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关锋、林聿时二同志《再论孔子》的商榷

    【作者】晁松亭

    【期号】196202

    【总期号】81

    【页码】61

    【正文】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提供山东省历史学会主办第二次孔子讨论会的论文。文中所提论点和论据,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发表出来,供讨论。

    关锋、林聿时二同志在《再论孔子》(《新建设》1961年11月号)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研究哲学的方法,认为:要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出哲学体系和哲学命题是他们的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揭示出他们的时代内容、阶级内容,从而把握住他们的本来意义。可是,我感到关、林二同志研究孔子时却未能严格遵守这个方法。因而对孔子和孔子的仁学问题研究所得的结论是难令人信服的。现在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向二位同志请教。

    我个人认为《再论孔子》这篇文章根本的关键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孔子是站在奴隶主贵族立场上,拥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反对新兴地主阶级;一是关于孔子中心思想仁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从关林二同志文章上看,基本是一个问题,正是由于孔子的立场是代表奴隶主贵族的,所以他的仁学也是奴隶主贵族的仁学,不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仁学。三是孔子仁学在于恢复周礼。关林二同志虽然用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孔子仁学的实质。但对于材料、观点、方法解释方面存有很大的距离。以下就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作者以鲁国为例,关于立场问题指出“在孔子活动的年代里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历史事实是:在形式上还处于政权高峰的鲁公室代表保守的奴隶主阶级,实际上掌握政权的季氏代表地主阶级,以阳虎等人为代表的大夫家臣这一社会势力,是代表下层或接近劳动人民的;当时的阶级斗争就在这样三种社会之间进行着,并构成了三角斗争的形势,……鲁公室代表奴隶主,季氏代表地主阶级。”我个人可同意这种分析。但不同意作者谓孔子是主张张公室站在鲁公室那一面,来反对进步势力,反对季氏。因此孔子不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

    请就下列几个问题和关林二同志商榷。

    一、从孔子与季氏的历史关系方面考察。

    由《史记·孔子世家》看,“孔子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不难看出,孔子所以以贫贱出身而能为鲁司空者,完全由于季氏提拔。没有季氏的提拔,孔子是不能作官的。由此可以证明季氏对孔子是十分重视的,若是孔子主张张公室反对季氏,季氏为何会这样重视他呢?这是很难理解的。我们知道:孔子四十二岁回鲁。这时昭公已卒于外,定公立。季桓子继平子执政,“孔子五十岁为中都宰,升为司空,由司空升为大司寇。”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大司寇,如不得季氏支持是不可能的。因为季氏驱逐出昭公以后,鲁国政权完全掌握在季氏手中,已经有七年之久,范献子说“鲁君守齐,三年而无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与之,有十年之备,有齐楚之援,有天之赞,有民之助,有坚守之心,有列国之权。”(《左传》昭公二十七年)孔子若有张公室反季氏的丝毫表现,或昭公出亡时孔子有拥护昭公之活动,试想季桓子会让他回来作鲁国司寇吗?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且因为季桓子受了齐人的女乐,三日不朝,孔子看桓子很难帮助有所作为,所以才辞去官职不干,这也不是为的鲁公,乃是为的桓子,因政权不在鲁公。当孔子走时师己去送孔子,桓子问师己,孔子亦何言,师己告以所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桓子说,“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去鲁,正是对桓子的谏诤,而桓子亦自引以为己过,不是很可以看出孔子与季氏的深厚关系吗?

