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放
【期号】198902
【总期号】191
【页码】58
【正文】
内容提要：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早的两颗明珠，而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是继武的第三颗明珠则鲜为人知。不论就写作时间、继承关系还是历史成就而言，《基督城》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当之无愧。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早的两颗明珠，这似乎已成定论；而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是继武的第三颗明珠，则鲜为人知。不仅我国学者迄今写出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教材和论文从未提到其人其书，而且外国人写的有关著述也极少涉及。就我所见到的十多种外文版社会主义思想史专著，仅美国人列德莱著《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有过不足千字的极简略介绍。
1980年，我看到一份评介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材料，其中把《乌托邦》、《太阳城》和《基督城》并列为正面乌托邦三部曲⑴，这样高度的评价引起我对此书的重视，1983年乃拜托友人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复印《基督城》英文本带回⑵。通读之后，确实感到此书堪与莫尔、康帕内拉的名著媲美。莫尔的《乌托邦》发行于1516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于1601年在监狱中写成，1623年出版；而《基督城》是在1619年问世，《乌托邦》和《太阳城》二书对《基督城》一书的写作有直接的影响。所以不论就写作时间、继承关系还是历史成就而言，《基督城》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当之无愧。
一、德国人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明珠？
在西欧，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哪里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暴露，哪里就有仁人志士为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英国人莫尔能够于1516年出版第一本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乌托邦》，意大利人能够在1623年出版康帕内拉的名著《太阳城》，应该看作是当时英国与意大利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波及英、法等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所产生的人文主义思想，进而发展成为反映无产阶级解放要求的激进思想的产物。德国当时在欧洲是较为落后的，然而它为什么能够培育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第三颗明珠呢？这就要从当时德国的具体情况和作者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的复杂经历中去寻找根源。
德国在西欧属于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之一。12世纪在北部已经形成了一批手工业生产的中心。到13世纪，城市进一步繁荣，手工业行会不断产生，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为了加强对外商业联系，在14世纪，北德意志各城市联合组成经济、政治性的“汉萨同盟”，先后参加的多达160个城市，以卢卑克为首， 控制了从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尼德兰、英格兰之间的中介贸易。国际贸易的扩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诞生。从发了财的商人和手工业匠师中分化出了一批商人企业主，他们把分散的手工业工场联成一体。采矿业中资本主义萌芽也茁壮而起。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德国白银产量居世界首位，为欧洲各国总产量的1.5倍至2.5倍。大批破产农民沦落为矿山的雇工，他们备受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到16世纪初，当汉萨同盟已因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而衰落时，又有德国南部的工商业城市兴起。15世纪末16世纪初葡萄牙航海者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广阔的世界市场，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大发展。经营国际贸易的南德意志大商行，千方百计想从新发现的这些新航路上谋取暴利，它们在葡萄牙、西班牙和印度、美洲新大陆到处钻营。德国还出现一大批银行家。恩格斯讲到当时南德城市的国际作用时这样写道：“尽管已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的繁华中心。”⑶在这些城市中日益成长出一批市民阶层，其中包括与行会生产有关的商人和行会手工业主，这就是最初的资产阶级。