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405
【总期号】21
【页码】8
【正文】
年龄在三十以上的旧文史学工作者，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受过一些胡适的影响（不论是赞成或反对）。现在一般文史学工作者对于胡适的看法，当然与过去完全不同：除掉依旧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外，谁都不会再相信胡适的政治理论，谁都不会再自觉地崇信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可是对于胡适的全部思想学说究竟应该怎样批判，似乎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尤其是对于胡适的“考据学”的认识，我们似乎还不很够。有些人的脑子里似乎还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胡适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他在考据上还有些贡献”。这种看法，实在是很不正确的，胡适的“考据学”并不是真正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只是他的反动工具：我们必须认识这点，方能不被他所安放的包在“考据”糖衣里的毒药所毒害。我个人过去虽不曾正式宣传过“实验主义”，但我也是个喜欢弄钻牛角尖的“考据”的人，所以我也是个“实验主义”的实践者，批判胡适，对我的思想上也会起改造的作用。
我们可以说：胡适自从留学美国回国后，他的全部思想与行动，都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这有他全部著述可以证明。他的学术主张虽多，但他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学术”的核心，只是他所特别提倡的“实验主义”。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批判这种思想。胡适说他除“实验主义”以外，还受过达尔文派思想的影响，其实胡适那里懂得达尔文主义，他的所谓“达尔文主义”，只是“实验主义”者的“达尔文主义”而已。
一、“实验主义”批判
“实验主义者的初期著作发表时，列宁在那本天才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已经暴露了这个‘最新’学派的马赫式的唯心论的本质，而且指斥实验主义者，称他们为前进的科学的最恶毒的敌人，自觉地宣传反动、愚民思想和信仰主义的了”（密里维尔著邱椿译：实验主义——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三页）。“实验主义”的反动本质是非常明显的，它本是垄断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集中表现。垄断资产阶级是唯利是图，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只顾私人甚至个人的利害，而不问是非的；所以垄断资产阶级决不愿承认有客观真理，对于任何事物，只计较对于他们自己有用没有用，有利没有利；对于他们有利有用的，就是真的，好的；对于他们没利没用的，就是假的，坏的。而这种不承认有客观真理，只计较有“用”没“用”，有“利”没“利”的思想，就是“实验主义”的精髓。
胡适介绍他老师杜威的思想说：
“故杜威的哲学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知识思想是一种人生日用必不可少的工具；并不是哲学家的玩意儿和奢侈品”。（胡适交存卷二，一一八页）
这就是杜威的“工具论”。这种“工具论”是从“实用论”来的，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学说说：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同上，一○一页）
这就是说：客观真理是没有的，凡是“真理”都是主观的，“真理”就是“有用”的别名。所谓“有用”，便是对于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个人有用。胡适又说：
“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同上）
没有再比这段话说得更明白的：“真理”只是工具，工具有“用”就是“真”的，没“用”就是“假”的。“真”和“假”完全看有“用”没“用”来判断，所以有“用”是第一，“真”是第二。因此今天的“真理”会与明天的“真理”不同。
我们知道：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验主义”者所谓“真理”，却与相对真理有所不同，而且根本否认绝对真理。
胡适说：
“知道天下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同上，八一页）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实验主义”者的主观唯心论的特性：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这是绝对的“相对主义”，——极端唯心论的观点。试问“实验主义”是不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胡适的“这个真理”呢？如不是的话，那么“实验主义”者所谓“没有绝对的真理”的这个“真理”，也只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胡适的“这个真理”了，是不是明天美国的胡适就不承认“这个真理”了呢？是不是明天美国的胡适就否认“实验主义”了呢？在这里，“实验主义”与“行为主义”一样：自身否定了自己。由此可见：凡是哲学上的主观唯心论，都是自身否定自己的，无论是什么“怀疑主义”，“相对主义”，“不可知论”，都经不起这样一问：“你说没有客观真理，或说真理是不可知的，你自己的话是否客观真理呢？如果是的，你又怎样会知道的呢”？
说胡适是主观唯心论者，也许胡适自己不肯承认，我们再引他自己一段话来作证明，他曾说：
“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工夫的。……”（同上，一○六页）