    孔子六十岁时,“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夫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史记·孔子世家》)如果孔子是站在鲁公室那一方面,季桓子方恨之不暇,何能想及孔子的功劳,又何能嘱其子召孔子。康子果然用了冉求召仲尼归鲁尊为国老而问政事。树敌之事,何人肯干。于此很足证明孔子与季氏之关系,始终不坏,更可以证明孔子决不是反对季氏,拥护鲁公室的人。

    二、从孔子堕三都方面看

    当时鲁国形势很清楚,三家的陪臣势力已强大,尾大不掉,威胁了三家,尤其季氏险些儿没被阳虎把他们毁灭。这时季氏当然要想法拔去眼中钉。孔子在外交内政上都显出了能力,有些威望,故季氏支持孔子摄行相事。帮助他消灭肘腋之祸。堕三都乃是孔子帮助季氏作一次大工作,正是拥护季氏的积极行动的表现,作者乃谓鲁公室和站在鲁国公室一边的孔子,却想削弱三桓的势力,而把实权夺回来,双方是互相利用。对于“行乎季孙,三月不违,”的史料认为是由于利用的缘故,不是季氏信任孔子,孔子亦不依靠季氏为援的。实在若孔子不依靠季氏,一天官也作不了。孔子并不是被利用,乃是孔子执行季氏政策的行为。正是站在季氏方面的表现。因为堕了三都,不但拔去季氏的眼中钉,而且政权更集于季氏的手中,且看公@⑴处父对孟孙说:“无成是无孟氏也。”可见季氏强,孟氏就弱了。于公室有何益处呢?

    三、从对季氏实行田赋制方面看。

    据《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冬,“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⑴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妨焉。”

    由此可知田赋是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而且据左传注说是重了一倍,这不是小事。孔子反对的理由,是反对季氏厚@⑴于民,不是反对季氏推行新政。作丘赋时,孔子并未反对。如新制减轻剥削,孔子一定赞成。难道孔子反对加重对人民剥削也是反动的吗?保守的吗?我看这是孔子很进步的表现。这与当时陈氏大量出小量入,和郑之罕氏饥而贷民,宋之乐氏饥而贷民,同是争取人民的支持,夺取政权的办法,难道教季孙争取人民,加强他的势力,是反对季氏吗?季氏之所以得民心正由于“世修其勤”。如“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史记·鲁世家》)孔子正是教季康子也学文子之俭,不要贪冒无厌,以失民心。这不正是给季氏献策尽忠于季氏的具体表现吗?作者说孔子反对田赋却不是从劳动人民利益出发,而是因为季氏破坏了周礼,因为这样季氏就更加强大更富了。这样推论似乎是不很合乎实际的。果如所言,何以解释,“施取其厚,事举其中,@⑴从其薄。如是则丘亦足”呢!可见孔子这番话的目的不在破坏周礼,而在取于民太厚,失去民心,于季氏不利。至于最后提到“则周公之典在”,乃是附带说的,重点不在此。即以主张行周公之典在这一点上看,也是对的。因为周初生产力低,统治者胃口不大,剥削比较轻,到了春秋后期生产力提高了,经济发展了,统治者胃口大了。剥削自然比旧法重。孔子叫他行周公之典,正是叫他少刮取于民的意思,不能以此简单地认为孔子的主张就是恢复周礼。申不害,不也是旧法有利,用旧法,新法有利,用新法吗?孔子不是论新旧法,乃是论孰利于民。何得据此肯定孔子是要完全恢复周礼呢?

    四、从反面看孔子对季氏的态度

    鲁昭公被季氏逐出,在外流亡多年,乞求齐晋援助恢复,结果死于外边。在鲁公室说是一件大事,对当时诸侯说,也是一件重大事变,各国有许多人对此事提出批评的意见。孔子平素虽注意批评人物和事变,如对子产,臧文仲,楚灵王,晋国铸刑鼎等都有批评,但对季氏逐出昭公这件事,却不见到他的言论,他在国外也未替昭公作复国活动,漠不关心。难道能说孔子是拥护鲁公室吗?

