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薛祥生
【期 号】196403
【总 期 号】94
【页 码】12
【正 文】
俞平伯校订、王惜时参校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是《红楼梦》版本系统中重要版本之一。这部书不仅对国内的《红楼梦》研究工作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就是在国外也受到了《红楼梦》翻译家们的重视⑴。这说明了俞王二位先生的校订工作是有成绩的，是适合缁嵝枰模窃谡砗痛ァ逗炻ッ巍贩矫孀龀隽俗约旱墓毕住５牵揖醯盟歉獠渴樾吹男蜓曰怪档蒙倘丁?br> 对于整理和发挥文化遗产来说，序言是很重要的。序言之于读者，好象向导和行路人，如果向导把路领对了，行路人就会少走或不走弯路；反之，领错了，就会走弯路，甚而至于误入歧途，上当受害。（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一切坏影响都要由序言负责）最近，陆定一部长在全国防治吸血虫病会议和华东话剧观摩演出参加的一次集会上的讲话内就指出过这一点。他说：
发挥和整理本国文艺遗产，接受和翻译外国的文艺遗产，这是需要的。但是，这些遗产，都是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东西。拿这些东西能够教育人民、使他们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品德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有不少例子已经证明，青年人看了这些东西，感染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如果要用古人遗产来丰富我们的文化，那么发掘、整理和翻译只是做了事情的一小半。还有一大半，那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用写序文、写评注等方法，批判这些遗产，而且越是‘精华’，越是要用心地仔细地批判，以免读者受到迷惑，受到毒害。这样的工作，比发掘、整理、翻译还要难做，也比发掘、整理、翻译更为重要。盲目崇拜遗产，实际上就是借继承遗产之名，行宣传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之实。⑵
话剧不同于小说，专门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也不同于向广大读者介绍古代优秀作品，它们是有区别的。但是不论是话剧、小说也好，整理或介绍古代作品也好，目的却只有一个，即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既然如此，那就必须考虑这些工作、作品对社会的影响问题。这一点，序言的作者是注意到了的，因此和校订同时就给这部书写了篇又详实又概括的序言，简单的给《红楼梦》作了个估价，详细地交代了校订的有关问题。
但是，这篇序言是有问题的。问题不仅是对本书的评论占比重不大，不到全文的三分之一；问题主要在于：（1 ）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意义估价过高，忽略了它在今天的消极影响；（2 ）对作品的糟粕部分缺乏应有的批判甚至采取了原谅的错误态度；（3）抹杀了作者对其所塑造的人物的鲜明倾向。下边， 就这三个方面谈谈我的粗浅的看法，向俞平伯先生就教，供同志们参考。
一、什么是《红楼梦》“最精彩的地方”？
《红楼梦》是一部巨著，它富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具有巨大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这是已经为大家所公认的。但是，在《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中，也还有若干问题还没解决或解决的不好，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悲剧在全书的地位和它在今天的作用问题，就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学者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个人恋爱悲剧的价值，相对地贬低了《红楼梦》的深刻的反封建的社会意义。俞平伯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研究工作中，而且也表现在用它改编的戏曲、电影中。对这种倾向，最近已有同志提出了批评，并且严肃地提出了批判这种倾向的高度的原则意义。⑶
俞平伯的序言，较之他“以前徘徊于索引和考证企路之间所写的（论文）要稍好一点”⑷，它是注意到阐发《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的，这方面应该肯定。但是，它在阐发这个意义时，却过高的评价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他说：
在这些地方（按：指反封建的描写），红楼梦原都击中了封建社会的要害，但它的反封建的意义固不仅仅如此。它的最精彩的地方，即感动人心的所在，也还不在此。追求个性解放，歌唱恋爱自由，提高女性地位，这些都是本书一望而知的突出之点，红楼之所以为红楼梦⑸。
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是《红楼梦》的中心事件、主要线索，原是不错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是《红楼梦》的“最精彩的地方”？是否就意味着离开它就不成其为《红楼梦》了呢？那倒不一定，至少不完全是这样的。
