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强
【期号】200506
【总期号】291
【页码】153
【正文】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编者按］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文史哲》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折射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七彩虹霓。这其中，有经验，也有教训;有辉煌的顶峰，也有曲折的弯路。评说昔日的荣辱毁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为今后的期刊发展提供宝贵的参照，这有助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1951年3月，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并，沿用山东大学校名，华岗任校长兼党委书记。9月29日，周恩来向首都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
4月，在华岗校长支持下，山东大学文学院和历史语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师，成立了《文史哲》杂志社，共同创办了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杂志。大家一致推举华岗校长为社长、副校长陆侃如和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为副社长，编委没有专职人员，由几位老教师担任，也吸收了少数中青年教师参加。编辑工作主要由文史两个专业的几位教师兼任，编辑部主编是历史语文研究所主任杨向奎。1952年9月成立编委会，编辑委员有:华岗、陆侃如、吴富恒、王仲荦、朱作云、孙昌熙、殷焕先、吴大琨、郭根、黄嘉德、童书业、张健、葛懋春、赵俪生、刘泮溪、刘敦愿、卢振华等。
5月，《文史哲》以“同人刊物”的身份于青岛山东大学正式创刊，是新中国创办最早的高校文科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杂志。刊物采用繁体字竖排版，16开本，约3.5个印张，双月刊，定价为每册3000元，首期刊登了华岗、杨向奎、童书业、赵俪生、郑鹤声、孙昌熙等人的11篇论文。从诞生之日起，《文史哲》就定下了“学者办刊”的传统，坚持至今。作为全国高校中创办最早的学报，《文史哲》影响很快扩大。1951年夏天，当时负责华东地区的上海市长陈毅元帅在上海的一个大会上说:“大学就是要通过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养合格而又对路的有用人才，而学报正是检验这种成就的标尺。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
《文史哲》创刊号上刊登了华岗的《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孙昌熙的《鲁迅与高尔基》两篇论文，为新中国鲁迅研究开其端。紧接着，华岗于1951年第2-4期和1952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鲁迅论中国历史》、《鲁迅论科学》、《鲁迅论文艺》、《鲁迅论妇女问题》等数篇文章。《文史哲》成为建国后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鼓励学术争鸣。这时党中央的“百家争鸣”方针尚未提出，《文史哲》顺应学术规律，鼓励不同观点的文章参与论争，为学术的健康发展提供宽阔的舞台。
1951年第2期，新生的《文史哲》发表了童书业的论文《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随后1952年第1期，杨宽发表了《战国时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一文，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历史分期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战国时代应该属于地方封建社会。同年第5期刊登了杨向奎的《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一文，对郭沫若所主张的西周属于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阐明了自己关于西周社会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紧接着，1953年第1期他又发表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一文，详细论述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他首先对当时的两种观点———西周封建制、西周奴隶制进行了分析，接着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西周已经转向了封建主义社会。同时他还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也是研究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的。杨向奎的这两篇论文引起了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众多学者纷纷撰文发表意见，形成了历史学界的一场大讨论。吴大琨、赵俪生、童书业、王亚南、王仲荦等学者纷纷在《文史哲》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就中国封建社会到底出现于西周还是春秋战国之交或是魏晋以后展开了长时间的争鸣。在20世纪50年代，《文史哲》共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十篇。这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首场全国性的学术大讨论。正因如此，新生的《文史哲》迅速获得了全国学人的广泛赞誉与学术认同。
《文史哲》从创刊时起，就非常重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所罕见。虽然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前辈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给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肯定的评价，但是，对它进行全面、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1年第3期，赵俪生发表的《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一文，是《文史哲》刊发的首篇关于农民起义问题的论文。接着，赵俪生又在1953年第2期发表了《北宋末的方腊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一文，并陆续发表了《明初的唐赛儿起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论有关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就自己对农民起义问题的研究发表看法。同时，赵俪生的夫人高昭一也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试论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秦汉三次农民大起义的比较》等文章参加讨论。1951年至1965年间《文史哲》共发表60余篇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赵俪生、高昭一、王仲荦、卢振华、华山等人的论文。内容涉及从古代到近代的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及有关农民战争的性质、作用、特点等理论问题。在《文史哲》杂志所刊发论文的影响下，全国史学界掀起了一股农民起义研究的热潮，《文史哲》本身也成为了这次大讨论的重要阵地之一，备受学术界关注。
李希凡的《典型人物的创造》由其授课老师吕荧推荐发表于1951年第4期的《文史哲》。它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学生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1951年第4期刊登了童书业的《论“亚细亚生产方法”》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法”就是“原始共产社会”，是为历史学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到底是属于原始公社阶段的生产方式还是属于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这一焦点问题的热烈讨论之先声。1952年第2期日知在《文史哲》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讨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一文，批评童文的观点，认为童文所列举的“比较占优势的”四家说法都是被苏联学者否定多年的旧说，并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应属于奴隶制生产方式。同期还刊发了童书业的《答日知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除童书业、日知二人外，在《文史哲》发表论文参与讨论的还有王亚南、吴大琨、葛懋春等。这是《文史哲》创刊后引发的又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大讨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因素对学术研究影响的减弱，《文史哲》再次刊发了大量论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主要参与者有项观奇、赵俪生、徐鸿修、姜洪等，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重新理解马恩的经典文本的研究方法来讨论这一问题，观点更为包容，心态也更为平和。就这样，一场又一场论战在《文史哲》或齐头并进或前后相继地展开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其中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盛开在《文史哲》上的。