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到16世纪时，德国的国际贸易已被英国和尼德兰排挤在后，工业也落在英国和意大利之后，农业中自然经济也比英国和尼德兰更多。尤其是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各地诸侯割据局面，严重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曾经促使德国站在宗教改革的最前列。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讲到经济发展同宗教改革的关系时写道：只有从15世纪末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才能说明，为什么在英国、尼德兰和波希米亚已经衰败的具有宗教形式的市民——平民运动在16世纪的德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成就，即宗教伪装的成就”⑷。中世纪的欧洲是由天主教会统治的。德国的天主教会既有宗教特权，又拥有封建特权。宗教压迫和阶级压迫交融在一起，终于在1517年爆发了以马丁·路德（1483—1546年）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以修缮教堂为名，派人到德国贩卖赎罪符，立即遭到路德的带头反对。他在教堂门口张贴自己笔书的《九十五条论纲》，要求公开辩论赎罪符的功效问题，主张建立廉俭教会，反对教阶制和繁杂的礼拜仪式。恩格斯讲到这一段历史时指出：“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⑸其中农民和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看成是发动起义的信号。1520年8 —10月间，他进而连续发表了《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教的自由》三本小册子，被称为德国改革的三大论著。书中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主张提高世俗权力的政治地位，呼吁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德意志教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教会的建议，如禁止出售赎罪符，允许教职人员婚配，简化弥撒仪式等。这些观点主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当各种派别形成起来后，路德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⑹。1521年春，当矿工、农民和学生起来反对教会时，路德竟要基督教徒“严防暴动和煽动”，只许“合法的前进”，这样他终于被人民抛弃了。
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崛起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却深受人民爱戴，这就是托马斯·闵采尔（1489—1525年）。1517年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旗帜后，他当即投奔路德门下，成为路德的积极拥护者。1521年他得知路德走向反对革命之后就同他分道扬镳，并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通过工农起义推翻反动政权，实现“千年太平天国”的理想，消灭私有制度，达到财产共有，共同平均分配。
由于德国新兴市民资产者阶级的软弱性，所以以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未能在德国掀起政治性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但是却在下层贵族和农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路德发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的伟大的农民战争。”⑺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最有利益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的不坚决”⑻，这两次农民战争都失败了。
总之，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初发展提出了新的社会问题，封建割据与君主制又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改革的不彻底加深了教会内部新旧势力的矛盾和思想上的冲突，加上农民战争的失败，促使人们重新考虑改革的方案和途径。软弱的市民（即资产阶级）无所作为，无产阶级还处于萌芽状态，农民阶级刚被打败，中小贵族阶层也大受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知识分子当中的有识之士孤立地去虚构并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理想国。这就是德国在17世纪可能培养出空想社会主义明珠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三个客观条件。
我们还要从约·凡·安德里亚本人的经历和特点来考察德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出现的主观条件。