大家知道：《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是异常广阔的，它对封建社会丑恶本质的揭露和批判，较之它以前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要深刻的多，广泛的多。正因如此，有人才称它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不过，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它反映和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撕破了当时社会的虚伪的“盛世”外衣，揭露出它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本质，加深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认识。在那个社会里，富者奇富，穷者奇穷，而地主阶级的奇富又是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奇穷互为因果的。书中的贾府就是一个奇富的典型，又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他办一次接驾大典，则“银子花的淌海水似的”；元春归省一次，就要特意修建一所连元春也感到“太奢华过费了”的大观园；一个小辈的孙子媳妇死了，光带孝的就“浩浩荡荡的压根儿银山一般”，长达好几里，其奢华也可想而知。就是一顿平平常常的家宴，一所卧房的布置，也莫不豪华到惊人的程度。象贾府这种情况，在当时绝非特殊的，书中引用了这样一个民谣说：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铁⑹。这是当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富堪敌国的写照，也是当时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富有情况的概括和集中。
“朱门酒肉臭”是以“路有冻死骨”为条件的。没有广大农民的受剥削、受摧残，就没有少数人的享乐和挥霍的条件。正是在这个贾府花天酒地的时候，在他的垣墙之外就“水旱不收，盗贼蜂起”，农民们过着啼饥号寒的日子。他们有的被迫把自己的亲生儿女卖给这个贾府当妾、当丫头、当尼姑、当戏子，供给他们寻欢作乐；他们也有的忍饥受饿把一年辛苦劳动所得缴给贾府，供他们挥霍，而且稍不满其所欲，就得挨一顿臭骂；还有的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低三下四地供那些奶奶小姐们戏谑，以换取一碟子半碗的“残羹冷炙”；也有一些有志气的，走上了当“盗贼”的道路。这就是作者所描绘的呻吟在地主剥削之下的广大劳苦群众的生活和出路。正是在这个尖锐的对照描写里使人看到了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和它的罪恶本质。
其次，作者还无情地批判了封建吏制。在作者笔下，除了最高统治者和个别人物而外，凡是做官为宦的，没有一个是好的。恃才侮上的贾雨村，是以“贪酷”出名的，并且为此被革职。但是，在革职之后不久，他靠了林如海的一封荐书，凭借贾府的帮助，却立即谋了一个复职，依旧作福作威。他为讨好贾府，枉断了薛蟠的人命官司；也为了同样的原因，借官府名义敲诈了石＠⑴子的几把古扇子，害得他家破人亡。还是那个贾雨村，而他的为非作歹较以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他不被革职而扶摇直上呢？这是因为他贴上了一张“护官符”，以他对主子们的效劳换取到了他们的支持。这就使人看出了封建社会宦海升沉的底细，只不过是势力人情而已。这同样也说明了象云光之流的那样的地方大员，为什么对贾府一封私书是那样唯命是从的原因了。象这么样的一批官吏，由这么样的人把持的官府，还有什么“为民父母”，什么王法公道可言呢！大大小小的衙门，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办事处；上上下下的官员无非是地主阶级的爪牙和奴仆而已。在这样一个社会内，当然没有清官；即使有一二卫道之徒如贾政，想当清官也是清不了的。整个封建吏制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便是作者对封建吏制的结论。
第三，作者着笔最多、揭露最深的是封建社会的生活领域和思想领域。封建礼教和伦理关系的虚伪，地主阶级生活上的惊人的堕落，封建大家庭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等等，写得都很动人、很深刻。正是通过这些描写，作者对封建的科举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和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残酷、虚伪、丑恶，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有力的否定。也正是从这些批判和否定里，使人看清了作为封建社会的“墙脚”的地主阶级是如何的走向了没落，并由此折光地反映出整个封建社会衰败和崩溃的趋势。
这些描写，和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相比，自然是深刻的多，广泛的多，也重要的多。而序言说“最精彩的地方”和“感动人心的所在”并不在此，却突出的强调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的反封建的意义“精彩”，这实际上就贬低了这些描写的价值。
