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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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最近杨宽先生写了一篇从新估定中国用铁时代的论文，他主张西周时代已经应用铁器，他用这个说法来证明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史分期的看法是和杨先生不同的，但是我很赞同他所说的西周已经用铁的说法。自然，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是有利于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的。然而我们知道：有没有铁器，并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主要分野，因为奴隶社会也可以使用铁器。所以我赞同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与我本人对于中国古史分期的说法，并不相冲突。固然我也承认：西周已有铁器的说法，是替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的说法解除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正同范文澜先生不否认东周奴隶数量巨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样，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的承认西周已有铁器。不但西周已有铁器，我还要进一步主张殷代已有铁器。
西周已有铁器，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多大疑问的，这几乎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结论。杨先生文中所举的证据和理由已相当充足，我在这里不必重复叙述。至于我所主张的殷代可能已有铁器的说法（我一年前就已主张这个说法了），自然更容易使人怀疑，但我这个假设，也是有相当的理由的，现在说明如下：
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一样，要说明中国古代的铁器发展史，也必须先从世界古代的铁器发展史下手。这是辩证的方法，只有使用这种辩证的方法，才能解决历史上的问题。
我们知道：从开始用铁到铁器时代，是要经过很长的一个时期的，恩格斯曾明确地指示我们说：
“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要柔软些，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灭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张仲实订正译本一五六页）
具体的历史完全证明恩格斯指示的正确。我们先看世界史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国家埃及的用铁历史。埃及远在旧王国时代（前三○○○——二四○○年），已经有了最原始的铁器，这是各国史学家都承认的事实。埃及在这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入青铜器时代呢（埃及进入正式的青铜器时代，是在中王国时期）！苏联阿夫基耶夫教授古代东方史说：
“早在极古的时代，人们便知道使用陨铁和对它进行加工的技术，但在（埃及——笔者）古代王国（即“旧王国”——笔者）时期，很少有人使用这种金属。可是在第五至第六王朝（旧王国的最后两朝——笔者）的金字塔宗教经文中，我们却发现关于下面一种情况的许许多多特殊的概念，即空卢和太阳神的宝座，都是用铁做成的。显而易见，陨铁在当时被认为是具有特别高的质量的珍贵金属，它还可能具有甚至是特别的宗教魔法力量。考古学上的发现物，完全证实了有关下列一点的一个假设，即早在古代王国时期，古代埃及人便已经知道铁了”。（王以铸译本二○九页）
铁和铁器在埃及虽然至迟到前三千年代已经出现，但是直到前二千年代后半期的“帝国”时代，铁器的应用还不普遍，在第十八王朝国王吐坍哈门（前十四世纪）的坟墓里，一共只发现了几件铁器。要到前一千年以后，铁器才在埃及被普遍应用，出土的铁器才比较多起来。到这时候，埃及方正式进入了铁器时代。
在两河流域，至迟到前三千年代的中期，也已有了铁器，这种铁器自然也多是陨铁制成的。考古发掘曾在古乌尔城（两河流域最早居民之一苏美尔人所建的一座最古城市）的一个坟墓里，发现一把用陨铁制造的小斧。同时在苏美尔时代后期的文献中，也已出现了“铁匠”。可是到了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约当前十九世纪——前十六世纪），铁器还很少见，根据文献的研究：那时铁的价格还值银的八分之一，可见那时的铁仍是珍贵的金属，铁器自然不能普遍应用。至少要到前一千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才进入铁器时代。至于两河流域的北部亚述一带，进入铁器时代较早，大约在前十三世纪以后，已逐渐进入铁器时代，到前一千年代初期，亚述已大量使用铁器了。