1953年 9月30日-10月6日，中国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953年第2期，《文史哲》结束了“同人刊物”的身份，正式以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身份出现。编者按说:“自本期起，正式作为山大学报的一部分，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原‘文史哲杂志社’于二月一日结束。”1953年第3期，刊物封面上正式出现了“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字样，一直持续了20年。这一期刊登了王亚南的《由封建的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诸问题（上）》，1954年第2期、第7期则分别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中、下部分。
1954年 2月6日-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12月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举行联席会议批判胡适思想，决定成立“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1954年第1期（总第17期）由双月刊改为月刊。
从1954年第7期起到1955年第12期止，用长达18期连载的方式将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推向学术界。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长达18期的连载在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1956年第9期还刊发了高亨、刘泮溪、赵省之、朱德才在“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上的发言。
1954年第9期，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评红学家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俞平伯先生未能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个别章节和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的更为明显。”毛泽东同志读后作批语:“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指示先前拒绝发表此文的《文艺报》全文转载。10月，《人民日报》发表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一文，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署名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红楼梦》研究的一场大讨论、大争鸣，并逐渐扩大化，形成了一系列的“批判”运动。
1955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1月21日，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受诬陷去职。
1955年第1期（总第29期），《文史哲》开始采用横排版，同时刊物扩容为4个印张。该期刊发了《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专辑》。
1955年，因工作调动，杨向奎不再担任《文史哲》主编一职，由历史系教授蒋捷夫担任新一任主编。从这时起到1966年停刊之前，先后担任主编一职的有蒋捷夫、刘健飞、孙衷文。
1955年第2期，《文史哲》刊登了李泽厚的《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这是李泽厚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30年后，他对这篇文章仍颇为满意:“时隔三十年，这篇讲《大同书》的文章现在看来似乎也还可以。”紧接着，李泽厚在1956年第5期发表了《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继续发表自己对康有为研究的看法。此后，从1957年第9期，一直到70、80年代，他均有论作在《文史哲》发表。这位当代颇有影响的学者在《文史哲》打下了自己最初的学术基石，并逐步走向成熟。
1955年第4期，《文史哲》刊登萧涤非的学术论文《杜甫研究（一）》，并连载四期。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其实早在《文史哲》创刊之初的1952年第6期，萧涤非就曾发表了《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一文，并陆续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杜甫研究的论文。他在《杜甫研究》中指出，是贫困的生活使杜甫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时他也强调，杜甫仍属封建士大夫，其思想根源是儒家。儒学存在若干可取的优点，主要指入世有为的积极精神，虽主张忠君，也主张节用爱民，杜的思想处于忠君与爱民的矛盾之中，而在特定条件下，又有其统一性。萧涤非将传统的仁者精神提高到人道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将它作为杜甫的基本思想。他还将杜诗形式的创新（如乐府、律体等）放在生活实践中去考察，认为杜对语言形式的采用都是为了更有力更逼真地反映生活。这些观点不但立论新颖而且比较辩证，基本符合杜甫的创作实际，是当时能够比较妥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之一，也是当时对杜甫研究的代表性观点之一。1971年，郭沫若的专著《李白与杜甫》发表，一改他以前对杜甫的高度评价，认为杜甫是一个“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封建卫道士，对杜甫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对萧涤非的相关论点进行了多次的点名批评。郭的观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由于他的官方身份，萧涤非受到了很大的学术压力。郭沫若谢世后，萧涤非于1979年第3期的《文史哲》发表了《关于〈李白与杜甫〉》一文，对此事进行正面回应。他指出，郭老是前辈学人，一部著作即使有问题也掩盖不了他的贡献，而且郭老以前也是尊重杜甫的，现在只不过是他自己在翻自己的案。杜甫与他的诗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抹煞不了。同时萧涤非对郭文“扬李抑杜”、“曲解杜诗”、“误解杜诗”，以及所谓“腐肉中毒”等四方面的论述进行了商榷。
1955年第5期，《文史哲》刊发5篇批判胡适的文章。在这一期和随后的第6期杂志上，郑鹤声、葛懋春、庞朴、童书业、高亨、赵俪生、孙思白、路遥等人纷纷撰文，对胡适进行批判。
1955年第7期，《文史哲》杂志的封面改变了以前白底黑字或白底红字、文章目录直接刊登于封面之上的固定模式，第一次在封面上采用了图案，同时把目录印于扉页。该期还集中刊发了4篇批判胡风的文章。
1955年第8期，《文史哲》刊登了《揭发吕荧反革命的文艺思想》、《批判吕荧的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两篇文章，对吕荧进行批判。
1956年 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7月，山东省副省长晁哲甫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因为货币改革，1956年第1期起，杂志定价调整为每册三角。
1956年第2期，《文史哲》刊登《批判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一文，开始了对华岗的一系列批判。同期还刊发了“编者的话”，称:“自从‘文史哲’创刊以来，冒牌学者华岗就曾经在本刊发表过许多所谓论文……”
1956年第3期至第5期，分三期连载了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