这就是说没有客观的“实在”，“实在”是人们“创造”的，而且可以不断的“改造”，要改成怎样就怎样：这不是主观唯心论是什么！唯心论的“实验主义”者根本否认客观现实规律，这种思想充分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希望。垄断资产阶级最害怕客观现实的社会发展规律，最害怕无产阶级抬头和自己本阶级的灭亡，所以说：“‘现实’是一切哲学术语之中最危险的”（杜威的话）。他们宣称：“客观现实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不会灭亡的。垄断资产阶级只须努力“改造”，客观现实就会像“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这种思想给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打了一针强心针，使他们能够更残酷的镇压无产阶级，所以胡适说“实验主义”的人生观：“也不是悲观的厌世主义，也不是乐观的乐天主义，乃是一种创造的‘淑世主义’”（同上，一○七页）。换句话说：实验主义不是消极的退避和不闻不问，而是积极的镇压，。所以“英美的实验主义者久已自命为战斗的世界主义者”。胡适说：“世界的拯拔不是不可能的”（同上），胡适所谓的“世界”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其实这种“淑世主义”之中已经充满了“悲观”音调——垂死的垄断资产阶级和买办们的哀鸣。胡适介绍詹姆士的话说：
“我吗？我是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同上，一○九页）
我们看：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这样无赖地力疾声嘶的呼叫！胡适说：“这便是他（詹姆士——笔者）的宗教”。这真是他们的宗教了。胡适又引杜威的话说：
“我们人手里的大问题，是：怎样对付外面的变迁才可使这些变迁朝着能于我们将来的活动有益的一个方向走，……生活的活动必须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必须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必须使无害的势力变成帮助我们的势力”。（同上，一一三页）
这种主义就是美帝和他的走狗们现在正在奉行的主义。但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实验主义”者：社会的变迁是决不会朝着你们“有益的一个方向走”的！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同时他又信仰并宣传易卜生的个人主义，他引易卜生的话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文存卷四，三二页）。这种个人主义正与“实验主义”相结合，因为“实验主义”正是教人只计较对于自己个人有用没有用，而不问客观真理的是非。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胡适文选自序）。个人自由主义本是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而胡适的宣传这种主义，则更有他最恶毒的用意，便是替美帝瓦解中国民族的团结，破坏中国民族求祖国自由解放的信心。否则“实验主义”大师席勒明明说过：“社会进步道路上最重大的障碍物，就是自由观念”。为什么胡适偏要宣传“自由观念”呢？
二、从“实验主义”出发的政治理论
从“实验主义”出发，胡适的政治理论表面上是前后不很一致的。
据胡适自己说：他“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文存二集卷三，七八页）。当他留美回国后，起初“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同上，七九页），到一九一九年，他“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同上），他觉得那时“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上），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同上），他就提出他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同上）。这篇文章的要义是：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文存卷二，一四八——一四九页）“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同上，一五二页）
其实，胡适所要禁止谈的“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别的主义，所以说：“是很危险的。”试问胡适：“实验主义”不也是一种“主义”吗？不也是“外来进口的主义”吗？为什么胡适要大谈而特谈呢？是否胡适也“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呢？胡适的真意乃是：谈“实验主义”是有“用处”的，是没有“危险”的，即对美帝和他的走狗说来，是有“用处”的没有“危险”的；而谈马克思主义，却对美帝和他的走狗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很危险的”，这就是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在政治上的应用。现在还有人在说：“谈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顶用”，这类的人就是在想做胡适的应声虫。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就被李大钊先生驳得体无完肤，他的强辩完全失败了，于是他就只好“等候”。但是他“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他“大失望”，他觉得：“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文存二集卷三，八○页），他“实在忍不住了”，又“出来谈政治”，他自己说：他的“谈政治只是实行”他的“实验主义”（同上，八一页）。他说：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才是真进化。”（同上，八一——八二页）
因为“根本的解决”，就是取消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所以“实验主义者”决不能承认。只有“一点一滴”的改良，不至于损害到剥削制度的基础，却可以欺骗被剥削的阶级，缓和阶级斗争，延长剥削制度的寿命，所以那是“实验主义”者所能承认的。
根据“不承认根本的解决”，“只承认那一点一滴的”改良的“实验主义”原则，所以胡适在军阀割据时代，不赞成统一而主张“联省自治”，他说：
