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5
【总期号】33
【页码】33
【正文】
本文的写作目的：（一）只是说明胡适的考据方法本身彻头彻尾地反科学性；至于胡适提倡并卖弄考据的阴险的政治企图，及其流毒的影响，已经有许多同志加以严正的批判，本文不再申论。（二）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考据方法上的思想界限：一方面对于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胡适的反科学的考据方法，再加以摧毁；一方面提出代表工人阶级思想的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是唯物辩证的运用过程。但本人的认识水平不高，不免有错误之处，希望读者多予指正！
（一）
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及活动，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共见，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唾弃。但是旧知识分子，连我在内，在已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思想上受胡适毒液的浸蚀，直到今天还未消除净尽。俞平伯先生正是一个典型代表。并且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现代青年，对于祖国的新文化建设，实有极大的危害。因而在党的领导下，对于红楼梦展开讨论；对于俞平伯先生展开批评；对于胡适展开批判；对于资产阶级观点方法的反动性，通过具体问题，再予以大力的揭露与摧毁；对于工人阶级观点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科学性，通过具体问题，再予以阐扬而增显其光辉；对于含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具体问题，予以深刻的教育。这是一个富有革命意义，富有改造意义，思想上的消毒运动，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收获很大的。以我个人而论，在这个运动中，对于思想界限的认识，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尤其对于古典文学的认识，已经有所提高。虽然提高的程度，受着个人水平的局限；但我思想上的渣滓，眼睛上的蒙翳，已经消除一些，将来在教学工作上，在研究工作上，可能减少一些错误。这是使人兴奋的一个伟大运动！
（二）
我现在谈一谈胡适的考据方法。胡适的考据方法主要内容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并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沾沾自喜地说“这就是科学方法”。骤然从表面上观察，很像是“科学方法”，因此在旧社会里引起许多学者的迷惑、信服、欣赏和盲徒。然而如果把他的考据方法和他的考据结果，结合着加以分析，就立刻发现他的考据方法是违反科学法则的，是具有魔术意味的。他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不过是狗肉摊上挂羊头，砒霜丸上抹糖衣而已。
我们首先要扼要地指出，胡适的考据方法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一、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其全部过程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过程；而胡适的考据方法，其全部过程是运用一套唯心论的全部过程。二、因为如此，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是“客观的假设，全面的求证”；而胡适的考据方法，本质是“主观的假设，片面的求证”。三、因为如此，所以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是能够发现历史事实，获致正确的结论；而胡适的考据方法，最容易歪曲历史事实，造成错误的结论。现在把胡适的考据方法分析一下：
第一、胡适的“大胆假设”，本质是反科学的。我们并不反对假设，因为假设在历史研究工作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其它科学研究也往往要假设）但是据我个人的体会，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是有客观根据的。面临一个历史问题，通过假设，寻求解决，是必要的手段。然而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历史事实的具体情况、发展过程、矛盾现象等等，结合时代环境，做个初步的考察，找出问题的最大或较大的可能性；根据这种可能性，提出假设。这种假设是根据部分历史事实的假设，是客观唯物的假设，是合理的假设，可以说在假设的时候，已经掌握着一部分证据，然后进行求证。这种假设，态度极其慎重，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大胆”。而胡适却高唱其“大胆假设”，假设而出于“大胆”，那末根据薄弱，也要假设，没有根据，也要假设，只凭个人的主观想像而提出假设。这种假设直是“异想天开”、“信口雌黄”而已。其次据我个人的体会，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假设的本身，就抱着辩证观点，就是认为自己的假设，可能是正确，也可能是错误。个人胸中，毫无成见，只是尽心竭力，寻求证据，研究自己的假设是否历史事实。这种态度，也是极其慎重，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大胆”。而胡适的假设，是出于大胆，既然出于大胆，就必然相信自己的假设是正确、是历史事实，因而假设就变成主观成见了。由此可见，胡适的“大胆的假设”，是由主观想像而发展为主观成见，都是违反科学法则，陷入唯心论的泥淖。所以我们说胡适的考据方法，第一步是“主观的假设”。