自然，上述种种和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有密切关系的。作者所以写这些，一方面是为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活动提供背景，但他们又不完全是背景，其中有不少情节是有独立的意义的⑺。说作者写《红楼梦》是为了“传人”⑻，而忽视作者要借此倾吐“胸中块垒”⑼，要发泄他对封建社会的牢骚不平之气，那是不对的。同样，过高地估价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价值，说他是《红楼梦》最“精彩的地方”，没有它就没有《红楼梦》，而相对地贬低了《红楼梦》里其他的一些社会意义更广的反封建的描写，同样也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我们并不否认贾宝玉和林黛玉恋爱悲剧的社会意义。这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恋爱对封建社会是一种背叛和反抗。对他们这种行动，对他们的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合理要求，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的这种行动和要求是有它的局限的。和《红楼梦》中其他一些反封建的描写相较，不仅在当时它的社会意义要小的多，而且在今天由于社会条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它的社会意义也变得越来越低。
我们不同意过高地估价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不仅是因它不能概括全书，说他是《红楼梦》“最精彩的地方”不合乎《红楼梦》的实际；我们的反对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种做法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同我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相违背的。
列宁说过：“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⑽
列宁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整理和“发扬现有的文化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的时候，除了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文艺遗产进行具体分析而外，在决定取舍弃取、批判肯定的时候，还必须考虑“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考虑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需要，考虑当时当地的政治和思想教育的需要，考虑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的需要。
关于这一点，毛主席讲的就更明确，更透辟。他说，对中国古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批判吸收，应当“以中国人民的需要为基础”⑾；又说，“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⑿那么，对于中国人民不需要，今天用不着或是有不同程度的危害的东西，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当然是不吸收或者是扬弃了。
我们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态度呢？我们不妨再引用毛主席几句话来回答。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⒀。
毛主席所说的“为了人民大众”，那当然是说我们批判地继承这些东西，“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⒁，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让这些文艺遗产为我们今天的工作为今天的人服务。
这种“从更重视政治和思想教育的角度来研究”⒂文艺遗产，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是否会歪曲遗产和失掉它的科学性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稍微回忆下《红楼梦》的研究历史。
象一颗巨大的彗星一样，《红楼梦》在中国文坛的天空上一出现，就立刻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它还未脱稿的时候，就有人评论它，脱稿以后的研究盛状，从“红学”这个词里可以窥知。这些众多的学者不论他是属于那一个阶级的，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这么一个准则：他的研究工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红楼梦》的激赏者，他的第一个批评家脂砚斋，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面子，就曾“命芹溪删去”⒃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段尖锐地暴露地主阶级丑行的描写。在他之后，出现了半打左右的“索隐派”，他们或说它是写清世祖同董鄂妃的故事，或说它写明珠家世，或说刺和坤，或说明易象，或说是影射康熙朝政治，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其中，蔡元培等人的康熙朝政治说，倾向尤为明显，显然是适合当时民族革命的需要，用《红楼梦》为反满的政治服务。至于胡适，他研究《红楼梦》，“完全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这已由他自己明白宣告了⒄。”不过，和我们不同，由于他们所属的阶级在历史上已经成了反动的阶级，他们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他们不可能认识《红楼梦》的“真面目”，他们无法阐明《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也应该按照自己的阶级观点、阶级利益去研究《红楼梦》。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应该批判什么，肯定什么，指出什么，强调什么呢？我们是突出它对封建社会的深刻批判呢？还是强调它那哥哥妹妹的恋爱呢？那一方面对我们更为需要呢？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为前者可以引导我们同旧势力作斗争，而后者则易于引导人尤其是青年陷入个人的小天地的泥坑而脱离革命，因为他们的恋爱、要求，就其性质来说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是不能很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