安德里亚1586年8月17 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杜宾根市附近的赫伦堡⑼。他的祖父雅可布·安德里亚曾任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和校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被称为“符腾堡的路德”。父亲约翰·安德里亚是路德派神甫，曾任赫伦堡神学院院长，后来改任哥尼斯勃朗修道院院长，还曾热衷于化学炼金术。1601年父亲去世后，年仅15岁的小安德里亚随其母玛利亚·莫瑟·安德里亚（对研究自然也极感兴趣）迁到杜宾根。约·凡·安德里亚从小体弱，但是受到良好的家教。其父的宗教和科学素养，其母的文静严谨均深深地影响了他，他自幼喜爱熟读宗教经典并好奇地探究自然界的奥秘。1601年进杜宾根大学，贪婪地攻读他极感兴趣的天文学、神学、历史学和文学，还热衷于音乐和绘画，又刻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莱文以及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从这些众多学科的学习情况来看，安德里亚是一个才智出众的人。1603年他得到学士学位，1605年又荣获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有两位教师对他影响尤大，即神学家马蒂亚·赫劳里弗和数学家密契尔·麦斯特林。此外，刻卜勒的助手、博学多才的贝索尔德指导他学习多种语言，并且供他自由地使用丰富的私人藏书。这样他得以广泛阅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进步著作。1607年由于涉及一些大学生破坏校规的事件，他被开除出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总之，21岁的安德里亚，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优等教育，有广博的学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这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607年起安德里亚走向社会。先周游国内许多地方，随后又到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1611年，他访问了瑞士的名城洛桑和日内瓦，那里宗教改革的新成就、加尔文教徒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萌发了将其特色引进德国教会中来的想法。1612年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参观了柏拉图式的学院。作为一个旅行家，为时五年的国内外的漫游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当时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矛盾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同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界所形成的清新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潮对中世纪以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神学的冲击，也给予他很大的震动。这都为他后来撰写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
1614年安德里亚又回到国内，这是他从事著述和教职的新时期。他先在杜宾根，继续在赫劳里弗的指导下研究神学，并将老师的教义写成概要发表，1612年出版《基督教宇宙观的诞生》，赞扬了早期的基督教。1614年成家立业，担任教区牧师。1614—1620年在魏欣根期间，他继续为改革宗教操劳。他想为全体信徒创立一种教会的联合体，共同过虔诚纯朴的生活，献身于研究自然、理性和公众的福利。为此他致力于创设教区间的救济联合组织，主要是为贫苦人、尤其是为工人建立起一种互相支援、互相保护的协会，由教区教友和会众自愿捐助来维持这个组织。这项工作更加激发了他同情和解救贫苦人的热忱。这个时期，他从事大量著述。在其一生大约100种作品中，有40种是在魏欣根这6年内写成的。他的代表作有《博爱论》、《神友》、《忏悔录》等。在1614年问世的《博爱论》中，他描述了一个亲密伙伴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并且草拟了一个开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大纲，旨在促进德国的“普遍改革”。从国外归来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使他深感非大加改革不可。许多激进人士这时都在认真思考并纷纷提出改革的设想和方案。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基督城》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杜宾根完成的。
在创作《基督城》时，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曾给予他直接的影响。可以说，这两颗耀眼的明珠就是他得以孕育空想社会主义第三颗明珠的重要思想源泉。他大概早在杜宾根大学学习期间或者后来在国内外游历期间就已详细读过莫尔的著作，以至他在《基督城》开头部分就自谦地说到：“这里并没有说什么对著名的托马斯·莫尔不利的话。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象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⑽《太阳城》一书是康帕内拉于1601年在监狱中写成的。1613年，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外出旅行来到意大利，他曾经读过康帕内拉的若干著作的手抄稿，对康帕内拉非常钦佩。他曾多次到狱中拜会康帕内拉，表示愿意帮助出版其著作，康帕内拉遂把包括《太阳城》在内的手稿交给阿达米。回德国后，阿达米主办了一所学校，亲自宣讲康帕内拉的思想。大约1614年，安德里亚的助手托比亚斯·阿达米把《太阳城》手稿带到杜宾根，在这里如石击水，激起了层层波澜，出现了各种乌托邦思想。