第二、胡适的“小心求证”，本质也是反科学的。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求证是一个主要手段，小心是一种严重态度，如果把“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孤立地观察，“小心求证”是合乎科学的。然而假设和求证，是一种工作的两个阶段，彼此统一的，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永远不可分割的。合乎科学方法的求证，是由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而来，是为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服务。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既然是根据客观唯物的部分证据，那末合乎科学方法的求证，只是寻求客观唯物的全面证据。合乎科学方法的假设，既然是掌握着辩证观点，那末合乎科学方法的求证，就也是掌握着辩证观点，寻求矛盾两方面的证据，重视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也重视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这样对于史料加以全面的考察，所得的结论，符合于假设，才是正确的结论；（如果以后发现新史料，也可能被推翻）不符合于假设，也许得出其它的正确的结论；即使得不到结论，而这种劳动还是有价值的。胡适的“小心求证”，是由他的“大胆假设”而来，是为他的“大胆假设”服务。他的“大胆假设”，既然出于他个人的主观想像主观成见，那末他的“小心求证”，只是要证明他的主观想像主观成见而已。他在假设的时候，既然没有辩证观点，那末在他求证的时候，对于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由于思想上受着主观的支配，抓得较紧；但从他的考据成果来看，也只去观察史料的表面，而不去追究史料的内容；只去罗列史料的现象，而不去透视史料的本质；只要求在史料上具有感性的认识，不要求在史料上具有理性的认识；只有粗心大意，说不到“小心”。因此他所得的正面证据，还是错误百出。他对于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由于受主观的支配，由于“心不在焉”，因而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求证”，只是寻求假设的正面证据。假设的反面证据，不是他求证的对象，不属于他求证的范围，根本就置之不理。他的考据是为了盗窃他的个人名誉和地位，是为了施展他的反动的政治阴谋。他证明他的“大胆假设”，是要使读者“大吃一惊”，说“胡适真棒！”因而做他的尾巴。所以在他的求证过程中，偶然看到反面的证据，也要有意的加以掩蔽，或武断地予以否认。由此可见，胡适的求证，是只要表面不要里面，只要正面不要反面，只要片面不要全面，所以我们说胡适的考据方法第二步是“片面的求证”。
第三、胡适所谓“尊重事实，尊重证据”，本质也是反科学的，而且是骗人的口号。这八个字的考据原则，决不可孤立地去理解。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也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而是具有它的客观性与全面性。胡适的考据方法，也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而是具有它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把胡适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和他的“主观假设，片面求证”，联系起来，这八个字的反科学性，就马上“现出原形”了。试问胡适所尊重的事实是哪些？无疑地是可以肯定他的假设的一些事实，至于可以否定他的假设的一些事实，他就不但不尊重，而且瞪眼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或者不予承认了。试问他所尊重的证据是哪些？无疑地是可以肯定他的假设的一些证据，至于可以否定他的假设的一些证据，他就不但不尊重，而且瞪眼看不见，或者假装看不见，或者不予承认了。那末，胡适只是尊重片面的事实，尊重片面的证据；而对于这片面事实和证据，又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未进入理性认识阶段。总之胡适对于客观事实和证据，是从个人的主观成见出发，而加以摆布，可以说是玩弄事实、玩弄证据。事实和证据到胡适手里，就成为他表演考据魔术的工具了。我们如果孤立地看“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真如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金字招牌。在旧社会里，在封建主义的思想领域中，在资本主义的思想领域中，很少有人能够认识他“货假价虚，童叟尽欺”的本质，对他赞扬，向他学习，是毫不足怪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对胡适的考据方法，提出二十四个字的总批判——“主观假设，片面求证，只会大胆，没有小心，玩弄事实，玩弄证据，”真是彻头彻尾的反科学。