“自从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的历史确然呈现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这二千年历史的教训是：中国太大了，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所以中央的统治力一衰，全国立刻‘分’了；直到大家打的筋疲力尽，都厌乱了，然后又‘合’起来……”（同上，九○页）
因为当时割据地方的军阀，实际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许多代理人与一个代理人，在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看来，没有多大的分别。美帝的买办胡适希望通过“聊省自治”的方式，使中国变成美帝独霸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在前面发表了他的歪曲的“历史”理论，在篇末又透露出他的真意说：
“况且稍研究联邦国家的人，也应该知道联邦制并不必建筑在经济状况及语言宗教不同的理由上面。美国不是一个例吗？”（同上，九七页）
这就是要叫中国变成“美国式”的国家，使中国变成美帝独霸的殖民地。胡适摆着“历史家”的架子，根据“历史”来说明中国“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他自命为“历史家”，其实完全不懂历史。古代埃及史也表现出一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势”，而古代埃及的国境实在只有沿尼罗河的一条狭长境地，只相当于现代欧洲的一个小国，据胡适说，中国因为“太大了”，所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不适于单一制的政治组织”，那么，古代埃及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又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又古代两河流域的分合历史也与埃及相类似，古代两河流域的范围也不大，为什么也是这样“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其实奴隶主国家和封建国家都是不牢固的，因为各地方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所以或分或合，全看历史的条件而定。
胡适的政治理论，完全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这在胡适的著述里，证据多到不可枚举，例如他说：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已有一种很明显的变迁了。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的故事，我们应该总还记得，外人所以捧袁，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同上，一○七页）
这真是胡买办的妙论！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是有目共见的，虽是小孩子也知道。而胡买办竟说：“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事实粉碎了胡买办的胡说：当北伐大革命进行到长江流域时，美日英法诸帝国主义是怎样支援军阀，阻挠中国的统一；又怎样勾结蒋介石叛变革命：这些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总还记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帝的侵略中国，破坏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我们应该总还记得”。胜利以后，美帝的挑动中国内战，援助蒋匪帮，屠杀中国人民，“我们应该总还记得”。这还是以后的事情。在胡适说这话以前，各帝国主义的支持军阀，指挥内战，也是绝对不能抹煞的史实。就以胡买办所举“外人捧袁世凯的故事”来说罢，“我们应该总还记得”：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允许支持袁世凯做皇帝，这难道也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吗？这种妙论，亏胡买办说得出！至于胡买办所说帝国主义者的“短见”，是说帝国主义者选择袁世凯这个对象选错了，袁世凯已失去当帝国主义者侵略工具的“效用”，帝国主义者应当选择更有“效用”的对象，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当北伐大革命的时期，革命势力逐渐高涨，胡适在思想学术界的声望，早已一落千丈，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大师”地位起见，胡适发表了些貌似进步的言论，以蒙混思想学术界。例如他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了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于是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与运动不断地发生。……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但资本集中的制度使劳工有大组织的可能，社会主义的宣传与阶级的自觉又使劳工觉悟团结的必要，于是几十年之中有组织的劳动阶级遂成了社会上最有势力的分子。十年以来，工党领袖可以执掌世界强国的政权，同盟总罢工可以屈伏最有势力的政府，俄国的劳农阶级竟作了全国的专政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的大运动现在还正在进行的时期。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了。……”（文存三集卷一，一七——一八页）
读者们千万不可被他的这种假进步的言论所迷惑（他的这段文章还包含着许多错误，请读者检阅原文），这也只是他的“实验主义”的应用。他说这种话是有“效用”的目的的。不信，且看他本文的主旨是什么：
“这里正是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一边（指东方——笔者）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指西方——笔者）是继续不断的寻求真理。”（同上，一○页）