1956年第8期，由编辑倡议，再次开展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1957年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
1957年7、8月间，与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文史哲丛刊”，共分四辑:《中国古代文学论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论丛》、《司马迁与史记》、《语言论丛》。
1958年 中共中央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国务院任命成仿吾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1958年7月，山东大学归由山东省领导，同年10月奉命迁校济南。
1958年第6期，集中刊登批判山东大学历史系、中文系“厚古薄今”现象的文章。1958年第11期，编辑部随学校由青岛迁至济南洪家楼。
1959年
1月，《文史哲》停刊。学校采取分期编印分科学报的方式。
1961年 山东大学复归教育部领导。
8月1日，已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孙衷文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复刊后的《文史哲》由月刊改为双月刊，定价调整为每册四角。“复刊后的《文史哲》是由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学院、曲阜师范学院、山东省委党校、山东历史研究所、山东哲学研究所、山东省社联、山东省文联等单位在党的领导下，共同举办的文学、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综合性的学术期刊。”这次复刊至1966年“文革”前再次停刊，总计出版28期。这28期中发表的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文心雕龙的研究》、《孔子的研究》、《中国古代商业手工业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哲学思想》等专论，都是具有开拓性且不乏创见的研究。
1962年
1月11日-2月7日，党中央在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4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
1962年第2期发表田仲济、冯沅君等人的笔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
1962年第3期起，杂志扩容为5个印张，有时还临时增加容量。
1963年
2月11日-28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第1期，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分两期连载了袁世硕的长篇论文《〈红楼梦〉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1964年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批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年第2期，刊发毛主席诗词十首。同期还刊发了萧涤非、蒋维崧、高亨等人的学习笔谈。
1964年第3期，开展“历史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刊登了鲁春龙的《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和陆侃如、吕美生的《如何批判继承文学理论遗产》等文章。
1965年 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第1期刊登批判周谷城学术观点的文章。这一期刊登的文章有俞沛铭的《周谷城怎样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吴庚舜的《驳周谷城在评价六朝文学问题上的谬论》。1962年第2期、第3期继续刊登了数篇批判周谷城的文章。
1966年 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6年第3期，总第106期出版以后，《文史哲》被停刊。关于这次被停刊的原因，据孔繁主编说是因为“未转载评《海瑞罢官》文章而遭致厄运”（参见孔繁《我所知道的〈文史哲〉》，载《光明日报》2004年4月8日“书评周刊”C1版）。在这一期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批判邓拓的文章。
1973年 ，邓小平在离职八年后复出工作。周恩来总理在病中得悉山东大学被一分为三的情况，立即签署恢复山东大学原建制的指示。
8月，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文史哲》在曲阜山东大学再次复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11月5日，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期（总第107期）杂志。复刊后的杂志为季刊，容量为6个印张，并不定期增加页码。封面上“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字样在沿用了20年之后，从该期开始不再出现。不过在“编者的话”中依然强调了《文史哲》作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的性质。从这一期起，毛主席语录出现于《文史哲》。
复刊后的首期杂志发表了陈久和、宋庆吉、司继义三人合写的文章《宋江形象浅析》，认为“宋江虽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对宋江持肯定态度。事实上，早在五六十年代，《文史哲》就曾发表过李希凡的《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先生的“宋江考”》（1954年第4期）、苗得雨的《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1955年第1期）、李永先的《宋江是农民英雄形象吗?》（1965年第5期）等文章对宋江的形象进行分析讨论。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时指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此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发表过类似谈话，在社会掀起了点评《水浒》的热潮。1974年第1期的《文史哲》发表了王尚文的《农民革命的叛变者———试论〈水浒〉中的宋江》，认为宋江不是一个正面形象。同期还刊登了秦家伦的《也谈〈水浒〉中的宋江》一文，点名批评了《宋江形象浅析》一文，认为其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而且强调:“对宋江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不是单纯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谈论，而是牵涉到:应当如何严肃批判革命队伍中的软弱、妥协思想;应该如何清算革命事业中动摇投降分子的罪行;应该如何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使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评论为当前的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秦文进一步指出，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经历，与宋江何其相似!从宋江到刘少奇、林彪之类，他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孔孟忠实信徒”，从而把对宋江的形象分析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紧接着，1974年第2期的《文史哲》发表了解放军某部崔殿山、牛澍雨的《评〈宋江形象浅析〉》一文，认为《浅析》一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并质问:“《浅析》把和林彪非常相似的宋江肯定为正面人物，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它会起到什么作用，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这两篇批判文章的发表，在《文史哲》内部也掀起了一场风波。
1974年 初，山东大学恢复原建制。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当时《文史哲》是由党中央批准复刊的第一份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征订数高达72万份，但由于纸张供应不足，只得限量发行，实际订数24万份。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大学党委均对《文史哲》的编辑工作极为关注，派吴富恒（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李镇（时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直接领导编辑部工作。
1975年