下面举几个具体例子来证明胡适的考据方法的反科学性。
（三）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集中地表现出他的反动的唯心的哲学观点，在这里不去批判；其中有关考据的文字，错误百出，在这里也不能枚举。我们先举他讲周易的一条。胡适说：“周易是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二四页六九页）又说：“六十四条卦象传，三百八十四条爻象传。”（见同书六九页）这是胡适对于周易的叙述，并不是考据。这个叙述是可笑的属于周易常识范围的错误。按周易爻辞和爻象传都是三百八十六条。而胡适竟说“都是三百八十四条”。资产阶级的“学者”，必然替胡适原谅说：“这是个很小的错误，这是一时的疏忽。”但是我们从这个错误当中，透视到胡适的主观的、片面的、形式的、机械的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胡适怎样得出周易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和爻象传的结论呢？他并没有翻开周易数一数爻辞和爻象传。他知道周易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六爻，用六乘六十四，共得三百八十四爻，每爻都有爻辞和爻象传，因而才这样说。抛开书本，单纯地、机械地、从数字上计算，就是他的“科学方法”。可是周易开头两卦，乾卦除“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六条爻辞和爻象传外，还有“用九”一条爻辞和爻象传。坤卦除“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条爻辞和爻象传外，还有“用六”一条爻辞和爻象传。其余六十二卦才都是每卦六条爻辞和爻象传。这种实际情况，摆在周易的头两页，而胡适竟不知道，可见他在写这个数字时，并没有翻一翻周易。我们考察任何问题，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环节。如果胡适稍能重视客观，在当时把周易翻阅一下，甚至只翻阅乾坤两卦，就可以发现乾坤都有七条爻辞和爻象传，就不会说周易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和爻象传了。这充分地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凭主观认识，不根据客观事实。
其次，我们考察客观事物，是从事物的全面出发，不是从事物的片面出发，所以要注意事物的一般性，也要注意事物的特殊性，这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是一般的现象；乾坤两卦独有七爻（乾卦用九坤坤用六在算卦的作用上各等于一爻），是特殊的现象。如果胡适稍有科学头脑，就会有这样思考“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是否有例外呢？”就会去查一查周易本书，就会马上发现乾坤两卦各有七爻，就会通盘数一数周易究竟有多少爻，就会明确认识到六十四卦的一般现象和特殊现象，就会说周易有三百八十六条爻辞和爻象传。而胡适却不懂这种科学方法，只去看客观事物的一般性，不管客观事物的特殊性，这就充分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去注意片面，不去注意全面。
总之，胡适计算周易爻辞及爻象传的数目，只是单纯地、机械地、从数字上计算，不从周易本书出发；只看见每卦六爻的一般现象，没有看见乾坤七爻的特殊现象。我们从这点透视到胡适考察任何问题，都是从主观出发，从片面认识。那末，他的考据方法，必是这样，他的假设，也必是出于主观，他的求证，也必是偏于片面。我们就是没有接触他的考据文章，也可以断言的。
（四）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曾根据诗经来讲周代的社会情况。由于他对于周代社会的本质，没有正确认识；对于诗经的文字内容，没有彻底明白；又由于他观察问题，只凭主观，只看片面；因而他的途述，东拉西扯，乱列现象，弄得一塌胡涂。我们也举一个例子。
胡适说：“周代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他并不是同情百姓）接着引用诗经一些文句做证。其中最荒谬的是引用王风谷有＠①篇末章：“中谷有＠①，叹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见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三六页）来说明“百姓流离失所痛苦不堪”的情况。这几句诗，从字面上观察，好像是说那回事。不大熟悉诗经的读者，可能相信他引用的恰当。但是这首诗原有三章，如果把三章都看一遍，就发现他的错误了。我们把全诗抄来看一看：
“中谷有＠①，叹其干矣。有女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中谷有＠①，叹其修矣。有女仳离，条其啸矣，条其啸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①，叹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这首诗是很容易理解的。诗中的“有女”，因为“遇人之不淑”而“仳离”，因为仳离而“叹”、而“啸”、而“泣”。它是反映在封建枷锁下的妇女，被丈夫遗弃的惨痛事实，毫无疑问。她的“流离失所痛苦不堪”，是剥夺妇女社会地位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这种现象，在封建社会里，无论在战争时期，在太平时期，都时时有的，处处有的。可以引用此诗来说明周代以至整个封建社会，妇女受压迫被遗弃、婚姻演成悲剧、生活没有保障的痛苦。而胡适引用此诗来说明周代长期战争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的严重错误。（在个别情况下，丈夫遗弃妻子，战争可能是一个因素，但这首诗却没有表现出来。）