然而，成就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的，厥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他正是在上述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的汇合下，于1618年写出了这本名著。安德里亚从《乌托邦》和《太阳城》得到直接启发，然而，他既不是临摹复制，也不是刻鹄类鹜，而是师承创新，另辟天地。他运用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的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构思，着意描述了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1619年出版《基督城》时，他年仅33岁。《基督城》一书是献给当时德国著名神学家约翰·安梯（1555—1621年）的，因为安梯的《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书也给予他以启示，为他树立了一个真正舍己为人的人物形象。安德里亚的著作和活动，使他成为当时杜宾根一带最孚众望的智士之一。
从1620年到1638年，他是卡尔夫城的教长。在这里，他进一步设计自己的理想国的方案，并且努力付诸实践。他相继发表《基督教社会的典范》和《奉献基督的爱的使者》等论著（后者于1647年由约翰·霍尔译成英文在剑桥出版）；并且继续组织教区协会，还在纺织厂和印染厂工人之间建立联系，组织互助，这项事业逐步兴旺发达，受到世人良好的赞助。他自己也慷慨解囊，关注众多难民的生计，深得人心。他还开展教育活动，创办教养院，把儿童作为教育对象，试图用他《基督城》的理想造就一代新人。正当安德里亚兴致勃勃地从事改革实践之时，突然祸从天降。1618—1648年三十年宗教战争以德国为主要战场。这是一场以新旧教之争为名，实际上是皇帝和新旧诸侯以及几个大国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1634年，约翰·冯·魏斯的部队洗劫了卡尔夫城，4000居民中仅1500人幸免于难。瘟疫又夺去了几乎一半幸存者，安德里亚也损失惨重，特别是他的许多手稿，都遭到兵燹之祸。但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忍苦投入救死扶伤的工作。然后他又致力于恢复法律和秩序。1639年他受聘到斯图加特城担任教堂牧师和宗教法院法官。当时整个符腾堡满目疮痍。他靠一位公爵的资助，在这里重建杜宾根神学院和体育馆，继续周济周围的贫苦人。1650年他担任符腾堡的总主管，但由于健康不佳，当即辞职，到伯本豪森修道院当院长。1654年又到阿德堡修道院，6月27日病殁于此，享年68岁。总之， 后半生他仍然忠于他的《基督城》的理想，并且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基督城》一书的梗概和特点
同《乌托邦》、《太阳城》一样，《基督城》也是采取文学游记的体裁，描述一个海外仙岛上新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制度。但是具体的写法却有所不同。《乌托邦》一书是采用别人同作者畅谈海外观感的形式，《太阳城》是采用一个招待所管理员和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热那亚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这两种形式都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见闻；而《基督城》则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记叙了作者亲身的经历，直接的观察，使读者如临其境，如亲其事，如见其人，如睹其物，更加亲切，更具有吸引力和感染力。全书共分100章，每章只有几百字或千把字，分别记述一事、 一人、一物或者一个侧面，短小精悍，象是独立成篇的小品文，便于阅读，便于掌握。书中还附有一张“基督城”平面图，更给予读者以总揽全局的直观印象。这是安德里亚创作运笔独到之处。缺点是各篇内容并非都是连贯的，例如谈到官员设置和公共事务管理之后，穿插进住宅和家具陈设，然后又写国家三人执政，而不是严格按经济、政治、文教等等顺序，显得思想逻辑性不够强。
作者记述自己为探究科学而到大海上航行，结果船被风浪撞碎，幸存者寥寥无几，他只身漂流到一个位于南极的孤岛，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个基督城据说是最忠实的基督教徒，当初遭到迫害时漂洋过海，选择佳境，在这里逐步建立起来的。他，作为一个外来人，几经审查，查清其品行、为人和文化程度之后，才被接受进城参观访问。
市区很小，方圆只有213.5平方米，居住着大约400个公民。只有一条6.5 米宽的街道，有一个商场，每一排住房间隔都是6.1米宽。 市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设磨坊、面包房、肉店、供应站、仓库等；另一部分是健身锻炼之所；还有一部分是游览观光的胜地。城市北区为屠宰场，西区为锻造场。城墙之外有一道护城河。郊区大片土地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作坊使用。生产资料均归公共所有，所有产品也都交到公共仓库。“整个城市可以说是一个大工场，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手艺。”⑾基督城可以说是工人的天下。只是全部生产还是手工劳动，因此生产力水平还是低下的。所有适龄人全都劳动，没有剥削者、懒汉和奴隶，劳动有专业分工，从事工业、农业、畜牧业者都有专门的技能。不象在“乌托邦”里还保留有奴隶，也不象在“太阳城”里没有劳动分工，既从事工业又从事农业。劳动时间不长，但没有具体规定（“乌托邦”里每天劳动工作六小时，“太阳城”中每天只劳动四小时）。在劳动之余有“全国性的休息”，以振作“心灵上疲惫的器官，磨利我们的智慧”。到晚上，全城灯笼通亮。他们认为，这种大放光明的方式会使在黑夜中工作的人们减轻恐惧，会减少很多罪恶的勾当。
