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天齐
【期号】198902
【总期号】191
【页码】11
【正文】
霍桑实验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芝加哥郊外的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进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调查研究。霍桑工厂是一个制造电话交换机的工厂，具有比较完善的娱乐设施、医疗条件和养老金制度等，但工人们仍然愤愤不平，生产成绩很不理想。为了寻找原因，由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研究小组，于1924年11月开始在这个厂进行试验。试验研究的中心课题是生产效率与工作物质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试验首先从变换照明条件着手，一个组的照明条件不变，另一个组则作种种变化。研究小组以为，增加照明度会使生产量提高，但试验结果，两个组的产量几乎等量上升，看不出改变照明对生产有什么影响。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其他方面的试验，比如改变其他作业条件，改变支付工资的办法，让工人提前下班，延长工间休息时间，并供应茶点，等等。但结果表明，这些条件的变化仍然对生产效果没有多大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参加试验的人员得不出应有的结论，都不想继续实验下去了。1927 年，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等知名专家来到该厂，会同西方电器公司人员，重新组织新的研究试验小组，继续进行试验。他们又试验了改变福利条件和作息时间等办法，但也看不出对生产有什么重大影响。他们还进行了群体试验，探讨群体（组织）的情况、规范和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最后，他们进行了“无指示性”的谈话试验，即组织大规模的态度调查，用了三年多时间对两万多名职工进行了访问交谈，了解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这项谈话试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工人们通过交谈发泄了心中的闷气，情绪高涨，对生产的态度也有了改变，霍桑厂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霍桑实验持续了八年之久，到1932年才告结束。实验的结果证明：工厂生产效率与诸如车间的照明、休息时间、工间茶点之类的条件关系不大，甚至与工资、奖金的关系也不是很大。影响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因素，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关系和心理因素。职工的思想情绪，对工厂的感情，与同事的关系，上下级的沟通等等，都比金钱重要。据此，梅奥在1933年出版了《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一书，提出了“人际关系学说”。这个学说第一次正式把社会学、心理学引入到企业中来，有力地批判了古典管理学派把人看成“经济人”的观点，提出了人是“社会人”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管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这种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很有影响的学派。从而，使现代管理由原来的以“事”为中心，发展到以“人”为中心；由原来对“纪律”的研究，发展到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由原来的“监督”管理，发展到“动机激发”的管理，等等。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霍桑实验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认真研究和思考霍桑实验的过程和结果，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对于我们从事科学研究和各项工作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霍桑实验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除了追求自由、自主、自立以外，美国人普遍具有一种苦干、实干的求实精神。这是美国人的特性，是他们的一种民族美德，甚至可以说是立国之本⑴。霍桑实验可以说就是这种求实精神的一个突出表现。试想，如果不是具有这种精神，一项调查研究能够持续八年之久吗？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调查的细致、深入、自己动手，反复试验，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从对大量的实际材料的分析中引出必要的结论，在这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坚韧不拔的求实精神。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讲到求实精神，我们党在这方面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伟大的创造，也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靠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革命和建设遭受失败和挫折，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们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我们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走上正确的轨道，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这并不是说，思想路线问题已经全部地彻底地解决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我们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吃透。十三大指出的思想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倾向有一个共同的根本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了解或者忽视中国的特点和国情，对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内外环境缺乏深入的认识；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西方理论中的精华与糟粕也缺乏深刻的分析。因此，要么习惯从马列的著作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药方，或把蓬勃的现实生活纳入原有的理论框架；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要到西方理论中去找药方。我们当然不能随便给人戴上思想僵化或自由化的帽子，但是思想上程度不同地带有这种片面性的，确实大有人在。由此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从思想意识和思想方法两方面努力。在思想意识方面，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做到一切从社会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把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同整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结合起来；在思想方法方面，则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别与一般，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尽量避免观察问题时的主观片面性。
学习美国人在霍桑实验中所表现出来的求实精神，我们就要继承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且根据新时期的新情况，把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霍桑实验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就是要特别重视人的因素，加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
霍桑实验的全过程都是以人为中心，贯串着对人的观察和研究。实验的结果得出了人是“社会人”的重要理论，否定了把人看成金钱的奴隶，即把人看成“经济人”的传统观点，这在西方管理科学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和突破。资本主义以前实行的是泰罗制。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既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又“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⑵。这种理论的致命弱点，就是见物不见人，把人看成金钱的奴隶，认为只要用钱去喂他，他就会拼命地干活。这套管理制度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今天仍为许多企业所采用（当然有所修正），但一直受到工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被工人称为“血汗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震动了资本主义世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接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动员群众的广度和深度不能不使资产阶级大为震惊，于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学习和研究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此后，不久进行的霍桑实验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人的考察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大概与此不无关系。当然，霍桑实验和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实验研究，从根本上讲，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更巧妙地剥削工人服务的；但是，他们注重对人的研究，把人的因素放在突出的地位，勇于改变传统的观点，以适应新的形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