    至于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子欲往的问题,也不可能证明孔子是要张公室的。孔子在政治上是有远大理想的,就是要作统一的事业,看他对此事的企图说:“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史记·孔子世家》)。这不是他想凭借一个地盘要作文武王天下的事业吗?要王天下,当然有新的政治措施,那就不是单独反对谁不反对谁,拥护谁不拥护谁的问题了。

    在《论语》中只有两章有反对季氏的言论。即反对“八佾舞于廷”,反对“季氏旅于泰山”。然而这也要从两方面考虑。或者是受传统的礼法的限制,认为太@⑵分,或者认为是这样作对于人民影响不好,因为传统的观念在当时还占有相当势力,不利于季氏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季氏,也不是要张公室。他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顺着历史潮流前进的。

    关于仁学的问题。

    关林二同志认为孔子是站在奴隶主立场上,所以也认为孔子的仁学是拥护奴隶贵族的仁学,以恢复周礼为仁学的目的。因此,关林二同志从《国语》和《左传》中找出时人论仁各条适合作者论据的,认为是孔子仁学的来源,与孔子仁学直接相联系。不适合者认为是相对立的或反对的。作者把所引论仁各条概括为三条。

    一是奴隶主统治者的仁的观念,强调的是“礼让”,“爱亲之谓仁”,“尊君”,“仁不怨君”,“仁人不党”,“爱人而不谋长,不仁”等等。

    二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仁的观念,则强调功利,“杀无道而立有道,仁也。”这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瓜分公室,夺取政权作辩护的。

    三是劳动人民关于仁的观念,则是“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就等于说剥削阶级都是不仁的。

    作者依据上述的归类,肯定孔子是属于第一类,与第二三类根本对立。从而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正是奴隶主关于仁的观念的抽象概括。

    关林二同志这样论断,我个人看很难令人信服,是不符合于孔子仁学本来面目的。

    从《论语》中五十八章论仁的观念看,强调的不是“礼让”,不是“仁不怨君”,不是“爱人而不谋长,不仁”。孔子不是说“当仁不让于师”吗?不是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吗?怎能说以礼让为仁呢?管仲不死子纠之难,不为不仁,怎能说仁是以尊君为惟一内容呢?仁者爱人,亲也是人,爱人必然爱亲,但孔子并不说仁人只限于爱亲,不爱亲固然不算是仁人,但只爱亲不爱人,也不算是仁人。故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孔子并未把仁专限于爱亲啊。

    作者把xì@⑶至所谓“仁人不党”与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放在同一范畴来解释。我们认为这是曲解了“己欲立,而立人”的原来意义。一则xì@⑶至所谓仁人不党是对xì@⑶qí@⑷所说,“君不道于我,我欲以吾宗与吾党夹而攻之”而发的,是有具体事实的。孔子所说立人达人是泛指的人,不是异党。己是个人自己,不是己党,请看下文紧接着说“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己”。明明说做仁的方法就在于推己及人。这与党不党毫无共同之处,怎能解释己是同党,人是异党呢?再则与“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联系不上。“君子周而不比”注云:《鲁语》周,忠信也,《齐语》谓之下比。比,阿党也。《吕氏春秋·达郁》注:“阿,曲媚也。”疏云:“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孔子说“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子路》)这就是小人尚曲媚的意思,与党不党无关系。至君子群而不党,照孔子的本来意思,党是指那些没有远大政治目标不明辨是非的人,只是自私自利。群是有远大政治目标能明辨是非的人,也就是“君子同而不和,小人和而不同”的意思。晏子解释同与和的区别说:“君所谓可而有否与,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与,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史伯论同与和之区别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周语》)从当时言论看,“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与“君子群而不党”与孔子仁学没有直接关系。更不能说“仁人不党”与孔子仁学有直接联系。

    丽姬所说“仁不怨君”,与孔子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有什么联系呢?这一段全文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意思是说仁人对人如见大宾承大祭时那样严肃尊敬的态度,对人要做到推己及人的恕道。能做到这样地步,“在邦”“在家”都不致招来别人的怨恨。也就是所谓“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的意思。也是说不致招人怨恨,受人排挤。上几句是说做仁的功夫,在邦在家两句是说做仁所收到的效果,这在文法上,逻辑上只能作这样解,不能作不怨君解。