1975年第4期（总第115期），刊登9篇文章，对《宋江形象浅析》一文及宋江形象进行批判。分别是:济南市文化局《水浒》评论组的《〈水浒〉中的路线斗争和投降派宋江》，山东大学历史系《水浒》评论组的《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看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若海的《叛卖者的典型———评〈水浒〉中的宋江》，赵建新的《拨开投降派头子宋江的画皮》，柳宝印的《投降派头子宋江的丑恶嘴脸》，曾立平、沈汉的《投降派面目的第一次大暴露》，王效安的《反动派为什么吹捧宋江》，临沂师专中文科《水浒》评论组的《宋江和高俅》，李恩普的《晁盖与宋江》。 1977年 ，邓小平再次复出。
1977年第1期（总第120期），刊登文章批判“四人帮”。
1978年
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2月，吴富恒被任命为山东大学革委会主任，孙汉卿任校党委书记。8月，山东大学复归教育部直接领导。
1978年，《文史哲》恢复为双月刊，容量调整为5.4印张，定价为每册三角五分。“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下半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文史哲》及时扭转了办刊方向，纠正了因“文革”而造成的错误，由配合运动搞空泛的政治议论重新转向重视学术问题研究的正常轨道。除刊登校内专家学者的一些重要学术文章外，校外的一些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也把他们的得意之作投到《文史哲》上发表。因此，《文史哲》的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重新赢得读者的信任。
1979年
10月30日，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12月，吴富恒改任山东大学校长。1979年第2期（总第131期），杂志开始出现了英文目录。同年第4期，“现代美国文学研究”成为《文史哲》首个专栏。
1979年第6期，发表了朱恩彬的《“两结合”能成为独立的创作方法吗?》和蒋茂礼的《略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对“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讨论。朱恩彬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法不是“两结合”，“应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蒋茂礼则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是可能的，不过他主张要“既提倡两结合创作方法，又实行创作方法上的多样性”。同年，孔繁因工作关系调离山大，原副主编刘光裕担任主编一职。
1980年 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二为”方向。
1980年第4期，刊发悼念华岗的文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悼念这位曾备受耻辱的前辈。这期的杂志除了刊登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在华岗追悼大会上的致词以外，还刊登了楚图南的《记和华岗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和余修的《深切怀念华岗同志》。
1980年第6期，集中刊登了一批关于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研究的论文。蓝翎在其论文《略谈〈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中认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系统中空前绝后的一部巨著”。在这一期刊登的相关论文还有赵俪生的《试论〈聊斋志异〉妇女形象中人性的异化》、李厚基的《〈聊斋志异〉刻划人物性格的几点特色》、袁世硕的《蒲松龄与王士 》，以及署名“明”的一篇综述《〈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童书业的《庄子思想研究》也从这一期开始分两期进行了连载。
1981年
6月27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3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
1981年起，刊物容量调整为6个印张，共104页，定价为四角五分。从这时候起，《文史哲》的篇幅严格固定了下来，不再像以前一样随意增删页码容量。
1981年第1期，设置《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栏，刊登了5篇相关文章，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多角度的研究。1980年11月14日，由山东大学和山东省社科联等单位在济南联合举办了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该期杂志发表的文章是《文史哲》对这次会议的呼应。发表的文章有李侃的《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法的几点意见》、丁名楠的《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程速的《义和团思想述评》、周锡瑞的《论义和拳运动的社会成因》和李德征、丁凤麟的《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由于这次讨论成效显著，1981年12月2日，山东大学和山东社科联、义和团史学研究会等单位团体再次在济南召开座谈会，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问题进行座谈。
1981年第1期，设置《学者谈治学》专栏，后改为《治学漫谈》，邀请了众多知名学者以亲自撰文或以访谈的形式来传授自己的治学经验，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首期刊登了姜亮夫的《根柢之学与博与专的道路———我的治学一得》和张维华的《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等两篇文章。十余年来，亲自撰文漫谈治学心得的有张岱年、孙思白、吴大琨、赵俪生、安作璋、陈瘦竹、王仲荦、李学勤、姜亮夫、张岂之、孙昌熙、黄冕堂、徐中玉、李泽厚等，以接受访谈的形式畅谈为学之道的有吴富恒、杨向奎、钱谷融、蒋孔阳、金开诚、刘纲纪、周来祥、章培恒、鲁枢元、童庆炳等。这近百名学界名人的文章，反映了新时期学术的发展脉络，展现了新时期的学术风气和学术风格。
1981年第3期，发表周来祥、狄其骢、张国民、袁世硕四人的文章，就有关文艺与情感的问题发表看法。长期以来，《文史哲》对文艺学、美学问题都相当关注，从最早的华岗、吴富恒、吕荧到周来祥、狄其骢、曾繁仁再到陈炎、谭好哲等人都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为山东大学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81年第4期，刊登吴富恒、杨向奎、吴大琨、李希凡、葛懋春等人的文章，纪念创刊30周年。
1982年 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1982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的联产责任制。
1982年第1期，为了庆祝第二次全国《红楼梦》研究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文史哲》集中刊登了一批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论文。袁世硕在《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一文中认为《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是“十足的真实性”、“有机的完整性”、“严格的客观性”。同时刊登的文章还有白盾的《〈红楼梦〉的悲剧美与艺术风格美》、杜景华的《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魏同贤的《简论〈红楼梦〉人物形象的丰富性》。
1982年第3期发表董楚平的论文《〈天朝田亩制度〉性质问题再评价》。董楚平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得到过当时农民的拥护”，太平天国领导人也“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的反动性不在于它的空想性，而在于它“是倒退的，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违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的。
1982年3月底到4月初，山东大学举行老舍学术讨论会，1982年第4期的《文史哲》刊登了一组相关的研究文章。
1983年