这样容易理解的一首诗，为什么胡适会弄错呢？有下列四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他的主观要求是引用诗经来说明周代长期战争的影响。他只从主观要求出发，而不从客观事物考察，因而他的思想只贯注到他所需要的诗句，眼睛只注视他所需要的诗句，至于每篇诗的整个内容，根本不去想，不去看，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要客观事物的一点，不管客观事物的全面。我们称它做“用管窥天”的考察方法。
第二种可能，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本是一本“急就章”，他在著述的时候，对于祖国哲学史料，并没有深入研究，大部分是临时翻阅一下。他写这一段时，只把诗经粗心大意地乱翻一遍，随便抄下他所需要的诗句，至于每篇诗的整个内容，简直地不加理会，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考察问题，只凭借“大胆”地不怕错，不依靠“小心”地不弄错，我们称它做“走马观花”的考察方法。
第三种可能，他写这一段时，根本没有去翻阅诗经，只是在某种书里看到这么几句，因而把它抄下来。这首诗前两章讲的什么？全篇内容是什么？“有女”的“仳离啜泣”是因为什么？他都没有看到，也不去追求，只在这几句的字面上去理解，所以造成这个错误。这种抛弃原始资料，展转抄袭，说明胡适运用史料是采取“移花接木”的粗暴手段。
第四种可能，他写这一段时，曾经细读过这篇诗，理解了它的全篇内容，知道它是抒写妇女被丈夫遗弃的痛苦，但是他为了充实自己的理论，为了夸示自己的博学，有意地阉割它的末章，而抹杀它的前两章，有意地隐藏它的全篇内容，因而造成这个错误。这就说明胡适运用史料是采取“指鹿为马”的欺骗手段。
胡适所以造成这个错误，出不了以上四种可能。这四种可能都是反科学的，都是属于唯心论的范畴，都是资产阶级所喜欢用的办法。
胡适的这一条并不是考据，可是我们从这里可以透视到胡适的考据方法，为了证明他的主观假设，在求证过程中，会运用多样办法来对待史料，或者“用管窥天”，或者“走马观花”，或者“移花接木”，或者“指鹿为马”，让客观史料受他的主观摆弄，这就是玩弄事实，玩弄证据了。
（五）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给韩非子一书下了一段考证。他的假设是“韩非子五十五篇，十分之中仅有一二分可靠，即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诸篇。”他只举了两个证据。接着又提四个假设，他根据那两个证据，和那四个假设否定了四十八篇。（见三六五页）事实恰好和胡适的考证相反，韩非子仅有十分之一二不是韩非所作。
他的第一个证据是“初见秦乃是张仪说秦王的话，见战国策。”胡适对这个证据是很得意的，大有“发现天上一颗恒星”的骄傲情绪。所以他在他的书里，几次提到。（又见一○页、一三页、一七六页）初见秦篇诚然不是韩非的作品，但胡适一口咬定是张仪所作，也是大错。这个错误充分说明他的考据方法的反科学性。
初见秦篇在韩非子中是韩非所作，在战国中是张仪所作，这是一个矛盾现象。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考察它的可能性，然后考察哪个可能是历史事实。这篇作者的可能性有三个，一、是张仪所作，二、是韩非所作，三、是另外一人所作。究竟哪个是历史事实呢？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实际出发，即是必须从初见秦篇的内容，张仪韩非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去考察，据史记秦本纪六国表，张仪死于公元前三○九年，初见秦里讲到几件史实，一、乐毅破齐，在张仪死后二十六年，二、白起取郢，在张仪死后三十二年，三、华下之战，在张仪死后三十七年，四、长平之战，在张仪死后五十年，五、邯郸之战，在张仪死后五十三年，六、穰侯相秦，在张仪死后九年至四十三年之间。由此可见，此篇决不是张仪所作了。那末是否韩非所作呢？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表，韩非到秦国去在秦始皇十四年，而初见秦篇有十个“大王”字样。“大王”是作者称当时在位的秦王，称他所上书的那个秦王，毫无疑问。这个“大王”是谁呢？据初见秦篇是发动“华下”“长平”“邯郸”三次战争的秦王。这三次战争都是秦昭王时事，那末，初见秦篇的“大王”是秦昭王，初见秦作者是上书给秦昭王，不是给秦始皇。由此可见，初见秦篇也决不是韩非所作了。（这一点我在前些年研究韩非子时也没看出）三个可能，我们根据客观证据否定了两个，所以我们的结论是韩非子初见秦篇既不是张仪所作，也不是韩非所作，而是当时另外一人所作，其人为谁，我们没有根据论定，有人说是蔡泽所作，就近于猜迷了。（关于初见秦作者问题，请参考伪书通考。）
为什么胡适硬一口咬定初见秦是张仪所作呢？是由于他存着“韩非子仅有十分之一二可靠”的主观成见，因而提出他的主观假设，因而进行他的片面求证。他的片面求证，只是为了要证明他的主观假设。他的思想正在需要正面的证据，他的眼睛正在寻找正面的证据，他在求证过程中，看见了战国策里这一篇开头是“张仪说秦王曰”一句，恰好符合他的要求，当然是“惊喜若狂”“如获至宝”；对于战国策所记，不再怀疑；对于初见秦的内
而且战国策的错安排，早已有人揭发了，战国策鲍彪注已经说过这一篇“所说皆张仪死后事。”我敢断言胡适当日没有看过这本书。张文虎舒艺宝随笔也曾举出这篇中几个故事的年代来证明不是张仪所作。我也敢断言胡适当日没有看过这本书。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已经把张文虎的说法收在里面，这是当时最流行的极普通的一种读本，难道胡适都未看过吗？我想他是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主观，过于相信自己的假设，过于相信自己的片面考证，过于相信自己的表面观察，因而对于韩非子集解不肯细读，这是何等的懒惰、庸浅、粗暴、荒谬！