陆定一同志说过，有些“青年人看了这些东西，感染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个别女青年因一时不满而学“黛玉葬花”，就是有力的证据。
总之，过分强调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价值，不仅对《红楼梦》是个歪曲，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是有害的。
二、不要为《红楼梦》中的糟粕辩护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富有民主主义精神，已如上述。但是，那仅仅是就它的主导面来说的，并非是说它连一点封建糟粕也没有。曹雪芹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出身的作家，在他的思想上就不能不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烙印；《红楼梦》是封建时代的作品，也不可能不沾染一些封建色彩。如果说它“出污泥而不染”，说它没有封建糟粕，那倒是怪事。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它有些糟粕，就象资产阶级学者那样，把这些糟粕加以夸大，说它的“主要观念是色空”⒆，把它贬低为“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作品”⒇，从而把它开除出“近代作品之林”；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正视这些糟粕，不对它实行批判，或对它少批判，甚至加以辩护。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俞平伯先生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的序言一反过去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对《红楼梦》中的封建糟粕，采取了少批判、不批判甚至加以辩护的错误态度。
序言对《红楼梦》的批判提到了两个方面。一是《红楼梦》全书的“缺点”，另一是贾宝玉这个艺术形象的局限。关于后者，序言说作者在写法上有两种保留：“（1）宝玉的叛逆性，似乎不够彻底。（2）作者也有一些保留的看法和说法。”(21)作者的“保留的看法和说法”是什么？序言没有明文交代，而且它又不完全属于这个形象所特有，我们姑且置之不论。至于说到叛逆性不彻底，那是客观存在，没有怀疑的余地，因而也就不存在“似乎”不“似乎”的问题。
贾宝玉是书中正面人物，序言对“怀疑肯定的看法”提出批评，那是对的。但是，贾宝玉这个形象也决不象过去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个“反封建的英雄”，是“纯洁的灵魂”，这些说法都是美化了他的。不错，他是封建阶级的叛逆者，他反对功名利禄，反对封建的仕途经济，反对封建礼教，反对封建婚姻，要求个性解放，要求婚姻自由，提倡男女平等；但他毕竟是一个封建贵族出身的贵公子，在他身上除了叛逆性不彻底而外，别的毛病还是不少的。举其著者而言吧，他反抗封建统治，不满意他的家庭，可他除了遁入空门而外他就无法生活，他又不能不依赖这个家庭。对于女孩子，他有尊重的一面，但也有庸俗的泛爱、甚至＠⑵践她们和摆主人的架子的一面。至于对劳动者和他们的子女，也不过是“此卿大有意趣”而已。要说他有进步性，充其量不过是个封建统治阶级进步的贵族青年而已。如果要说他在今天还有什么可学之处的话，也只能从这样的意义上去讲，他那种先觉的、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人们还可以用历史的批判眼光从中吸取一些力量和智慧的。贾宝玉在历史上，在他那个时代和环境里是完全先进的；一旦离开了他的时代环境，尤其是在今天，他身上那些曾经进步的东西，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成了历史遗物，成为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了。尤其是作为他的性格核心的对少女们的泛爱，更是毫无可取。
贾宝玉是个正面人物，但我们要对他进行严格的批判：因为“越是精华，越是要用心地仔细地批判，以免读者受到迷惑，受到毒害”(22)。序言对贾宝玉的批判，不是“用心地仔细地”，而是轻描淡写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再看序言对全书是怎么批判的。
在谈到全书的局限时，序言这么写道：
上面说了《红楼梦》思想上艺术上的许多优点，它有没有缺点呢？当然有的。它的作者不能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的在于作者的基本倾向虽然如上所述，是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作了深刻的批判，但他对本阶级仍不能不有若干留恋。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缺点。第七十五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用神秘空气渲染的写法预说贾氏的衰亡，又对这些子弟们不能“绳继祖武”表示惋惜。象这些地方自然会跟作者的反封建的基本倾向有些矛盾。本书一些唯心的、神秘的、甚至于神怪的表现，可以说是缺点。但这也是时代的限制，我们可以理解的。大体上说，从他所创造的现实的东西看，我们不能不说作者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23)这是序言讲到作品局限时唯一的一段话的全文，我们照抄来了。这段批判文字讲了些什么问题呢？（1）作者对他的封建贵族生活还有“若干留恋”， “这是本书最重要的缺点。”（2）“本书一些唯心的、神秘的、甚至于神怪的表现， 可以说是缺点。”（3）这些缺点的产生是“时代和阶级的限制”， 至于作者本人“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责任似乎不应该他负的。