小亚细亚一带进入铁器时代是更早的，因为这一地区富有铁矿。在小亚细亚东部一带建国的赫梯人，被称为最早普遍应用铁器者。前二千年代初期的赫梯，还在建国过程之中，根据考古的发现，他们的文献中已有铁器的记载。他们建国后所订立的法典中，也有铁制工具的记述。大约在前一四○○年左右，赫梯人已高度发展了冶铁技术。约到前一二○○年左右，铁已可能完全代替青铜了。大体到前二千年代的末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叙利亚、巴力斯坦等地方。
欧洲人的用铁要比较迟些，他们的冶铁技术是由亚洲方面输入的，但在前一千年左右，欧洲的先进地区也已逐渐进入铁器时代了。这是古代西方奴隶制进入古典阶段的前提。
根据比较清楚的各国铁器发展史来看，一般说：从开始用铁到铁器时代，大约要经过一千年到两千年的光景。为什么铁和铜几乎是同时发现的东西，而普遍应用铁器要比普遍应用铜器晚得多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铜和铁的熔点不同上，人类最初所知道的几种主要金属，其熔点如下：
银960.5° 金1063° 红铜1083° 生铁1150° 钢铁1400°——1500° 熟铁1500°（青铜的熔点则高于红铜，次于生铁。笔者案：此说尚有问题）。
在这里面，金和银的熔点最低，但金银的矿苗太少，并且它们的性能不适宜制作工具和武器，所以古代人只用它来作装饰品。除此以外，则以红铜的熔点最低，熟铁的熔点最高，如果人类在控制高度火力的能力方面必然是由低向高发展的话，那么人类只能最早使用红铜，而最后才使用熟铁”（雷海宗编南开大学交流讲义世界上古史一三五——一三六页）。“如上所述，人类要想普遍使用铁器，则必须首先解决铁矿的熔点火力问题，同时不但要能解决生铁的熔点火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解决熟铁的熔点火力问题，因为生铁非常脆，很容易折断，只能作一些较粗笨的器物，其用途远不如青铜广泛，而其熔点却比青铜高。人类能用铁器来代替青铜器，则是能够大量制造熟铁工具以后的事”（同上一三七页）。
在历史上还不能确定开始用铁时代的文明国家，是中国和印度。根据考古发掘，印度至少在前三千年代已有青铜，但什么时候开始用铁，还是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吠陀经中已有铁的记载，但吠陀经的著作年代，就是有争论的，有些史学家认为是前二千年代的作品，但根据比较正确的考证，最早的吠陀经大概是前一千年代前半期的作品，而曾经后来人的改窜。现在所有的证据，还不能确断印度在什么时候开始用铁。根据铁器发展史规律说，与一般史学家看法相近，我也暂时假定印度开始用铁是在前二千年代。至于印度正式铁器时代的开始，大概要到前一千年代前半期，印度正式铁器时代的开始，似乎比中国早不了多少。
在中国殷代和西周时代，无论在考古发掘上，或文献记载上都没有用铁的明显证据。假使从唯“证据”论出发，我们自然只能断定铁器是从春秋时代才开始有的了，然而主张春秋时开始有铁的说法，有两个困难，很难解释：第一个困难是诗经秦风里已经把黑色的马叫做“铁”（或作“附图”），可见铁在当时已经是常见的东西了。秦风这篇的时代最晚不能过春秋中期，很可能是东周初年的作品，照这样说，春秋时才开始有铁的说法，是颇有困难的。第二个困难是左传中记载晋国在春秋末叶已经用铁铸造刑鼎，这说明当时的冶铁技术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而且战国时代，大冶铁业已经兴起，如果说中国到春秋时才开始有铁，对于这些事实，是很难解释的。退一步说：中国的铁器时代从战国时期开始，如上所说，从开始用铁到铁器时代，至少要经过一千年，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假定殷代已经开始用铁了。
如果承认诗经秦风和左传史记等记载是可靠的，而又主张中国开始用铁在春秋时代，那么只有假定中国的冶铁技术是从外国输入的。但是这样的假定，没有正面的证据而只有反面的证据。因为把冶铁技术输入中国的，最可能只有两处地方：一是西部亚洲，它可以通过中亚把铁输入中国。第二是印度，它可以通过印度支那和南部中国把铁输入中国的北部先进地区。可是我们知道：一直到汉代初期，在现在两广越南一带建国的南越，还需要从汉帝国输入铁器。汉书西域传说：从大宛以西到安息，还不知铸铁器，他们的用铁铸兵器，还是汉人教导他们的。可见从中亚和南中国输入铁器到“中原”这个假定，是很难成立的！中国的冶铁技术，应当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那么中国的开始用铁时代，就不可能是春秋，而应当至迟是殷、周时代了。自然，中国的铁器时代，至早不能过春秋中叶，但我们应该知道：开始用铁和铁器时代完全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可是中国的农具开始用铁制造，则可能是在西周时代，因为诗经中保留的西周时代作品所记载的农具，如“钱”、“ｂó＠②”等字都从“金”，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历史上，用青铜制作的农具是很少的，所以西周时代既有金属的农具，则这种农具用铁制造的可能性要比用铜制造的可能性大得多。如果我们承认西周时代已用铁制造农具，按照铁器发展规律来说，至少殷代就应该有铁了。