10月11日-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同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刊登文章，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1983年第1期（总154期），《文史哲》的封二封三开始出现照片新闻和学人简介，开全国学术期刊风气之先。首期介绍的学术人物是张维华和他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并刊登了张维华的《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一文。这一期的刊物还发表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1982年10月30日，编辑部在济南邀请参加《文心雕龙》学术讨论会的部分学者就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问题进行座谈，这次发表的就是王元化、周振甫、徐中玉、王运熙、张文勋、孟繁海、牟世金等人的发言摘要。
同年，刘光裕主编卸任，由历史系教授丁冠之担任编辑部主任一职，直至1993年。丁冠之主编也是《文史哲》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一位主编。
1984年 6月，著名化学家邓从豪出任山东大学校长，戈平任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党委工作）。
1984年第3期刊登了郑鹤声、郑一钧的《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与丘克的《谈〈明史〉所载郑和宝船尺寸的可靠性》等文章，对郑和宝船问题提出辨析。同期的“治学漫谈”栏目还专门刊登了郑鹤声的文章《我是怎样研究郑和的》。
1984年第5期，为庆祝建国35周年，发表了两篇学科学术综述。分别是周来祥的《建国以来美学研究概观》和孙祚民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分别总结了两个研究领域建国35年来在曲折中前进的研究情况。 1985年
1985年第3期、第4期，在编辑部的组织下，《文史哲》分两期连载了“魏晋玄学笔谈”，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1984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在北京联合召开魏晋玄学讨论会。会上对玄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新见解。《文史哲》为了把这一讨论引向深入，组织了这次笔谈。笔谈涉及的内容包括玄学的定义和特征;玄学的形成、发展及分期;玄学的基本范畴及其含义;玄学的理论思维方法及主要玄学家的哲学性质;玄学的阶级性（以及与此有关的对门阀地主的评价问题）、玄学对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影响等。参加笔谈的有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抗生，王葆，方立天，余敦康，金春峰，王国轩，周立升，李传明，钟肇鹏，牟钟鉴，陈战国，李申，王晓毅，胡绍军。
1986年
1月15日，胡风追悼会在京举行。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月，徐豫龙出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11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担任山东大学新一任校长。1986年，刊物定价调整为每册五角五分。
1986年第5期，庆祝创刊35周年。在这一期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前辈学人的文章，纪念《文史哲》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有吴富恒的《回顾与前瞻》、陈之安的《几点希望》、杨向奎的《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萧涤非的《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罗竹风的《回顾以前，激励未来》、蔡尚思的《感想和希望》、吴大琨的《回忆〈文史哲〉初期的王仲荦教授》、殷焕先的《祝〈文史哲〉精神发扬光大》等。同时，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杂志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于1986年6月在山东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山东大学、山东师大、省社科院、齐鲁书社、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的一百多位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于这一期的杂志发表了由张大同、刘京希撰写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纪要》，对大会的主要观点进行了陈述。
1987年
3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赵紫阳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发表讲活。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87年第1期刊登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笔谈。1986年9月在烟台召开的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选定了两个议题:一是“八十年代如何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二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地位”。《文史哲》编辑部认为这两个议题抓住了深入研究此段历史的关键，并触及到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发展问题。为了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组织了该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学者有何兹全、田余庆、黄烈、朱绍侯、洪廷彦、万绳南、李培栋、李光霁、蒋福亚等。
1987年第2期（总178期），部分篇目开始出现“内容提要”，编辑格式更为规范。
1988年
11月8日-12日，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陈之安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1988年编辑部进行人员调整。成立了以陈之安为主任，吕慧鹃、丁冠之为副主任的编辑委员会。编辑部主任仍由丁冠之担任，副主任为韩凌轩、龚克昌。编委会委员有:王誉公、田昌五、安增才、庄德钧、徐学圣、李乃坤、乔伟、乔幼梅、朱玉湘、牟世金、陈陆达、吴富恒、萧涤非、狄其骢、郑佩欣、周立升、周来祥、祝明、胡世凯、胡德麟、赵明义、袁世硕、徐经泽、葛懋春、董治安、臧乐源。同年，《文史哲》获山东省“优秀期刊”称号。刊物定价为每册九角。
1988年第1期刊登王学典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一文。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在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论，王文分析了新中国关于这一问题的三次理论突破，并重点分析了黎澍先生的三个观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实际“居于被奴役的地位，而不是居于主人的地位”;人民群众仅仅是历史的物质条件的创造者，不是全部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提出要“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在深刻反省我们以往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唯物史观，这是彻底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关键所在”。1988年第3期，黎澍发表《把马克思主义从庸俗化的教条束缚下解放出来———答王学典》一文，对王文进行答辩，基本同意王学典的看法，并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陈述。
1989年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989年第3期、第4期，编辑部组织各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撰写文章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分别有: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孙思白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断想》，庞朴的《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李景彬的《五四文化意识的反思与中国文化结构的重建》，何中华的《试论中国文化的启蒙与超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钱逊的《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颜炳罡的《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方克立的《第三代新儒家掠影》，杨向奎的《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孔繁的《胡适对清代“朴学”方法的总结和评价》，李德征的《五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蒋俊的《中国应该建立“五四学”》，朱玉湘、胡汶本、韩凌轩、蒋俊、王文泉等人的《十年来五四运动史研究述评》以及韩凌轩的《五四传统与中国现代化》。