他的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叫人承认“东方”不及“西方”，即是要叫人承认：东方民族“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反过来，西方民族自然是“勤勉长进的民族”了。从这个理论出发，自然可以引导出东方民族应受西方民族统治的结论。而他所认为“标准”的“西方民族”就是美国人（实际上是指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所谓“美国人每人有三十个机械奴隶，中国人每人只有一个机械奴隶”（同上，四二页），所以：我们中国人“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文选自序）：连身体都不如人了，我们这民族还有生存的权利吗？所以胡适的总结论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四八四页）。
此外胡适在那时又曾称赞过苏联，例如他说：“此间（指苏联——笔者）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c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文存三集卷一，七四——七五页）。“我在莫斯科三天，觉得那里的人有一种Seriousness of purpcse，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馆’，看那一八九○——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运动，真使我们愧死”（同上，七八页）。胡适所以说这些话，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亲眼看见了苏联的建设，不能完全抹煞眼前的事实，只得勉强承认。第二是借此装“进步”，以挽回他已失的地位，亦即“实验主义”的“效用”观念的应用。看他同时又说：“认真说来，我是主张‘那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为简单说来，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同上，八五页）。这才是胡适真意思的透露（所谓“认真说来”）。“自由的社会主义”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已在盛行着的欺骗人民的改良主义。胡适的内心何尝有一丝一毫的改变，他不过面子上说些假“进步”的话，用蜜糖做引子，实际上仍是一服苦药。
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势力暂时转入低潮，胡适的说话立刻又变了，他在“我们走那条路”那篇文章里说：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只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论学近著第一集，四四一——四四二页）
请大家看看：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仇敌，都不应在铲除打倒之列。中国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不是仇敌，那么当时的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呢？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
在这时，胡适的反动，已经非常露骨，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中说：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
这不但是乱说，而且是伪造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生物进化论以前的学说吗？现在一个中学生也知道这是笑话。胡适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就是黑格尔的哲学，然后把马克思主义推到达尔文主义以前去：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有意作伪和诬蔑！只有陈独秀才会希望“实验主义”与辩证法唯物史观“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只有胡适才会说辩证地唯物史观“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
从这时起，胡适就越来越反动，从批评国民党到大捧国民党，变成蒋介石的御用校长，甚至一度做了蒋匪帮的驻美大使。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胡适的政治思想经过几次变动，前后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实际上却是一贯的，因为都是从为美帝服务的“实验主义”出发的！
三、从“实验主义”出发的文学改良论
关于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和他的政治理论，在中国现在已基本无人相信。但胡适的文学理论和“考据”的历史学，现在对它存着幻想的人似乎还有，所以本文的重点本应放在这两方面的批判。然而他这两方面的“学术”都是从“实验主义”基本观点和政治立场出发的，为要弄清楚胡适思想学术的真实意义，又必须完全弄清楚他的政治立场，所以本文不得不把相当多的篇幅来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和他的政治理论。上面两节既已大体作了这种批判，现在就应转入重点，先批判胡适的文学理论。
胡适常常很自负地称道他的“文学革命”的事业，解放前许多人也这样称许他。其实胡适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的改良，他第一篇发表的“新”的文学理论便是“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自己说：
“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存二集卷二，一五五——一五六页）
胡适自己明白承认他“不配作革命的事业”，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陈胜吴广乃是陈独秀和钱玄同。但胡适所说他“不配作革命的事业”的原因是“历史癖太深”，却并非事实。胡适那里有什么“历史癖”，他所有的只是买办癖。他的买办哲学“实验主义”（从他的主子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才是使他“不配作革命的事业”的重大因素。“实验主义”只承认一点一滴的改良，“实验主义”者怎配谈革命！又胡适所谓“历史进化”也只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而已。我们且一看他所谓“很和平的”“文学改良刍议”：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文存卷一，七——八页）