在“乌托邦”和“太阳城”，人们都是集中在公共食堂用餐，而“基督城”所有的人都是各家自管每日三餐。因为他们认为在一起用膳的人过多，就难免产生争执和混乱。食物按年成和人口发给，肉、鱼、禽等每人一份，应发的次数和各人的年纪均在考虑之列，只有酒是一次发给供半年喝的。尽管面包是领取现成的，然而每日做好四盘菜也够辛苦的，以至作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假如能够摆脱一日三餐的劳累，“我们的肩膀将会卸下多重的负担啊！”⑿可见真正幸福的生活还是必须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在穿着方面，每人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另一套是节日穿的。衣料是用亚麻或者毛织的（分别适用于夏天或冬天），颜色一律是白的或灰的，任何人都没有花哨和考究的穿戴，衣服的样式仅在性别和年龄上有所区别。在居住方面，住宅由国家统一分配和指定个人使用，没有私人住宅。住宅都是同一式样，一律三层楼，每套都有三间房，即卧室、盥洗室和厨房，室内既有炉火御寒，又有窗帘挡热。家家都有阳台和花园，还有地下室贮藏杂物。室内家具有床、桌等，陈设虽简单，却很整洁。还有庭园种菜、种药、种花、养鸟，供人食用、医用和观赏，各家都有清澈之水从城外流到弄堂小巷中来，同时由地下水道带走污泥浊水。供个人专用的浴室比比皆是，还有其它清洁设备供人清除污垢，脏衣服可以送到洗衣房。
从吃、穿、住、用等方面来看，体现了公平、方便的原则，但是由于手工生产水平不高，所以人们生活并不富足，而且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
《基督城》不仅设计了人们的吃、穿、住、用，而且对生、老、病、死也有自己的构想。“乌托邦”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 但却是大家庭制度， 每户成年人有10至16人之多；“太阳城”则是公妻制。“基督城”与之有所不同，这里的一夫一妻制实行得很稳当。男的24岁、女的18岁以上才能结婚。结婚除了男女真诚的爱情之外，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亲戚的认可和法律的允许。不需要任何嫁妆，也不大办筵席，家什和住房都由公家提供。这里是实行小家庭制，每户只有三四个人，即父母与一二个小孩子。大孩子都集中在学校住宿。安德里亚的理想是小国寡民，并不主张无节制的生育。孀妇集中住在一起，以免生活孤单，居孀要满一年才能再醮，以表示对前夫的敬爱。鳏夫也要满一年方可再娶。婴儿出生不举行什么盛宴，接生员都有科学知识，照料产妇和婴儿的大部分是寡妇，妇女产假是42天，产假期间有特别供应。孤儿也会得到国家一视同仁的教养。老年人因对共和国出了大力，有过功绩，所以深受人们的尊敬，并得到特别照顾，国家指定专人护理他们。病人可以平等地随意享用医药、诊所和厨房，所有的人都会立刻给予帮助。大批医生没有围着大人物团团转，普通老百姓也没有感到冷落的痛苦。国家把照料病人的工作托付给很有技能的已婚妇女和寡妇。除了药物治疗之外，还惯常使用心理疗法，病人的精神得以振奋起来。这个共和国的人都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懂得死亡的真谛，他们对死亡处之泰然，把死亡称之为“长眠”，不需要留下遗嘱，有什么意愿可以告诉他们的朋友。死者要穿上长袍，只让脸部露在外面，送葬者人山人海，唱着赞美诗，表情平静，因为他们认为对于基督徒来说，祝贺总是胜于悲伤，悲伤除了削弱生者之外，别无其他结果。死者很少留下墓志铭，因为这几乎无法写得恰到好处。他们认为把一个人一生的真实表现留传给后代，比编写出来的碑文更加妥当。墓地都在城外，城内是供活人生活的。这里还是实行土葬，这比起《乌托邦》和《太阳城》中主张的火葬，可以说是倒退了一步。
从以上对待生、老、病、死的态度和措施可以看出，其中是充满人道主义、集体主义、平等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的。
“基督城”人们的思想精神素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有杰出才能的人不取任何额外的报偿。没有人由于门第显贵而享受特权，或者任意犯罪和带头腐化；也不对英雄的后代廉洁自守没有堕落感到惊奇。“在这个共和国里，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品德才是值得称道的。”⒀他们宁愿说真话而受辱，也不愿说假话而显荣。他们树立了人类三种良好的品质：一律平等、渴望和平与蔑视金钱。
对政权和政府的设想较为简略，但是也颇有特色。“乌托邦”的最高执政者是一个终身任职的“哲学家的皇帝”，“太阳城”虽是共和国，但是其最高执政者也是终身任职的被称为“太阳”的人。“基督城”既不是君主国或者不称为君主的君主国，也不是最高执政者终身任职的共和国，而是集体领导的共和国，这种政治体制无疑前进了一步。为了防止个人专权，共和国由三个人联合执政，分管司法、审计和经济。但是，并没有说明他们是怎样产生的，也没有指明任期，看来还不是完善的共和国。作者欣赏的是寡头政府。在三人执政之下有官员八人，每个官员还有一个下属作为助手。所有这些官员丝毫没有傲慢专横的样子，“他们领导别人不是靠言词，而是靠自己的模范行为”⒁。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由24名议员组成，他们都是全体公民中最卓越的人。法律和律师在这里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大家都是循规蹈矩地生活，除了一年一度要尽纳贡的义务之外，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解决争端与纠纷易如反掌，无须求助于法典。假如有人一再无视警告，违反公共利益，那也要分别轻重给以惩罚，但是他们反对处以死刑。
国家还设有档案馆，保存法律、国家公布的条例以及记载先辈言行的编年史等等。凡是对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人都得到极大的荣誉。但是谱写历史人物不许舞文弄墨，夸张恭维，搞个人迷信。基督城的人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怕关于他们的缺点也都坦率地承认，其目的在于让后代有可能原原本本地了解过去的历程。