说他对本阶级还有若干留恋，说他有唯心的、神秘的、神怪的成分，也就是说还有宿命论的观点，这是对的，也是它的主要缺点。序言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和序言批判贾宝玉一样，这个批判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细致的，更没涉及它在今天的意义问题。本来，对“红楼梦”里的封建糟粕的批判，在过去的研究中一直是注意不够的。迄今为止，对其糟粕进行过细致批判的也只有何其芳和张天翼两位同志。何其芳同志在《论红楼梦》里，对它作过专节论述，张天翼同志在最近一篇文章里也花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笔墨论述了这个问题(24)。他们这种对遗产进行细致批判的精神，很值得学习。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发表的是比较早的。可是，序言在批判《红楼梦》的封建糟粕时，并没利用这些材料，更不用说进行细致的分析了。何其芳同志指出：“书中还有些颂扬清朝统治的地方”，并且举出了两段文字作证，另外还举了几个旁证作为补充。尽管他说：“这些歌颂到底是真心还是敷衍之词，就很难判断了”，这不过是谨慎的说法，在内外证据均在的情况下，人们还是会相信书中有歌功颂德之处的。其实，《红楼梦》第一回也交代过：“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这里所说的，我们绝不能单纯看作小说家言，因为他是有书中具体描写作支持的。在十六回写到贾元春归省的时候，不仅把归省说成旷古未有的盛事，而且还借贾琏之口说了一大段颂扬“当今”的话：
如今，当今体贴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弃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在份是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故启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于是太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这不仅仅是“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的具体描写，更主要的是颂扬“当今”圣德了。这话出自贾琏之口，可同贾琏性格不同，无非是作者借他的人物，传达自己的思想而已。
可是，序言却持有相反的看法。对这种封建糟粕，不止不加批判，反而给他辩护说：
本书他处虽有些“歌功颂德”的表面文章，只不过是掩饰之词罢了。(25)这是真正的“掩饰之词”。这种论调不仅维护了封建糟粕，散布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且还毒害了读者，欺骗了自己。
《红楼梦》的封建糟粕还不止这些。作为爱情小说，和“金瓶梅”相比，作者是有意识地避免直接的色情描写的，这是他进步的地方。但是，《红楼梦》并非没有这类描写，有时还写的是很露骨的。正是由于他写了这种东西，有人才能加以夸大说他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也正是由于他写到这点，他的消极因素才更便于毒害青年，今天怎么能对他避而不谈，不加批判呢？再如对待人民的态度吧，这也是个原则问题，毛主席说过，对待古代作品，“首先要检查他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26)。如何对待人民，《红楼梦》写的是不多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但无论如何，他诬蔑农民义军为“流寇”，对劳动者加以嘲笑，也不能不说是问题吧！
至于说到这些糟粕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不能完全归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上去，作家的世界观也应该负责。但因所见有关作者生平的材料不多，目前还无法作详细论述。不过，那种说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了”，从而加以原谅的说法和做法，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同意的，因为他否定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从上面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序言对《红楼梦》的封建糟粕的批判是很不够的。它的批判不但不细致、不全面，有时还是错误的。这种对待遗产少批判、不批判甚而至于加以辩护的态度，当然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如何批判继承遗产，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作过很多精辟的论述，为了说明这些论述，我想再引周扬同志的一段话。他在《我国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中论到如何对待遗产时说：