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可以看出胡适考据方法的几点特征：一、假设真是大胆，求证并不小心。二、假设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成见，不是根据客观事物。三、求得他所需要的证据，也只看它的片面，而不看它的全面，只看它的表面，而不看它的内容。只看它的头一句，而不看它的下文，只停留在感性认识，而不进入理性认识。这些特征都是资产阶级唯心论者的研究方法的具体表现。
我把胡适的这段考证再往下看看，他的第二个证据是“有度篇说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时，六国都不曾亡。”这个证据，虽然未错，但也只能证明仅仅这一篇不是韩非所作。
他接着又提出四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虽是司马迁所举的篇名，但是司马迁的话是不很靠得住的。”胡适这段话，否定了韩非子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等篇、同时也否定了史记韩非传。按史记韩非传：“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并把说难全篇抄下。司马迁的史记，固然有些错误，但怎见得这些话就不可靠呢？胡适并没有拿出证据。史记这段记载，乃否定胡适假设的反面证据，值得进一步考察。而胡适却绝对相信“韩非子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的主观成见，不肯面对这种反面证据，而去考虑自己的假设是否错误；却大胆地武断地粗暴狂妄地一脚把史记踢开，一笔把史记抹杀。由此可见，胡适的考据，不仅不去求反面证据，不仅看不见反面证据，不仅假装看不见反面证据，而且遇到章明较著不能掩藏的反面证据，为了坚持主观假设，而任意加以否认。他高唱“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是尊重吗？这不是“玩弄事实，玩弄证据”吗？我们还要指出胡适这两个否定，本是两个没有证据的假设，而胡适拿来当证据用。
胡适又提出的第二个假设是“大概解老、喻老诸篇（诸字下得阴险，下同）另是一人所作。”第三个假设是“主道、扬榷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第四个假设是“外储说左上似乎还有一部分可取，其余更不可深信了。”关于这些，胡适也并没有拿出证据，本都是没有证据的假设，而胡适拿来当证据用。
综合来看，胡适说“韩非子有十分之一二可靠”是一个总假设。他说“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靠不住”是一条个别假设。他说“解老、喻老诸篇另是一人所作，”又是一条个别假设。他说：“主道、杨榷诸篇又另是一派法家所作，”又是一条个别假设。他说“其余的更不可深信，”又是一条个别假设。胡适拿四条个别假设当证据，来证明他的总假设，让个别假设给总假设服务，而且在“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靠不住”的假设下，又提出“史记韩非传靠不住”一条假设，用后者证明前者，让后者给前者服务。请看！他用个别假设来证明总假设，又用其它假设来证明个别假设，假设之中又有假设，假设之中又有假设，这种方法我给它送个“徽号”叫做“连环假设”的考据方法。我们从这里又看到胡适的考据方法的两个特征：一、他遇到极显明反面证据就武断的加以否认。二、他会用其他的假设来证明他的中心假设，这真是到达唯心论的顶点，反科学的最高峰了。
总之，胡适的这段考证，假设是“韩非子五十五篇有十分之一二可靠。”但只证明初见秦有度两篇不是韩非所作，而且他说“初见秦是张仪所作”又是个大错。当然用他的反科学的考据方法，不会获得正确的结论，是可以断言的。
（六）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主要结论是“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这个结论的错误，已经有好多同志加以正确而深刻的批判。我现在只从考据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明这篇考证的反科学性。这个结论当然是通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获得的。我们观览这篇考证，就知道他的假设出于主观，他的求证偏于片面，因为他所要的只是可以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至于足以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他一概抛弃。他所求到的正面证据，也少得可怜，而且不足以证明他的结论。他只有五个证据，一、红楼梦开场白有“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等语。二、红楼梦开场白有“莫如我石头所记，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等语。三、红楼梦等十六回有凤姐赵嬷嬷谈论皇帝“南巡”，贾家四次“接驾”的一大段，而清康熙“南巡”六次，曹寅正是“接驾”四次。四、红楼梦第二回叙荣国府的世次和曹雪芹家的世次有某些相像的地方。五、红楼梦的贾家是由盛而衰，曹家也是这样；贾宝玉由富而贫，曹雪芹也是这样。胡适有了这五个证据，就武断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后来发现了脂砚斋本，从评语中又得几条零碎证据，（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姑略不引。