基督城的人民期望“遍及全球的和平”⒂，为着防御外敌入侵，还不得不设有12个坚固的大塔楼和16个小塔楼，防守严密，另外还有兵器库。虽然人们不满这种残害人类的武器，但是还要把武器分发给各个公民，以便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下在家中就做好保卫工作。靠近兵器库的是国库，这里贮存有大量金币和银币，但是并非用于国内，而是用以准备和外国人做生意，赠送给外来的人。他们很节俭地招待外来客人食宿一两天，对于流亡者则长期予以支持，对于有病的人则加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但不让外来的客人大模大样地随意走动而感染疾病。对于穷人则给以足够的帮助，而且不让他们离开时空手而去。从这些方面来看，基督城对外既立足于防御，又实行开放，既与外国互通有无，又尽可能给予外来人以帮助，并不是闭关自守，孤芳自赏。
以上是《基督城》这个理想国经济制度、社会生活、精神风貌、政治制度和对外关系的梗概。
作为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该书还具有三个鲜明的特色，即崇尚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信奉基督教。这三点同安德里亚本人的上述经历以及他所受康帕内拉《太阳城》的影响有直接关系。他是神学家，从上大学起就热衷于研究自然科学，后来又从事教育实践，因此很自然地把自己的追求和信念融进亲自描述的理想国。
《基督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把科学技术放在显要地位。为了发展化学，基督城在国库重地后面，设有配备最精巧装置的实验室；为了发展生命科学和医学，还设有解剖室，既解剖动物，也解剖人体；沿着解剖室走，就来到物理大楼，这里以各种图象展现了自然发展的历史，包括天空的万千气象，地上各处宜人的景色，以及不同族类的人们和动物；再往前走，还有机械器具陈列场，那里摆着近期发明的望远镜；邻近还有数学大楼，其中有星罗密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复制品，地球的地理图表等等。此外还有医学研究室，在这里深入探究各种疾病及其治疗和预防之道，还有一个房间进行外科手术训练。同时专门研究药物学，以至在药物供应店里有经过精心选择的珍品，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这里的科学研究很注重应用于实际，使之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或者用简单的一句话说，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应用科学。”⒃所以基督城里有很多手艺高超的技师和大批的技工。在技工中还要开展互相竞赛，“其目的在于使人拥有某种手段，并且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和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优点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⒄。可见，在17世纪初，安德里亚就已经提出了要发展机器生产和开展竞赛的问题。
由于注重科技，所以这里的公民对于自然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昧，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 ”⒅我们知道， 英国哲学家、 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1561 —1626年）的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新大西岛》（写于1623年，出版于1627年）着重描述了科学技术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如何主宰一切，而《基督城》（1619年出版）却比《新大西岛》更早地揭示了科技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的真理。
《基督城》的另一个鲜明特色是非常重视教育。宽敞而漂亮的学校设有八个讲堂，这就是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其中包含智育、美育、德育、体育等方面。智育是多种多样的，分门别类对学生进行智慧启迪。美育相当普及，并且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每个学生都可以根据其爱好，自由选择器乐，古琵琶、小提琴、竖琴、风琴等等应有尽有。学校还特别重视通过绘画艺术来进行教育，设有绘画艺术工作室。城市到处都有图画装饰，用当地发生的事情教育青年，同时名人图片和雕像随处可见，用以鼓励青年奋发有为，模仿他们的美德。伦理学是旨在培养人类的一切美德，诸如谨慎、正义、公道、勇敢等品质。体育活动有赛跑、摔交、打球、驯马等。总之，学校注重德、智、体、美全面的教育。“在这里，一切都是自由、光明和快乐的。”⒆
在城堡大楼里有面积极大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并有防护装置。
由于重视教育事业，所以特别认真挑选教师。教师都是上了年纪、富有经验、具有美德的人，他们经常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的最高行列。安德里亚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标准，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胜任国家赋予的职责，他是不可能精心培育青年的；而一个能够成功地培育青年的人，也就有权去管理政府事务。”⒇