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学艺术遗产进行科学的分析，既要指出过去的优秀作品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和作用，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指出它在今天条件下对人民的意义和作用，这是我们更需要注意而不可忽视的方面。只有同时注意这两个方面，才可能避免片面性，才是完整的革命的历史观点。总之，对本国和外国过去作品都必须加以区别和分析，指出哪一些作品由于深刻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以动人的艺术力量反映了历史真实，在今天和今后仍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仍然为读者所欣赏，那一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有明显的歪曲，而在艺术上又是一无足取的。对作品中哪些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思想也要加以分析，指出哪一些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哪一些已不适用于今天，哪一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27)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序言的批判工作，那就更加不够。序言的问题，不止是批判不够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它忽视了《红楼梦》“在今天的条件下对人民的意义和作用”这样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为遗产而遗产的泥坑，就其本质意义来说，犯了厚古薄今的错误。
三、关于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倾向性问题
关于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倾向性，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也是个重要问题。所以说它重要，是因它牵涉到作品的积极意义这样重大的问题；所以说它复杂，那是由于有时候作者的倾向难以判断，或者作者的主观倾向和作品的客观倾向不一致，评论起来不那么容易。说他不易评论并不等于说无法评论，马克思评巴尔札克，列宁论托尔斯泰，就是一些光辉的范例。
序言是怎么论述曹雪芹对他所塑造的人物的倾向性的呢？粗看起来是说有，细分析起来确实无，那是在“有鲜明的倾向性”的幌子下宣传无倾向性。序言这样写道：
至于作者对宝钗黛玉，胸中原是黑白分明的……但作者却不把宝钗写成戏上的小丑，对钗黛二人既采用才貌均等的写法，而对于宝钗的批判多通过一些个别的事例，但却十分本质地暴露了她的深沉险谲。作者用这样手法来写钗黛是适当的。在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上，譬如把宝钗写成凤姐儿一样，也就不能恰当地衬托出黛玉的性格。而且大观园里许多女子以至宝玉都是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的牺牲者，虽然对这封建阶级，有不妥协以至叛逆的，也有服从以至于拥护的，分明各各不同，自不能混为一谈，但总起来说，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应该都在哀矜之列；所以“怀金悼玉”，无碍事实上的左钗右黛，而“千艳一哭”，“万艳同悲”，也不因而削弱作者笔下鲜明的倾向性。红楼梦书中对封建制度本身很表愤慨，但对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妇女，如“十二钗”之类，哀愁的成分要多一些，这不是很可理解的吗？(28)
这段长得叫人发闷的引文说了些什么呢？（1 ）作者对他的人物的倾向性原是很鲜明的；（2）但是， 作者对于封建社会的叛徒和对封建制度的“服从以至拥护的”人态度是一样的，他们“应该都在哀矜之列”；（3 ）作者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一视同仁”态度呢？因为他们都是“不幸的牺牲者”，“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妇女。”
如果我们这个归纳大致不错的话，这就说明了序言对作者的倾向性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在这个矛盾的背后暗藏着这么一个问题：序言是借肯定作者鲜明的倾向性为名，行抹杀作者的倾向性之实。
曹雪芹的倾向性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实际上是很鲜明的。对于他所塑造的人物，爱其所当爱，恶其所当恶，确实一点也不含糊。他所同情的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和反抗者以及所谓“小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晴雯、鸳鸯、柳湘莲、尤三姐，甚至还有被一般人所瞧不起的醉汉倪二，也称赞他“轻财尚义”。从这些地方看来，作者所同情和颂扬的，都是一些进步的人物，是为贵族老爷们所瞧不起的下人，他这种感情在实际上在某些方面，是已经超出了他的阶级局限了的。作者所憎恨的是那些人呢？是那些封建家庭的当权派，是这个家庭的主子和他们的忠实奴才，如凤姐、王夫人、邢夫人、赵姨娘、袭人、王宝善家的以及贾府的绝大部分爷儿们。他对他们是蔑视、憎恶，是以暴露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即以“十二钗”而论，作者也非一视同仁，凤姐属于“十二钗”，可她被写成“蛇蝎美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对薛宝钗和贾政这两个封建礼教的信徒，他们是假道学，是地道的反面人物，作者似乎是把他们当作正面人物处理的，因而给予了他们一些同情。但这是个别的，而不是他的基本倾向。就是在这个别的例子中，对薛宝钗也是有所批判的，序言也承认这点，自不必多说。这么说来，怎么能说“悲金悼玉”，无碍“左钗右黛”？怎能说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把他们都放“哀矜之列”？又怎么能说“‘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也不因而削弱作品的倾向”？
