很。曾经卖力推行“保持距离”论的梅益，一语道破了这个“理论”的实质。他说：“看来好象与实际脱节，其实这是最好的联系实际的做法。不联系也是联系，联系了大的实际。”（梅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的讲话）这个所谓“大的实际”，不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实际”么！
什么“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不对。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他们躲在“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背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使用的是“软刀子割头”的办法，他们是一伙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平地一声春雷。正在这群吃人魔鬼张牙舞爪的时候，伟大统帅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给中国赫鲁晓夫利用舆论阵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以粉碎性打击。
中国赫鲁晓夫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
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倡导下，全国出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林彪同志多次指示报纸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办报。”（《关于办好报纸的指示》，一九六○年十二月）正是这个时候，一九六四年，中国赫鲁晓夫按捺不住他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仇恨，跳出来大骂报纸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太多了”，胡说什么“太多了，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一九六四年的一次讲话。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胡绩伟传达）主子一呼，奴才百应。中同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代理人，立即挥舞起“形式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三根大棒，竭力阻挠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阻挠报道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嚷：“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能立竿见影的”（吴冷西一九六四年对《人民日报》记者部和理论部的谈话），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起哄”。他们公然下令“学习解放军，学习毛选，有一个时期宣传很多，现在不必那样集中突出了”（吴冷西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的一次讲话），“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提‘高潮’”（吴冷西一九六六年在北京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这一伙窃取我国新闻界领导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稿件中一出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等字眼，他们就提笔涂掉。对于报道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稿件，他们不是无端扣压，就是采用反动的编排手法加以贬低。
人们不禁要问：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代理人，一看到报纸上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就心惊肉跳，一看到发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典范就拼命攻击，这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们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像章，就惶惶然调来大批武装军警，进行搜捕和殴打，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强调指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
因此，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宣传还是不宣传或反宣传，这是区别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的分水岭，也是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试金石。
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这是无产阶级报纸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好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就能帮助广大群众摆脱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和束缚，抵制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
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捍卫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重演，有着极大的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在一切宣传中突出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就能正确地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组织和鼓舞亿万革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无产阶级报纸的灵魂。宣传好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报纸才能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长期斗争中，充分发挥“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同志的信》，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宣传好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办好报纸的最高标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新闻界代理人，疯狂破坏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妄图阻挡毛泽东思想的大传播、大普及，完全是枉费心机。广大革命人民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伟大潮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破产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如千钧霹雳，猛烈地炸开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新闻界的反革命独立王国，震撼了中国的大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狐群狗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之流顿时乱了阵脚。为了挽救最后灭亡的命运，他们慌慌张张炮制了一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革命、包庇坏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他们施出一连串的阴谋诡计，继续控制报刊，妄图扑灭革命烈火，转移目标，掩护退却。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划时代的文献——五月十六日《通知》，给中国赫鲁晓夫们以毁灭性打击。毛主席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一只，上海《文汇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奋起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领导权，首先从新闻界掀起了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毛主席对《文汇报》的夺权给予极高的评价，他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新闻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展开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国赫鲁晓夫在新闻界的统治势力，全面崩溃了。那些什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之类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一个一个被封了，被冲了，被革命派夺了权。好得很！好得很！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新闻战线十八年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报纸、广播、通讯社的根本任务。无产阶级报纸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职责。要努力把报纸办成一个学习、传播和普及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新闻报道的一切方面，最迅速最准确地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使毛泽东思想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成为自觉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对于歪曲、篡改或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一切言行，特别对于那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鄙做法，无论是来自右的方面，或是来自极“左”方面，都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彻底批判。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这是所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同的卑鄙手段，我们的报纸，必须坚决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报纸就能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各个时期十分鲜明地为广大革命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
宣传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同一切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当前，我们要继续展开对国际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揭露、大批判。要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批判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一切反无产阶级的反动论点。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泽东思想就是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摘自《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毛主席对于报纸工作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要把报纸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资产阶级也力图夺取报纸的领导权，使之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十八年来我国新闻战线上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之后，这个斗争并没有结束，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然会以种种卑劣手段，阴谋同无产阶级争夺新闻事业的领导权。因此，认真地治理阶级队伍，消除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文人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当前新闻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新闻队伍，才能在组织上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各级新闻单位，都要建立一个革命化的、朝气蓬勃的、战斗的领导班子，要大胆提拔一批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以保证我国新闻事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要注意人是会变化的，必须经常清洗那些腐化分子，不让他们掌握报纸、新闻的工具。
第三，必须深入地持久地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全面地肃清其毒害，把新闻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当前，除了从历史上全面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外，要特别注意批判那种把新闻工具当作只为某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别服务的极端错误的作法。各地报纸、电台等等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挽救他们的失败，不择手段地造谣诬蔑，制造“小道消息”，散布种种流言蛮语，妄图以假乱真，把水搅挥，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这种反革命活动，我们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击。广大的革命群众，要善于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辨别真伪，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我们队伍中也还有一些同志，从小山头的私利出发，或者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和图片，以制造某种舆论；或者不顾大局，不顾无产阶级的利益，肆意发表各种资料、文件，严重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流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恶劣表现，必须坚决加以纠正。毛主席告诫我们：“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说话，写文章都力求合乎敌人、帝国主义的口味，这是欺骗群众，其结果是敌人舒服，而自己的阶级被蒙蔽了。”
奉劝那些中了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毒而至今尚不觉悟的人们，好好读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
毛主席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主席历来对新闻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是我们无产阶级办报纸、办广播、办通讯社、办一切新闻事业的唯一正确的指针，也是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强大武器。我们要在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新闻路线，树立无产阶级严肃的科学的战斗的作风。
第四，新闻机关要走精兵简政的道路，要坚决贯彻群众路线，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革命化问题。（一九六四年一月的一次谈话）“报社的人应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不要长住北京。下去的人，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一九五八年一月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
毛主席又说：“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一切新闻机关，都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勇敢地从各种旧框框、旧习惯的圈子里跳出来，面向群众，实行精兵简政。
办报纸、刊物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必须精兵简政，必须加强新闻工作者同群众的联系，必须来一个大革命，彻底改变那种轻视工农、关门办报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群众办报路线。精兵简政是当前办好无产阶级报纸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组织保证。应当吸收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到报社中来，大量培养不脱离生产的工农通讯员，打破知识分子成堆的状况。
做新闻工作的人，一定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定要同劳动人民结合，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允分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善于及时反映革命群众中的先进的典型事物，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前进的呼声，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路线。不解决这个问题，是办不好无产阶级报纸的，是很容易丧失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尚须进一步解决。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把新闻战线上的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旗》一九六八年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