照这八条做去，充其量只能做到比梁启超“新民体”文言文再通俗一些的文言文，怎能做出真正的白话文来呢？这连“改良”都不够资格，至多只能说是“一点一滴”的小改革。
后来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提出比较激烈的“文学革命论”，才逼得胡适不得不比较“激烈”起来，在他的第二篇文学理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他才说：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钞袭；其完全钞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至于今日之文学与今后之文学究竟当为何物，则全系于吾辈之眼光识力与笔力，而非一二人所能逆料也。”
“愚以深信此理，故又以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然此但是一个假设之前提，在文学史上，虽已有许多证据，如上所云，而今后之文学之果出于此与否，则犹有待于今后文学家之实地证明。……”（同上，四五——四六页）
到这时他才正式揭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一个口号。但他仍怕这个口号太“革命”了，赶快拉回来说：“此但是一个假设之前提”，他还不敢断定“今后之文学之果出于此与否”，他还要“有待于今后文学家之实地证明”。换句话说：他认为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是没有的，或不可知的，所以虽然“已有许多证据”，尚待“实地证明”。所谓“实地证明”就是“实验主义”的“实验”，“实验”其有“用”与否，如果旧势力压力太大，白话文暂时不得发展，而致威胁他的地位，证明“文学革命”于他“无用”时，他就会根据“实验主义”的精神，否认“文学革命”或“文学改良”是“真理”。
到他发表第三篇文学理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时，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他觉得他的“实验”已经收到了“效用”了，可以“证明”是“真理”了，于是他就用白话文来写这第三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同上，七一——七二页）
胡适这才敢正式“文学革命”起来，据说他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同上，七三页）。他说：
“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同上，七四页）
他以为这时候的“文学革命”已不需要“破坏”而只需要“建设”了，所以他说：“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同上，七一页）。他的这种理论实在是一种怕斗争的表示。事实上直到解放前夜，逼近“文学革命”基地之一上海的某学院所出的入学国文试题还有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论”。你说旧派文学“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还说新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哩。其实“旧派文学”之所以不倒，完全是封建势力存在的缘故。所谓“旧派文学”本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封建势力不肃清，“旧派文学”怎能肃清呢？胡适是唯心论者，自然不会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文学革命论”，不论是“建设”或“破坏”，都是没有多大的价值的。试看解放之后，“旧派文学”就立刻被肃清，白话文才完全战胜文言文，足见反“旧派文学”与反封建制度分拆不开。胡适一面谈“文学革命”，一面与封建势力妥协，他的“文学革命”怎会有效呢？
胡适自己说他做白话诗比较早，据说他在美洲时已“尝试”做白话诗了，他说：
“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方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文存二集卷二，一五九页）。
胡适的白话诗是极其浅薄无聊的，早有定论。但他自名他的“新诗”集为“尝试集”，“尝试”也就是“实验主义”的“实验”，他的“尝试集自序”，曾提到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他说：“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文存卷一，二七二页）。他又说：
“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的态度”。（同上，二七八页）
他的“尝试”和“实验”“证明”他的白话诗对于提高他个人的地位发生作用不大，于是他就渐渐不做白话诗了，可是白话的势力却是一天大似一天，所以他还不敢否认白话诗的“真理”。
总而言之：五四时代所谓“文学革命”，本是时代的产物。当五四运动前后，新的社会势力兴起，反封建已成为时代的任务，这时候的文人比较顺应潮流的，都想从事于“新文化”的创造。胡适代表买办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在资产阶级阵营中充当一个打手。资产阶级在这时不能不反对封建的旧文化，旧文学是旧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所以首先被反对到。胡适本着他的“实验主义”的精神，用“尝试”和“改良”的方法，争取“文学革命”领袖的地位。他的企图虽不曾完全成功，却被他骗到一个“文学革命家”的头衔。现在分析起来，他那里配谈文学革命，他所做的只是一些枝枝节节的“尝试”和“改良”，因此他的“白话文”和“白话诗”都是不彻底的。胡适自己说得很清楚：
“这些文学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胡适文选自序）
这段话里，除了“进化论”三字还有问题外，可说是不打自招的供状！
四、从“实验主义”出发的“考据”历史学