抹杀曹雪芹的倾向性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错误的。对于俞平伯这个错误观点，周扬同志早就提出过批判。他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说：“他（指俞平伯先生）认为作者对自己所创造的人物无所褒贬，而完全抹杀了作者对待自己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抹杀了这一点，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倾向性，也就是取消了作品的积极意义。”(29)
为着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再引俞平伯先生过去说过的一段话，加以对比。他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一文中说：
另外，我还有一个错误，就是不注意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即偶有讲到，不免穿凿，不能得到小说是通过形象来表现现实这个正面看法。以“十二钗”论，我强调“悲金悼玉”“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认为作者一视同仁，加以惋惜。特别是黛玉宝钗两种性格，两种典型，我却主张“并秀”，甚至引用了脂评“合一”之说。我认为她俩才貌均等，在本书是对称的写法，却忽略了她俩性格上的本质差别，特别是在反封建意义上有主要的不同，在本书是对比的写法。我为自己的封建“趣味”所迷惑了。本书对她俩当然是有褒贬的。我不能抹杀，却说得很轻微，这也是不对的。这样造成了对书中人物形象一系列的歪曲。(30)把作者过去这段检讨同他今天的序言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两段文字除了表面上承认了他的倾向性和换上了个别词句而外，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的。过去说“悲金悼玉”“千红一窟”“万艳同悲”是错误的，因为那意思是说作者对人物“一视同仁”，抹杀了他的倾向性；同是一个问题，今天又把他说成作者把“‘十二钗’之类”都列在“哀矜之列”，把“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说成和作者的“鲜明倾向”并不矛盾，怎么能变成对的了呢？过去说“悲金悼玉”“才貌均等”的说法是忽视了钗黛性格上的本质差异，或把差异“说得很轻微”，是不对的，是歪曲了人物形象；而今天改头换面，一面说他“原是黑白分明”，一面说“无碍左钗右黛”，他们“都在哀矜之列”，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难道就可以说是对的了吗？那是绝对不能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那种微妙的态度，他那种顽固地保持自己的旧观点，千方百计为他辩解的作法。在这里，作者是用了调和的办法把私货运进来的，对旧观点的宣传是明目张胆的，这从他所使用的术语、语言上看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事实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没有别的，他只是说明了在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阴魂还没散。俞平伯先生过去说过：“我进行红楼梦所谓‘研究’工作，前后断续的经过三十年，主要的错误在于沿用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方法。”(31)我看今天的问题就本质说来还是如此，这是不能不加警惕的呀！
四、结束语
我们说序言里的错误观点主要的有三个方面，但并非仅仅三个方面，这里再简单地补充两点。序言说由于《红楼梦》“写得几乎象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因而能够使读者“跟书中人的喜怒哀乐愤慨不平处处起了共鸣”。(32)这里“书中人”是谁？是宝玉还是贾政？是黛玉还是宝钗？能说我们的读者也能够跟贾政在“喜怒哀乐”上处处起共鸣？那显然是不会的。序言这种笼统的、不加分析的提法，势必抹杀了先进同落后的区别，混淆了是非，宣扬了坏东西。关于文学上的共鸣问题，过去有过专门的讨论，这里就不多讲。又如序言论及书中人物的反抗性时，曾经说过：“虽然黛玉、晴雯这一类型的人，很难说她们有意识的反封建，却无碍红楼梦的反封建意义。”(33)序言在这里使用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既贬低了黛玉、晴雯之类的叛逆性格的价值，在实际上也损害了《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黛玉是否有意识的反封建，那倒尚可讨论；若对晴雯这个在全部《红楼梦》里反抗性最强的人物，还说她的反抗性不是有意识的，那么怎么解释她对袭人、对王宝善家的这些奴才们的尖锐斗争？怎么解释她在临死前的那种表白和行动？她的反封建的意识是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
对于序言内的错误观点，这里只补说这两点。