    关林二位同志又说:孔子的仁学和史墨所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侯,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三后之姓,于今为庶。……而孔子的仁学却是和这种流行观念根本对立。”其证据是:“和孔子在行动上拥护鲁君反对季氏完全一致。”这样论证是不足服人的。因为拥护鲁君反对季氏是作者主观的看法,这看法尚未取得客观的承认,等于以自己之说证明自己的论据,是没有客观作证的条件的。要想证明孔子与史墨的观念相对立,只能找出孔子反对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观念才能有说服力量,但作者从孔子言论中不能拿出这样证据。我们已经找出证据证明孔子不拥护鲁君,不反对季氏。作者这条证据显见是有漏洞的。

    然明说的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的观念也与孔子仁学不相反对,甚至正相吻合的。孔子不说“节用而爱人”吗?不说“恶不仁者”吗?“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为政而能做到为一般民众先之劳之以至于无倦,其爱民不如子能如是乎?

    又说孔子仁学排斥功利,那是不合孔子仁学实际内容的。孔子仁学不但不排斥功利,而且以功利为其主要内容。孔子说管仲不知礼,却称管仲为仁人。其理由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注意,他说民到于今受其赐,不是说统治阶级受其赐,可证明爱人是包括爱民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这不但说管仲之功在人民,而且及于民族,保障了民族的利益的。子路怀疑管仲不死子纠之难为未仁。孔子说: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如其仁,如其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死子纠之难,那是无价值的,那是匹夫匹妇的行为。管仲之价值正在他不为人君一人而死,乃为社会作出一番大事业来,才配称为仁人。这不是以功利为判断仁不仁的标准吗?其重视功利为何如哉?怎能说孔子的仁学是排斥功利的呢?

    孔子于子产不毁乡校也是以功利为标准而肯定子产为仁人的:说孔子仁学排斥功利,未免抹杀事实吧!

    阳虎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观念也不与孔子的仁学根本对立而且还是很相同的。从《论语》中看,孔子正是主张为仁不富,反对剥削的(当然不是绝对反对剥削,阳虎的观点也不包含绝对反对剥削。)季氏富于周公,求也为之聚@⑴而附益之(《子罕》)孔子对冉求大加申斥。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而且孔子反对求富之说甚多。例如:

    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

    子曰贤哉回也,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子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里仁》)而且孔子之道,即仁者人也之道,即仁爱人之道,成人之道,天下为公之道。道是终极目的。富贵不是他的要求,非仁道的富贵正是他所反对的。他鄙视齐景公有@⑸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所以他说富贵与我如浮云,难道他是主张为富不仁吗?孔子称颜回三月不违仁,正由于在陋巷不改其乐,正合于孔子所说的颠沛必于是,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作风的。难道孔子是以富为仁吗?

    孔子时代的内容:奴隶主制度趋于瓦解,阶级关系起了巨大变化,有不少氏族贵族下降为平民,周天子的卿士亦有下降为筚门闺窦者,晋之氏族贵族亦有降为皂隶者,新兴地主和商人有的上升起来参加了政权,而一般人民成为社会上主要力量,阶级统治形式亦大加改变。齐国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作内政寄军令。晋文公作“被庐”之法,楚作“仆区”之法。鲁国四分公室以后,亦改为税亩和征赋之制。这种统治形式的改变,都是由于统治阶级对人民阶级力量的强大而作的。由此,统治阶级认识到人民阶级这一严重力量,无论对外对内部斗争,都以人民向背为胜败的决定因素,所以都以争取人民为其重要策略。这在《左传》上例证是很多的,不必一一列举了。

    从《左传》上所记载的事实看来,统治政治形式的改变主要是适用于人民势力的抬头。人民向背对于各阶级的斗争起主要作用。愈是进步的人士对于人民力量势力的认识愈清楚。孔子仁学就是反映了时代精神特点而提出的。所以想单从当时个别人的论仁说找孔子仁学的来源,那是不全面的。同时只从合于主观意图的观点来找各别例证更是难得符合孔子仁学的真正来源。