1990年 2月，《求是》杂志第4期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的讲话《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90年，刊物调整定价，每册为一元二角。
1990年第1期，刊登一组与洋务运动有关的文章。李德征在《中外学者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近代化这一课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并说明了该文“愿对中外学者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历史作一回顾”。同期还发表了李岫的《洋务派民主观及其实践》。
1990年第4期，刊发文章纪念鸦片运动150周年。发表了李德征的《鸦片战争与中国人民的选择》及孔令仁的《要认真汲取鸦片战争带来的历史教训》等相关文章。
1990年第5期，前所未有地以整期杂志的全部篇幅刊登了关于辞赋研究的文章并介绍了山东大学的辞赋研究状况。这一期的《文史哲》是首届国际赋学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专辑，发表了来自美、日及香港、台湾地区和国内诸多辞赋学者的论文。主要有费振刚的《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董治安的《关于汉赋同经学联系的一点探索———从扬雄否定大赋谈起》、龚克昌的《文变染乎世情———谈魏晋南北朝赋风的转变》、刘乃昌的《论赋对宋词的影响》、张可礼的《东晋辞赋概说》等28篇文章。
1991年
3月1日，中央邀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座谈，江泽民发表《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同月，宣传部、文化部发布《关于繁荣当前文艺创作的意见》。1991年《文史哲》荣获“山东优秀理论刊物”奖。
1991年第1期，刊发文章纪念义和团运动90周年。在义和团运动90周年之际，由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省社联及山东大学共同主办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10月在济南召开，130多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这一期的《文史哲》选登了其中的一些论文，如孙祚民的《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周锡瑞的《试论义和团仪式的社会意义》，以及李岫、李平生撰写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1991年第5期，发表一组关于墨子的研究论文。由山东大学与滕州市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墨子学术研讨会暨墨子学会成立大会于1991年6月在墨子故里山东滕州市召开。该期的《文史哲》发表了一组相关论文，主要有苗枫林的《给墨子以应有的学术地位》、陈之安的《关于墨子的两个问题》、蔡尚思的《墨子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张岱年的《论墨子的救世精神与“摹物论言”之学》和杨向奎的《谈谈〈墨经〉的研究》。 1992年
《文史哲》荣获山东省优秀期刊一等奖。
1992年第3期，发表文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相关的论文有狄其骢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意义》、曾繁仁的《试论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伟大意义———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王凤胜的《周恩来的文艺统一战线思想》。 1993年
由1993年第2期起，编辑部进行调整，韩凌轩任主任，寇养厚任副主任。同年，《文史哲》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1993年第3期，以几近全部的版面刊登一组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研究的文章。这些文章从文学、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既有国内教授的论文，也有日、韩学者的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何兹全的《崔浩之死》，赵向群的《论十六国时期河西主要民族的地位与作用》，许福谦的《东魏北齐胡汉之争新说》，朱大渭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谷川道雄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池培善的《南燕与慕容德》等。
1993年第6期，刊发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刊发的文章是:樊瑞平、何中华的《毛泽东与哲学》，汪澍白的《毛泽东与前代兵家韬略》，臧乐源的《“五爱”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郭桂英、吕连仁的《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孟祥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古典小说》，包心鉴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比较》。
1994年《文史哲》荣获由华东地区优秀报刊评审委员会颁发的“1993年度华东地区优秀期刊一等奖”。据有关单位统计，1994年《文史哲》所刊发的文章被国内各大报刊转载、摘登92篇，居总序、社科类期刊榜首。1994年第3期，《文史哲》开办“国学新论”专栏。“编者的话”认为:“如果说80年代那次传统文化热较多地涉及传统文化的消极面的话，那么90年代这一次传统文化热则更多地表现为冷静的思考，企望从新角度、以新方法开辟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更加全面、深入地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为了把传统文化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开辟了‘国学新论’这个栏目。”在这一期的国学新论栏目发表论文的有张岱年、张世英、萧兵、叶舒宪等，他们对如何深入传统文化研究，从不同角度谈了各自的看法。1994年第4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近现代思潮与人物”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吴富恒、狄其骢的《面临挑战的文化建设———文化问题纵横谈》、丁尔纲的《茅盾研究难点试论》、颜炳罡的《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等八篇文章既涉及中外文化思潮的冲突、融合，又涉及对某些思潮的重新审视、评价，更涉及对错误思潮的批评。
1995年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文史哲》被评为山东省优秀期刊。
1995年第2期发表田昌五的论文《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田文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规律。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段落，也就是三次大循环:从战国经秦汉至魏晋，为第一次循环过程;从南北朝经隋唐至宋代，为第二次循环过程;从辽金元经明清至民国，为第三次循环过程，现在开始转入第四次大循环过程，并开始进入世界一体化征途。
1995年第5期，编发文章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有朱玉湘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经济》，陶飞亚的《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关绍纪的《抗日战争前期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政策》，刘培平的《“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朱懋铎的《试论法西斯运动何以能在德国肆虐》，以及德国学者莱恩哈特·库纳尔的《新极右势力在德国兴起的原因》等。
