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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告 (九月八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2]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3]上就是这样。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4]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5]，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6]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7]少打了一个仗。三、刘邓[8]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9]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10]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11]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12]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13]?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4]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15]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6]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7]在内。列昂节夫[18]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9]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20]，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1]，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22]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3]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九月十三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24]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25]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6]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27]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28]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29]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30]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1]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要批评[32]。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如果李宗仁[33]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34]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35]都写了。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一九四六年四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文件。 [2]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日丹诺夫（一八九六——一九四八），一九四四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3]一九四八年六月美、英、法三国在他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西占区）和西柏林单独实行币制改革，断绝了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随后，苏联宣布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并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美、英、法三国又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禁止西方国家进口东欧国家的出口物品。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机，美、英、法同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 [4]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5]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6]当时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 [7]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这以前，曾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行当时计划的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8]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9]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10]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1]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2]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 [13]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4]冯玉祥，一九四八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见本卷第117页注[4]。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5]“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16]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三年用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又把国会解散，另行组织御用工具“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恢复帝制。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十月，他贿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 [17]《帝国主义论》，即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8]列昂节夫（一九○一——一九七四），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于一九三五年。 [19]一九四六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九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称为“九个照顾”。 [20]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1]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页）。 [22]七次大会，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3]指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24]指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25]指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战绩，着重讨论了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 [26]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签署了公报和议定书，并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会议公报表示，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三国决心“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27]指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28]邓颖超（一九○四——一九九二），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 [29]弼时，即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30]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31]指《人民日报》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 [32]指《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书中编入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指出：“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33]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34]指刘少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5]指新华社为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这篇社论曾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修改部分见本卷第48－4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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