    人和民的区别问题。

    作者说《论语》中在使用人、民这两个名词上,是有严格区别的。我个人在《对于孔子学说的一些看法》一短文内曾作较详细的论证(见河北日报1961年九月一日),兹不重复。仅将要点和论证方法,提出讨论。由于奴隶制瓦解,阶级发生巨大变化,人民成为当时社会重要势力,在《左传》上所记载的人民地位提高那是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在过去人与民有严重区别的概念,由于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的解放(承认奴隶瓦解,必须承认有多少奴隶得解放这一事实),人民地位的提高,所以人民的概念当然相应起了变化。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毛主席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们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遵照这个指导思想,按照不同时期与历史发展变化,才能正确的认识在某一阶段人民的概念。在上文所举出的事例中,人民名词在用法上是没有严格区别,或全无区别的。在《论语》中也可以找出人与民的用法是没有区别的。如“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照作者看法,民是奴隶,孔子为什么要求他们有士君子之德呢?“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卫灵公》)。仁也是君子才有的德性,为什么说民与仁的关系同水火的关系一样需要呢?至于“有教无类”,我们已从《论语》事实中证明民也在孔子所教之中,所以我说爱人即包括着民,不同意作者的论断。

    我以为孔子的仁学,是顺应着奴隶解放潮流而提出的创见,他吸取了春秋时期关于进步方面仁的概念成分而更有系统的学说。认识到春秋时期进步人士所论证的人民在当时社会所起的伟大势力。因而在他的仁学中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时期对人的重视。爱人是孔子仁学的中心内容,而人是包括着民的。仁爱不是专对统治阶级而言的。而且人民也可以作仁爱的仁道,作仁下手处不难,“我欲仁斯仁至矣。”其方法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观念而处处都遵守人对人应该尊重的道理。但要达到最高的仁的程度,就不很容易,因为仁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所以是“仁以为己任”是“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己”的(《泰伯》)。还得作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卫灵公》);还得作到“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无终日之间违仁”的(《里仁》)。所以从最高的理想说:又极难作到的。有最容易下手处,是人人必须作,又可以作的。有高远的理想,使人不至自限自满的,作工夫次第很分明的,所以说,孔子仁学是有系统的创见。但他受了传统的礼的限制,时代的限制,有一定的保守思想。然这对奴隶解放确起了促进作用。

    关于孔子复礼的问题。

    我们不同意“克己复礼,就是说他的仁学要达到恢复周礼的目的”、“孔子思想体系,礼占有主导的地位”这一论断。我个人认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思想,是孔子的巨大创造,孔子学说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仁学。关林二同志也承认孔子是中国古代的第一杰出的教育家,孔子之所以成为古代的第一杰出的教育家,之所以有辉煌的成就,基本上是以仁学为其指导思想。他之所以“有教无类”,所以在传播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所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因为他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爱人精神。孔子自己谦虚着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而已”。公西华说:“正唯弟子不能学也”(《述而》)后来孟子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说:“教不倦,仁也,学不厌,智也”。可知诲人不倦就是仁学的具体表现。既承认孔子创造了学下庶人,破坏了学在官府的旧制度,而且开展了有教无类,传播文化的风气,难道他的指导教育思想的仁学,反是以恢复周礼为目的吗?要恢复周礼,就不能破坏学在官府的旧制度。就不能礼下庶人。人民受了教育,有了知识,思想开展了,眼睛也亮了,有了本领,为了争取生存利益,就必然要求参加政权,世袭的氏族制度就不能维持。

    关林二同志谓有人说:“孔子只是表面上要恢复周礼,实际上却对周礼作了基本的修正。认为这种说法是没什么根据。持这种说法的人,只举出一条根据:就是孔子把周礼下于庶人云云”其实不只一条根据,乃是许多条根据。

    一、孔子创造了私学制度,打破了官学制度。

    二、孔子主张举贤才,打破了氏族亲亲的世袭制度。

    三、孔子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不是想夺取政权建立新王朝吗?