1995年第6期，组织《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人文学科》笔谈，邀请了王岳川、许明、尤西林、谭好哲、陈炎等人就人文学科的历史与现状，人文学科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以及如何在人文学科领域发扬传统、走出误区等问题发表看法。 1996年 ，美学家曾繁仁教授担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1996年第4期，发表文章纪念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成立十周年，分别有吴忠民的《社会发展研究四个视角的比较分析》、徐经泽、李绍光、张华筠的《村级社区组织的现状与趋势》、杨善民的《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探讨》、庄平的《对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的几点认识》、杨俊启的《寻求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合理途径》以及李芹的《科学技术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机制与条件》，充分展示了该系的科研实力。这一期还刊登了季羡林的大作《清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术》。
1997年 5月22日，新华社播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9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
1997年第4期起，编辑部进行调整，蔡德贵任主任，寇养厚、陈炎任副主任。也从该期起，《文史哲》聘请了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杂志顾问。他们是:季羡林、臧克家、饶宗颐、张岱年、任继愈、杨向奎、邢贲思、汝信、李慎之、袁行霈、王元化、孙思白、庞朴、叶朗、黄楠森、方克立、厉以宁、杨牧之、傅璇琮、方立天、冯天瑜、奚广庆、戴逸、楼宇烈、张立文、钱中文、李希凡、刘蔚华、李庆臻。原编委会名单不再出现。
1997年第5期，开设“人文学科世纪回顾与展望”栏目，连续刊发了一批有影响的高质量论文。 1998年 ，曾繁仁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文史哲》被评为“首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1998年第3期，邀请学者对“儒学是否宗教”这一问题展开笔谈。北京大学张岱年，北京大学季羡林，复旦大学蔡尚思，武汉大学郭齐勇，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申等人就此问题撰文参与了讨论。
1998年第5期，组织笔谈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何中华、马洪林、颜炳罡、翁美琪、吕明灼、高旭东、仪平策、胡成、雷颐等人围绕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成败得失，及其对当今中国现代化道路所提供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讨。
1998年10月24日-26日，由《文史哲》编辑部承办的“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暨研究会成立10周年庆祝会”在济南举行。来自全国近130家学报的180余名代表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三届第二次理事会工作报告，举行了题为“面向新世纪的学报工作和编辑学研究”的学术讨论。
1999年本年度起，《文史哲》杂志容量调整为8个印张，128个页码，定价为每册6元。
1999年第5期，开展“儒学的研究、普及与大众化笔谈”。编辑部在编者按中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确贯彻‘批判地继承’的方针，对儒学进行价值选择，对其中蕴含的积极的、进步的、精华的成分，予以新的转化，使之与当前的时代相适应，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发表文章参加笔谈的学者及论文有孔繁的《有关儒家思想研究之普及问题之思考》、刘蔚华的《要不要提出儒学的大众化》、楼宇烈的《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理论》、宋志明的《时代呼唤平民化的儒学》、赵吉惠的《略谈儒学的普及与大众化》、汤恩佳的《儒道宜普及于庶民》、刘示范的《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孔子思想》。
1999年《文史哲》连续获得三项全国性大奖:首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首届“国家期刊奖”、“第二届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
2000年
7月，山东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合并组建为新的山东大学。数学家展涛教授出任合校后首任校长，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朱正昌任党委书记。
2000年第5期，开展“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维透视”笔谈，约请了三位学者分别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对“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这三位学者及其论文是:徐显明的《社会转型后的法律问题重构》、包心鉴的《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变移的关键》、黄少安的《转型期的国家可以成为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力量》。由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副署长梁衡主编的《新中国期刊五十年》赞扬《文史哲》是“求实求真的学术名刊”。于友先署长还在《百刊风采》一书的序言中说:“可以理解一本《考古》或《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对于一个学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意义。” 2001年 10月15日山东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2001年第1期，作为对首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的响应，开展“东方美学的研究前景”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作者和论文有:韩国岭南大学闵周植的《全球化时代东方美学的角色》、日本神户女子大学滨下昌宏的《东方美学的可能性》、中国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美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俞俊英的《作为东亚美学共同话题的“儒道互补”》、日本广岛大学青木孝夫的《东亚美学的课题:以日本为焦点》、中国内蒙古艺术学院宋生贵的《东方美学的当代话题》。
5月，“《文史哲》创刊50周年纪念会暨人文精神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到会祝贺，季羡林、张岱年、何兹全、李希凡、庞朴等在会上发了言。大家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回顾和评价了《文史哲》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学术成就，并就“人文精神与现代化”这个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专家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文史哲》把一大批学术新秀推到了各自研究的前沿领域，为当代中国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繁荣壮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不懈努力，《文史哲》发行量长期稳居全国同类学术刊物首位。 2002年 8月，山东省副省长邵桂芳接替朱正昌出任山东大学党委书记。
刊物调整为大16开，10.5个印张，168个页码。这一年《文史哲》荣获三项殊荣:“国家期刊方阵双奖期刊”，第二届“国家期刊奖”银奖，第二届“全国双十佳社科学报”。同时，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服务部统计，2002年《文史哲》被转载文章93篇，在全国综合性社会科学类期刊中排第3位。2002年第6期，编辑部约请了政治学界的有关学者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文明”展开笔谈。参加笔谈的学者及其论文分别是:徐大同的《关于政治文明的随想》、洋龙的《政治文明的地位与功能》、王惠岩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心鉴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选择》、汪锡奎的《国家政权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关键》。
2002年底，编辑部进行调整，陈炎担任主任，刘京希担任副主任。