学校里的学生按年龄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三类，食宿都在一起，接受体力和智力的锻炼。学校里给予孩子的照顾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加亲密和细致，因为学校请来了最正直的男女导师。“基督城”排除了世俗歧视妇女的偏见，认为女生在接受教育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学校还注意女生的特点，对学生额外进行手工工艺训练并学习持家艺术和家政学。
“基督城”的再一个鲜明特色是充满着基督教的色彩。城中心有一个环形大教堂，居民每天早、午、晚要做三次公共的祷告，每次集会要进行一个半钟头，借以对上帝所赐予的祝福表示感谢。教堂里每三个月还演出一次宗教喜剧。他们把上帝的帮助视为所有美德中最动人的因素，把高超的才干视为上天精选的结果。他们认为基督城是依靠宗教、正义和学识这三者进行统治的。每个礼拜天都有主要牧师以超群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向人民布道。学校里还要学习神学、神智学和占星学。基督城的宗教仪式是严谨的。据说当祷告达到有一种内心感觉的和谐在支持着一个人的时候，神的召唤就下达了。讲解圣经，唱神圣的赞美诗，举行圣事，举办圣餐，对上帝忏悔自己的全部罪过以求赦免等等，一应俱全。作者把基督教的这一套做法搬到他的理想国，实际上他认为真正的理想国就是基督教化的国家。直到作者参观完毕，要离开该岛返回时，基督城的总理还祝他在上帝的指引下平安地回去，然后尽可能带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到这个理想国来。该书的这个特色使它在空想社会主义作品中显出很大的局限性。
不过我们不可不必因为这一点而贬低这部作品的历史价值。须知，从古罗马，尤其是从中世纪以来，整个欧洲一直是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之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任何有影响的思想家，无不在基督教的支配之下，顶多只能以宗教改革家的面貌来号召群众、影响群众，任何非基督教、反基督教的人物都难以出现，即使能够出现，在群众中也没有多大影响。象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闵采尔就是提出“千载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理想国来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充满着基督教色彩的作品。可以说从16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诞生时起，直到19世纪中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时止，从莫尔、康帕内拉到欧文、魏特林，300多年间所有影响较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 都带有基督教的色彩，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本人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是神甫。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蒙上了基督教的圣衣，然而它在历史上还是起过极大的积极作用，使很多工人受到认识资本主义罪恶、追求美好未来的启蒙教育。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才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并且彻底批判了基督教。
正文注释：
⑴正面乌托邦三部曲是相对于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而言。反面乌托邦三部曲指奥威尔的《1984年》、赫胥黎的《新奇的世界》和札米亚金的《我们》。前者是向往美好未来的颂歌，后者是丑化人类前景的哀鸣。
⑵这个英译本是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美国分社于1916年6月在纽约出版的。 英译本的译者是费里克斯·埃米尔·赫尔德（F Lix Emil Held）， 据英译本后面简介，英译者于1880年8月3日生于堪萨斯州海斯要塞。1902年于该州安波里亚学院获学士学位，后任中学校长，1906年在安波里亚学院任系主任和教务长，1908年获伯克利大学硕士，1911—1914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讲授德语。此书是他在依大任教时翻译出版的。这个译本以及对该书的评论使他获得博士学位。
⑶ ⑸ 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406—407、406—407页。
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62页。
⑺ 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391页。
⑼这里所写安德里亚生平材料，采自《基督城》一书英译本所附作者传记和《新沙夫—赫查宗教百科知识》（1908年英文版）以及《科学家传记辞书》（1970年英文版）所载“安德里亚”条目。
⑽《基督城》前言，英文本第141页。
⑾《基督城》第16章，英文本第160页。
⑿同上书第15章，第160页。
⒀同上书第20章，第165页。
⒁同上书第21章，第167页。
⒂同上书第71章，第233页。
⒃同上书第5章，第155页。
⒄同上书第13章，第158页。
⒅同上书第11章，第154页。
⒆同上书第15章，第206页。
⒇同上书第52章，第207页。
【责任编辑】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