在这里，我们且先引一段雷海宗先生的话来作补充说明：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发展的步骤，是从木石工具到铜工具，再到铁工具。但如就农具讲，则是从木石农具到铁农具。基本上没有一个铜农具的阶段：红铜农具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的，因红铜既贵，又不够坚利，在个别铜矿较多的地方，虽或有用青铜制作的农具，但这种农具的量极少，而且都是很小的。故历史上所谓的‘铜器时代’，特别是‘青铜器时代’，在铜的使用上，首先是兵器，其次是用在为生产铜所必需的工具和其他为手工业所需要的工具上，再次则是用在专为统治阶级享受用的器皿上。”（同前书一三九页）
这段话大体是对的！从此可知：西周的金属农具用铁制造的可能性很大。我们知道：一直到春秋时代，铜还是很名贵的金属，而且多出在南方（中国北方少铜矿），诗经鲁颂上说：“大赂南金”（铜）。左传上记载春秋中期时，郑国的国君有一次去朝见楚王，楚王赐给他一些铜，过些时候，楚王懊悔了，就和郑君订立誓约说：“无以铸兵”（器），郑国就把这些铜铸了“三钟”。中原的郑国连铸“三钟”的铜，还要楚国来“赐”，楚国给了郑国铸“三钟”的铜，就惊慌起来，怕他用这一点点铜来制兵器，对楚国不利：这可见当时铜的稀少，因此说西周时用铜制造农具，是很可疑的，可是西周时候的诗中，确有从金的“钱”“ｂó＠②”“ｚｈì＠③”等农具，这不说成铁器，颇有困难。我们知道：铁制的工具是比铁制的武器要早出现：西方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点，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证明这点。例如前十四世纪时，赫梯人已经广泛用铁制造工具了，但要到一二○○年以后，铁武器才普遍于各地。中国在战国时代，从考古发掘和文献上看来，农具已普遍用铁制造（这是比西周春秋进步之处，所以到这时公社几乎完全瓦解了），但一般兵器还是用青铜制的；铁武器的广泛应用，要到汉代。这是因为当时冶铁技术还未达到最高峰，这时的铁，其锋利性还不如青铜，这时的铁工具虽然比木石工具已经精良得多，但比起青铜器来，还是不如的，所以早期的铁器，只是被人当作比青铜器便宜的代用品而已。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必骇怪战国时武器还大多用青铜制造，而西周时已有铁农具的事实。从此可知：研究历史上的问题，不但需要广泛的历史知识，还需要其它科学的知识，否则就会闹笑话的。
我们说殷代已经有铁，但殷代的铁器使用，一定还不如西周，根据考古上的研究，殷代的农具大概还都是木石制的。但西周的农具，则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经用铁制造。关于西周已有铁制生产工具的一点，有名的阿夫基耶夫教授早已指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大概是郭沫若先生）：
“在古代中国，始于公元前十二世纪时，铁被知道了。虽则在当时还不可能说铁已有了怎样的流行。但若干中国的历史学者，以为可以这样假定：铁早已被应用为制造那些特别锐利的良好的犁（覃耜）……”（东北师范大学译印“古代东方与古代中国”三四页）
说前十二世纪时铁才被中国人知道，我个人觉得还嫌稍迟些，但这个说法，已比另一位苏联学者尼科尔斯基所说：铁在中国的出现，要到前五百年左右的话（见原始社会史庞龙译本一○七页），要正确多了。
说西周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又主张那时还没有铁，是有困难的。其实主张西周已入封建社会的人尽有充分理由可以主张：西周时不但有铁，而且已用铁制造生产工具，似乎不必绕弯子，说什么区别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主要关键，不在生产力的变化，而只在剥削方法的变换。因为这样的说法，是会遭遇到难以答复的驳难的。如果要说西周已入封建社会，就必须承认西周的生产力比殷代进步才行。只有这样，才能说得圆通，否则必然会发生困难的。例如雷海宗先生主张“到西周时代，中国已确入了封建社会”（同前书一九页），但他却不敢说西周时已有铁制生产工具，他却想出一种特别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他说：
“只有当铜器出现后，社会生产力才能提高到使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了剩余生产物，从而提供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条件，故而它是原始社会转向奴隶社会的关键。
至于铁器的使用，就今日所知，它在世界上任何地区，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还未能发生与铜的使用相等的作用，即使社会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同前书一三九——一四○页）