旧的“文学革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近三十年来，有些人也只承认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承认胡适后来还有什么文学成绩。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幻想的，乃是胡适天天在大吹大擂的所谓“考据”的“历史学”。有些人认为：胡适天不对，地不对，他的“考据”总是对的，总是有价值的，这其实正是上了胡适的大当。胡适何尝是在真的“讲考据”，他实际是在宣传他的“实验主义”，而宣传“实验主义”的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极明显的证据：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胡适文选自序）。
请大家看看他做“考据”文字的目的罢，这是“为考据而考据”吗？胡适的“学术思想”的真相，在这段文字里表露得最为清楚明白。总而言之：他的“考据”文字只是“实验主义”思想方法的几个实例，他企图通过这些实例，把“实验主义”的毒素种到青年的头脑中去，变成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防身的本领”。不从他的基本哲学观念去观察，就很容易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例如他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表面上看来好像没有毛病，但研究了他的“实验主义”基本观念之后，就知道他所谓“事实”并非真正的事实，他所谓“真理”就是于他有“用”的东西。根据虚伪的“事实”构造虚伪的“真理”，就是他所谓“科学精神”。又如他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表面上看来也好像没有毛病，但看他根据“实验主义”写的“历史”著作，成见是极深的；往往只凭感情说话，不合事实，证据不充分或者并非真正的证据（举例见下）。坚持成见，凭感情用事，非事实，无证据，就是他所谓“科学态度”。至于他的“科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是出于“实验主义”的，所谓“假设”就是树立主观成见，所谓“求证”，只是罗织＠①炼（举例也见下），这样的方法只可称为穿凿附会的玄学方法，那有一点科学的气息！他说“不可武断”，其实他就是最爱武断的人。他叫人不要“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他自己就被杜威“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被杜威“牵着鼻子走”，就算得“好汉”吗？他说他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其实他正想牵着全中国青年的鼻子走向美帝奴隶的死路！
胡适的“历史”著作，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通史类，一类是考据类。在旧史学界，第一类著作是不受人重视的，而且胡适这一类的作品，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也的确太肤浅了，所以除在初出版时，尚有些人推重外，过了一些时候，便不大听见有人提及它们了。胡适最能迷惑人的，是第二类著作——“考据”论文。在胡适的“考据”论文中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考据，如“红楼梦考证”，“水浒传考证”，“醒世姻缘传考证”等，这类考据文字思想性还不很显著，他作这类文字的主要用意，是在引导人脱离现实，专钻牛角尖，以减少知识分子对于政治所起的“危险”作用。这类“考据”因为他的方法错误也往往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据胡适自己说：“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胡适文选自序）（笔者案：并未“证实”），但这真是“白首可期，杀青无日”。他提倡这种“考证”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我们再看胡适自己的话：
“德国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谱里（英译本页一八九）曾说，他每遇着国家政治上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所以拿破仑的兵威逼迫德国最厉害的时期里，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国的文物。又当利俾瑟之战的那一天，葛德正关着门，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声’。”
“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文存三集卷九，一一五二——一一五三页）
这就是胡适提倡钻牛角尖的“考据”的真意。他希望青年在国难当头时，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不要“跟着人家乱跑乱喊”，“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钻牛角尖以“救出你自己”，变成对于帝国主义“有用的东西”。他教青年“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扰乱”：这是“更难更可贵的任务”。这个“任务”也就是美帝交给胡适的任务啊！
除了上述一类的“考据”外，胡适也还有其他的“考据”文章（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井田辨”，“王莽”，“说儒”等文），是无一不荒谬的。如胡适最自鸣得意的“井田辨”（文存卷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井田辨的结论是：
“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孟子自己并未曾说得明白，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其实都是演述孟子的，不可用来证孟子。”
^其实“井田”就是农村公社，是世界古代史上普遍存在的制度，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更不是孟子所能“凭空虚造出来的”。孟子所以说不明白，是因为到孟子时代，古代的原始农村公社早已崩溃了，虽然它的残余痕迹还存在，但其制度的真相，已不是那时人所能弄得清楚的了。比较可信的春秋史料左传上说：
“井衍沃”。（襄公二十五年）