    四、孔子不是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吗?孔子是要改正朔,易服色的。

    五、孔子不是创造了儒者的儒服吗?

    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这不是主张从俗礼吗?

    七、也有人主张三年之丧是孔子的创制,虽然不是杰作,虽然证据不足,但也不是毫无根据。

    《礼运》上说:“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运》也是孔子后学所说,自然也传达了孔子的思想。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也可以作为间接证据。)

    可证孔子是有创造新礼的思想的。孔子不是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孔子并不是认为周礼是一成不可变的。因时间和条件不同是要改变的。周礼有两条大事,那就是“惟祀与戎”。可是孔子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运之。”(《雍也》)孔子不是把周礼所重视大典看为不足轻重吗?孔子果以恢复周礼为其主要任务,以上的事实就说不通。

    在《论语》中,孔子说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于其易也,宁戚。”(《八佾》)这不是主张改变礼之内容吗?最显著的是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不是说礼要以仁为内容,如无仁的内容,礼也就不成其为礼了。那么,礼也不过是实现仁道的一种工具而已。工具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新的更利的器,那旧的落后的器就被放弃了。

    中国历史上关于礼的问题,是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的去解决。但有个原则,就是礼是势会所使然的。礼是传统的。

    关于势会使然的理由。郭沫若先生说的好。他说:大概礼之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礼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愈往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他呼唤得起来,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把他叱咤得回去的。……田制、器制、军制、官制、一切都在随着时代改变,没有理由能说总合这一切的礼制全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在春秋末年强调礼制,可以从两点来批判他,一层在礼的形式中吹进了一番新的精神,二层是把不下庶人的东西下到庶人来了。”《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说孔子对礼作了基本修正,是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说的。在形式方面不只是下于庶人,上文已举出许多事实可资说明。精神方面就是要以仁作内容,爱人敬人,把过去人对人的关系作了根本修正。

    关于传统方面:恩格斯说:“宗教一经发生后,总是保存有一些由前代遗留下来的观念,因为传统在一切思想体系领域内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传统观念中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此种变化的那些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来决定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孔子在这方面受了很大限制,显示出了他的保守思想。恩格斯虽说的是宗教传统思想,却是一个典型的普遍真理。我们遵照着这个原理来分析孔子思想中所遗留的传统的保守思想,是帮助获得正确批判的原则。

    孔子对旧礼虽说作了基本上的修正,灌注了新精神,但由于受了历史时代局限性和传统思想阻碍力。对于个别的事件的问题,却显露出他的保守性来。然不能把他看作是要恢复周礼。孔子反对季氏“八佾舞于廷”,说管仲“树塞门”,有反玷为不知礼。他听到晋国铸刑鼎,则以为“晋国失其度”。所谓度者就是唐权初封时所受的法度,要贵贱不愆,贵贱有序。宣子之刑,是晋国之乱制从这些言论中,看出孔子是受了传统思想的阻碍力量,而落在时代后面,显示出他的保守性。然研究问题,要从他的本质的方面去分析批判,不能根据片面的个别事例就断定他是以恢复周礼为目的。

    我们认为从保守方面只能看出传统思想力量大,孔子新创的仁学思想力量还不能更多的克服他所受的历史传统思想势力,而且这种势力也与社会还存在的旧势力还密切的根深蒂固的结合着,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没有更多的彻底的改变,就不易打破。因此,在孔子思想中存着新旧思想的矛盾。但要看在他思想中那是主要的,那是次要的。我们认为孔子仁学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中心思想。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人民性。要冲破过时的旧制度。事实上他已经基本上改变了旧礼的内容给以新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对孔子仁学与礼的关系,要进一步作具体的分析批判,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论断。

    为了响应争鸣的号召,敢将肤浅之见写出来,谨向关林二同志请求指教。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佥字繁体字右加欠字

     @⑵原字为什字左半部右加替字

     @⑶原字为谷字右加邓字右半部

     @⑷原字为铁字左半部右加奇字

     @⑸原字为马字右加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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