雷先生的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恩格斯明确地指示我们说：
“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只有铁才可以作到……”。（同前书同前译本一五五页）
“铁已经为人类服务，这是在历史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当中的最后者（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和最重要者”。（同上一五六页）
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来说：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是从铁矿的熔炼开始的（见同上书二五页）。只有古代东方的先进地区，奴隶社会才提前成熟，有些东方国家的奴隶社会，甚至在金石并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可以把铜器的出现作为划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分界线的说法，只有在古代东方先进国家的历史上才能应用；把铁器的初步发展作为封建社会出现的前提，也只有在古代东方某些文明国家的历史上才能这样说。雷先生是明了铁器发展的规律的，他曾明白地说：
“由上述铁器使用的规律来看，中国也一定和其他地区一样，很早就知道用铁了”。（同前书一三九页）
他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敢大胆地说西周已有铁器呢？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思想方法论的问题了。我们知道过去旧考据家们受了胡适“小心求证”的毒素，往往是把硬证据看得比科学规律重要得多的，他们宁可不管科学规律，而只讲硬证据，这样一种思想方法，是形式逻辑的，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不能无限止地使用，无限止地使用形式逻辑，也就是使考据包办一切，那就变成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了。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就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的“考据学”，他动不动叫人“拿证据来”，他的所谓“证据”，实际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可靠的证据。例如他在“红楼梦考证”里说：
“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响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这就是他的唯“证据”论的“考据”方法。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性和社会性，而把红楼梦说成只是曹雪芹的自传；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井田制，否定了古代有均产的时代；他用这种“考据”方法，否定了屈原有其人。他又把这种“考据”方法传给古史辨派，使古史辨派否定了一切原始传说，否定了原始社会。古史辨派认为周书和诗经里已有禹，所以说禹是西周时才产生的；论语中有了尧舜，所以说尧舜是春秋时才产生的；战国诸子才提到黄帝，所以说黄帝是战国时才产生的。这就是胡适的唯“证据”论的“考据”方法的典型应用。现在许多考据家看见左传里开始提到铁器，就认为铁器是春秋时才有的，这是不是古史辨派的方法呢？这是不是胡适的实验主义的“考据”方法呢？
我们与胡适争辩脂砚斋是否就是曹雪芹，所争的并不只是脂砚斋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论的论争。同样的，我们与考据家们争论铁器是否春秋时代才有的问题，也并不是单纯的争论中国铁器出现时代的问题，而也是一个思想方法论的论争。只有通过这种具体的例子，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正确的，才能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旧考据学的错误。同时这也是对自己思想方法上的改造，因为我个人就是中胡适的毒最深的人！
本文只是札记，在引文等方面多凭记忆，恐有出入，因付印在即，容将来再核对原书。
一九五五、一、四、附记。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②原字为钅加傅右
＠③原字为钅加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