由此看来，序言透露了不少作者三十年来所一贯“沿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既妨害了俞平伯先生的研究工作，也毒害了读者，它和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在学术研究各个领域内树立马列主义的批判旗帜是不相容的。为了正确地开展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我们殷切的希望俞平伯先生切实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对《红楼梦》研究工作进行认真的改革。
文章注释：
⑴茅盾：《关于曹雪芹》注⒁说：在日本，《红楼梦》有两种译本，一是松枝茂夫的百二十回全译本，另一是伊藤漱平的新的全译本。“伊藤的译本前八十回以俞平伯校八十回为底本，有未从俞校者都作了注释；后四十回以俞校本后四十回为底本。”（1963年12期《文艺报》12页）
⑵《解放日报》，1963年12月29日。
⑶何其芳《曹雪芹的贡献》注说：“我们对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不加批判或者批判得不够，都是表明我们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还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思想的高度，还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水平。”（1963年第六期《文学评论》17页）
⑷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1963年第四期《文学评论》17页）
⑸俞平伯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五页。1963年北京版。
⑹见《红楼梦八十回校本》38页。文中凡没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红楼梦》，以下不再加注。
⑺何其芳：《曹雪芹的贡献》一文说：“宁府这个家庭，王熙凤这条线索，刘老老进大观园、探春治家和尤二姐、尤三姐的悲惨遭遇这些著名的插曲，以及其他许多生活许多人物，都不是或者都不仅仅是为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而写的。它们都有它们的独立的意义，不能看作仅仅是爱情悲剧发生的背景。（《文学评论》1963年第六期，第16页）
⑻俞平伯：《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他有‘传人’之意”，而这意思又“实关系全书宗旨”。把曹雪芹写《红楼梦》说是为了“传人”，这同“自传说”并无什么区别，我们应当加以批判。（以上引文见《文学评论》1963年第四期，第20页）
⑼敦敏《懋斋诗钞》有《题芹圃画石》，原诗是：“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说他画画是为写胸中块垒，对他作《红楼梦》，我们也不妨作如此观。
⑽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转引自《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09页。
⑾《毛泽东选集》三卷1107页。
⑿《毛泽东选集》二卷700页。
⒀《毛泽东选集》三卷877页。
⒁《毛泽东选集》二卷701页。
⒂何其芳《曹雪芹的贡献》。（《文学评论》1963年第六期）
⒃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三回尾批：“‘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露，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⒄《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第23页。
⒅《解放日报》，1963年12月29日。
⒆俞平伯《红楼梦简论》。
⒇转引自《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23页。
(21)《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6页。（1963年北京版）
(22)《解放日报》，1963年12月29日。
(23)《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10—11页。（1963年北京版）
(24)张天翼：《略谈曹雪芹的〈红楼梦〉》。（文艺报，1963年第12期）
(25)《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5页。（1963年北京版）
(2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1页。
(27)《文艺报》1960年第13、14期合刊，第34—35页。
(28)《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7页。
(29)《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第23页。
(30)《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第316页。
(31)《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二集，第311页。
(32)《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6页。
(33)《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上）序言，第8页。
【外 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呈右加犬
＠⑵原字为足右加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