“子产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襄公三十年）
左传的著作时代是不会在孟子之后的。胡适抹杀这两条原始证据，竟说井田“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如非有意胡说，便是不学无术（胡适的不学无术读者只须阅读他的“再论王莽”一文——见文存三集卷七，便可知道，他连王莽的六管均有所本，都不知道，其历史知识的贫乏，真足令人骇怪）。胡适说：“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古代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因为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这几句话才是他真实的意思，胡适著“井田辨”的真正目的只在证明“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篇“司马迁替商人辨护”（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的妙文，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说过这样荒唐的话：
“在那干涉的调均论最流行的时代，董仲舒的朋友司马迁独唱一种替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
“这几句简单的话，使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发达是由于汉帝国初其的开放政策。”
“这是很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
“这种自然主义的放任政策是资本主义初发达时代的政治哲学……但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产生贫富大不均平的现象，董生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种现象也自然要引起社会改革家的注意与抗议，故干涉的政策，均贫富的理想，均田限田的计划，都一一的起来。”
我们知道：欧美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把资本主义说成有史以来就有的制度，所以他们把希腊、罗马都说成“资本主义社会”，把当时改良的运动说成“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企图把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归之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使人害怕共产主义。现在胡适把“汉帝国”“考据”成“资本主义社会”，把王莽“考据”成“社会主义者”（见文存二集卷一“王莽”），使人们因憎恶王莽而憎恶社会主义；这是他这篇文章的主要宗旨。所以他说：“后世儒者尽管骂王莽，而对于社会经济，却大都是王莽的信徒”。他把司马迁的学说说成“替资本制度辩护的理论”，接着称赞之为：“在中国史上最是不可多得的”。其用意的明显，可说无以复加了。又胡适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曾写过一篇“我们走那条路”（亦见论学近著第一集），文中曾引过托匪的理论说：“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现在胡适的“考据”一翻他过去“中国没有资产阶级”的话，反与托匪的“理论”若合符节，胡适竟做了托匪的应声虫。这是因为胡适与托匪都是美帝的走狗，在为美帝服务一点上，他们是共鸣的。
此外胡适“考据”的妙论还很多，（如认为屈原并无其人），为节省篇幅计，恕我不再多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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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说：胡适一切思想学术，都以“实验主义”为出发点，“实验主义”是帝国主义者最反动的哲学，已成定论。我们只有严肃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思想学术，以铲除它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残余影响！
最后，尚须附带说一说：有人把“实验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论混为一谈，这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的笑话。关于这话，苏联学者已有很清楚的分析：
“实验主义者时时刻刻说起实践、行动、实际效果，以此来检验真伪。列宁发现有些马赫主义者主张以实践为判断直伪的准绳，列宁指出‘这个准绳可以解释为主观的意义，也可以解释为客观的意义’。（见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七八页）
列宁说：“在唯物论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我们的表象对应于我们感觉的事物的客观本性”。（见同上书第一二七页）
我们的理论思想，假说的成功，证明它们忠实反映现实，因之，帮助人去掌握现实，而且利用发现了的自然界法则，使自然界替人类服务。
实验主义者则把实践仅仅看做人类主动性的表现，而不理会这主动性所朝向的物质对象。
所以，实践行动的结果，实验主义者仅仅从主观方面估量，即仅仅视之为所求目的之实现，为个人成功之到达。
列宁说：“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就是我在实践上所需要的一切”。（见同上书同页）
实验主义者奸狡地使用唯物论的辞语，歪曲其意义，抛弃唯一合乎科学的实践观、认识观、真伪观，而代之以其他的‘意义’。按这种‘意义’说来，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实践、认识、真伪可言的。”（密里维尔著邱椿译：实验主义——帝国主义反动哲学，五八——六○页）
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彻底铲除“实验主义”者混乱真伪是非的种种谬论，各种科学研究才有展开的可能！
一九五四、二、十三、改定。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假去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