我们过去在指导思想和工作上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我认为最根本的失误还是对人的问题有所忽视。由于对人的忽视，在过去一个长时间内，我们给民主、自由、人权、人性、人道主义等等一概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和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结果把这些人类的基本权利和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有许多是劳动人民斗争的成果）都奉送给资产阶级，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就是因为旧体制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从而也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尊重人、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则是我们进行各项改革的中心内容，也是搞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科学管理，主要是它的合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至于一些错误的、赤裸裸地代表资产阶级的、蔑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理论，比如泰罗的“经济人”理论，那就不仅不能学习，而且还要批判。事实上，如前所述，有些东西连资本主义自己也觉得不妥、已经或者正在开始改变了。霍桑实验就改变了“经济人”的观点，以后又出现了“能力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理论，近年来又出现了“现代企业文化”理论，提出了“第五类自由”作为企业成功的重要要素。所谓“第五类自由”，就是以人为枢纽，将企业活动主体和人性纳入管理视野，提倡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无拘无束地自由沟通。工作机构与组织的设置，均以有助于自由沟通为转移，管理不再是件限于在办公室里进行的事情。这种管理方式被称为“看得见的管理”，“到处走动的管理”和“门户开放政策”。它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体化趋势。“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管理家麦克佛森语），这句名言至少在形式上得到西方管理者的一致赞同，西方对“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为了真正做到重视人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潜力，我们必须加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西方有人（比如存在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个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论空白”，必须用他们的理论来填补。这是一种歪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对人的问题是有过精心研究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可以说，没有对于人的深入研究，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称为“社会的生物”⑶。他们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进行研究，而且从来不离开人的实践来研究人。他们既强调人的个性、能动性，也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受动性，并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们主张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来研究人的一切，反对从抽象的东西、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来研究人⑷。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基本观点，在人类关于自身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的研究上，还没有什么学说在总体上超过了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问题的基本观点，在俄国和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发展，相反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使得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问题的理解和宣传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比如，我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只强调阶级性，忽视人性；强调群体，忽视乃至否定个体；强调统一意志，否定或忽视个人自由，等等。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一再出现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应当说这是大好事，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大发展的前奏。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广泛吸收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总结自己的经验，通过多学科，多角度的共同研究，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论”来。
霍桑实验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就是在研究人的问题时要着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讨。
我们说加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包括对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心理以及人类种系的发生、个性的发展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但是要特别注重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精神需求的研究。这是因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人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且，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由于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加上社会革命的力量，看来人类普遍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为期不远），人们的精神生活、精神需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但是经常有人起来造反，其中很著名的一次是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先是学生闹事，然后得到工人的支持和响应，有1000多万人卷入了这场斗争，震动了法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原因主要并不是物质生活问题，而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异化现象扼杀了人的自由和精神需要，把人变成了商品和工具，变成了“非人”的结果⑸。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不存在这类问题，但是如果弄得不好，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需求的研究，就是经济搞上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了，也还是会出问题的。
还有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五月风暴”以及西方类似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造反行动，差不多都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理论为思想武器，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受到冷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很显然是因为这类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对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且满足了青年们的精神需要；而马克思主义则由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某些情况下还被弄成了“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因此，加强关于人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以适应世界发展中的主体性潮流的需要，乃是马克思主义大发展中的一个大趋势。当今世界，关心人，尊重人，争取人的解放，实现人的价值，已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资本主义不能照老办法统治下去了，所以才有霍桑实验、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等的出现。他们靠这些东西也是为了激发人的工作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但最终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润。我们重视人和人的精神世界，除了这是完成物质建设的保证和手段以外，更重要更长远的则是为了逐步满足人的精神需要，造成一种适合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造就一代新人，以最终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正文注释：
⑴参见杨富森著《我在美国三十年》等书。
⑵《列宁选集》第3卷，第511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⑸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刘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