2003年3月1日，《文史哲》编辑部、山东大学社科处联合召开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各科专家学者座谈会，就新形势下《文史哲》的办刊方针、发展方向及如何保持、提高学术品位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主编陈炎向与会者介绍了《文史哲》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袁世硕、乔幼梅、周来祥、路遥、张克礼、冯浩菲、钱曾怡、孟祥才、郭继德等老先生和苏位智、王建民、臧旭恒、王学典等青年学者先后发言，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党委宣传部部长周洁、社科处处长李红等出席了会议。
2003年第3期，纪念山东大学前校长、《文史哲》杂志社首任社长华岗诞辰一百周年。在这一期杂志上发表的回忆华岗的文章有:林默涵的《纪念华岗百年诞辰》、李希凡的《华岗校长与“百家争鸣”》、乔幼梅的《华岗与山东大学的以文史见长》、史若平的《为真理而献身的英勇战士》。自该期始，开设“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与名家对话”等栏目，意在鼓励平等的学术争鸣。
2003年第4期，与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大辛庄甲骨文与商代考古”笔谈，在国内率先发表了有关大辛庄考古发现的许多重要材料。2003年3月，由山东大学等单位主持发掘的济南历城大辛庄遗址出土了商代甲骨文，引起学术界乃至社会上的广泛关注。4月7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东方考古研究中心邀请国内部分知名学者召开座谈会，对大辛庄甲骨文及有关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大辛庄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殷墟之外发现的唯一的商代卜辞，它的出土，在甲骨学史上具有界标意义。因此，这一次的笔谈意义非常，整整十篇论文的笔谈也为近年学术期刊所少有。这十篇论文分别是方辉的《大辛庄甲骨文的几个问题》、李学勤的《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朱凤瀚的《大辛庄龟腹甲刻辞刍议》、徐鸿修的《大辛庄甲骨文考释》、王恩田的《大辛庄甲骨文与夷人文化》、李伯谦的《大辛庄甲骨文与商王朝对东方的经营》、王巍的《大辛庄遗址与山东地区商文化》、栾丰实的《大辛庄商代遗址及其综合研究的意义》、徐基的《大辛庄遗址及其出土刻辞甲骨的研究价值》、于海广的《大辛庄出土刻辞卜骨之管见》。
《文史哲》首度设立“年度名篇奖”。该奖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进行评比，评出上一年度《文史哲》刊载的学术质量最高、社会反响最好的文章1-3篇，每篇奖励10000元。成中英发表于《文史哲》2002年第5期的《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黄冕堂发表于2002年第2期的《中国历代粮食价格问题通考》，杨大春发表于2002年第6期的《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世纪法国哲学看》，获得《文史哲》2002年度“名篇奖”。
2004年
《文史哲》首批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经“名刊工程”领导小组审定，全国共有11家高校的学报入选，《文史哲》位列第二。名刊工程是国家重点支持的、为进一步加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展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重大工程，也是教育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名刊工程的基本内涵是:通过国家（包括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和主办单位）的支持和期刊内部的改革，在5年时间内滚动推出20家左右能反映我国高校学术水平和学科特点、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文史哲》的入选再次展示了其在全国高校学报中的强大实力。
2004年第1期，开展“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笔谈。2003年10月，“中国东方地区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为了推动这一议题的深入讨论，《文史哲》组织了邵望平、郭大顺等人的一组笔谈。同期刊出的葛兆光的《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一文引起较大反响。2004年3月，编辑部增补周广璜教授为副主任。
2004年6月，编辑部在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文史哲》南方作者座谈会”，共商发展大计。来自上海、浙江、福建、江苏等地的5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大家出于对《文史哲》的热爱，畅所欲言，就刊物的发展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提供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2004年第3、第4期，分两期连载了“重新解读梁启超”的笔谈。《文史哲》希望通过这两期笔谈，立足于新世纪背景，站在学术前沿，从不同角度对梁启超进行重新解读，进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近代中国的百年嬗变。耿云志、班玮、黄嫣梨、侯杰等海内外学者就此论题撰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2004年第4期始，开设特色栏目“人文前沿”。开设此栏目的初衷，是在古老的人文学术领域注入富有时代气息的学术新风。其特色在于，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对人文性重大前沿学术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并配发“评论人语”，对专题讨论作出点评。已经推出“基因与文化”、“回应‘东方主义’”、“新媒体美学”等专题讨论，引起学界瞩目。
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根据《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三大信息刊物统计，2004年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文摘率统计排序，《文史哲》位列第2。2004年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文摘率统计排序，《文史哲》位列第4。
第二届“《文史哲》年度名篇奖”揭晓。张志忠的《青春、历史与诗意的追寻和质询———评王蒙与米兰·昆德拉比较研究》（2003年第6期）、陶飞亚的《“文化侵略”源流考》（2003年第5期）、郁建兴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当代可能性》（2003年第1期）被评为《文史哲》2003年度“名篇奖”。
Record ofG reatEvents of the Journal of Literature，H istory and Philosophy（1951-2004） ZOU Qiang
（School of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EditorialNote:As the earliest academic journal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establishe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hina，the Journal ofLiteratu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has passed the years of half a century.This period of history reflected the colorful bright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There are experience as well as les-sons，and splendid pinnacle as well as tortuous path.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commenting on the past honor and disgrace，but thatwe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 through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flection，which would also be beneficial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rse of our nation’s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责任编辑】刘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