首先我们觉得胡适把红楼梦的开场白，把一个小说的开场白，看做真实记录，是何等荒谬！反过来看，开场白有“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等语，”胡适为什么不根据这些话说红楼梦的初稿不是曹雪芹所作呢？其次胡适所举一切证据，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红楼梦里夹杂着一些曹雪芹个人及其家庭的故事和情况。而胡适竟拿来证明“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又是何等荒谬！所有证据，只能证明曹雪芹以他熟悉的人物为基础，塑造一些人物形象；以他自家的故事为基础，反映一些社会生活；至于超出曹家人物故事以外的，就难于估计了。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传记。因为如此，红楼梦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而不是自然主义的杰作。而胡适竟认为“红楼梦是自然主义的杰作”，又是何等荒谬！所有证据，只能证明红楼梦有些成分是写曹家芹的个人与家庭，而胡适拿来证红楼梦的全部是写曹雪芹的个人与家庭。这种考据方法，还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意味吗？合于科学方法的考据，在假设及求证的时候，都掌握着辩证观点，既要寻求可以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也要寻求可以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而胡适考证红楼梦，千方百计地寻求正面证据，如找四松堂集、找脂砚斋本，都煞费力气，可是反面的证据，明明白白地摆在红楼梦里，各本都有，他却不拿它们做证据看待，让我们举几条吧！
一、红楼梦里写元春做皇帝妃子，异常明确而详细，占了不少篇幅，有省亲别墅才有大观园。胡适说：“我曾考清朝的后妃，深信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没有姓曹的妃子，大概贾元春是虚构的人物。”（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又说“曹妃本无其人，省亲也无其事，大观园也不过是雪芹的秦淮残梦的一境而已。”（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贾元春及其故事的有无，我们且不管它，但胡适既然认为是出于虚构，那末这正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流谬说法，胡适把这一项提出来了，但是不做反面的证据而提出，乃是无意中提出，一经提出，就形成他考据上的矛盾，他既然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又不得不说“红楼梦某些部分是虚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多么响呀！
二、据江南通志，（胡适红楼梦考证引）及曹俯隋赫德奏摺，（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引）康熙五十一年，曹寅死于江宁织造任上。五十二年，曹ｙóｎｇ＠②继任。五十四年，曹ｙóｎｇ＠②死，曹俯继任。雍正六年，曹俯去职，家被抄，曹ｙóｎｇ＠②没有儿子，死的时候，他的妻马氏正怀着孕。胡适说“红楼梦中的贾政就是曹俯”。（见红楼梦考证）曹寅只有曹ｙóｎｇ＠②曹俯两个儿子，依照胡适的考据方法，贾赦就是曹ｙóｎｇ＠②，邢夫人就是马氏，曹琏就是曹ｙóｎｇ＠②的“遗腹孤”了。我们不去这样论断，而却从这里发现一件事实，即是红楼梦中关于贾赦及其故事，（见第十四、十六、十八、二十四、四十六、六十四、七十九等回）都是曹雪芹所虚构。据敦诚四松堂集挽曹雪芹诗，（胡适红楼梦考证引）红楼梦脂砚斋本批语，（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引）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左右，死于乾隆二十七年。曹雪芹下生的时候，曹ｙóｎｇ＠②已经死去。如果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宝玉那会有这样一个伯父！贾赦病了，宝玉去问候。宝玉病了，贾赦去“觅僧寻道”。贾赦要娶鸳鸯做小老婆，凤姐替刑夫人出主意。写得那么活现，明明是和宝玉凤姐生在同时的，那末只有曹ｙóｎｇ＠②枯骨还魂，才有可能了。由此可见，关于贾赦及其故事都是曹雪芹所虚构了。这也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荒谬说法。关于曹ｙóｎｇ＠②死在曹雪芹下生以前的资料，胡适写红楼梦考证等文时，还没有看到，因而我们在这一点上，不批判他参考疏漏，而只是根据这个反面证据，来说明他仅凭几个不尽可靠的正面证据，来肯定他的主观假设，是何等的反科学！
三、红楼梦第十六回“贾琏道：‘当今（指当时的皇帝）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道，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弃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竟大开方便之恩，又下旨意说，……椒房贵戚……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幸其私第。……’”这也是曹雪芹虚构的一段话，做为贾元春回家省亲的来由。考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无所谓“太上皇”，只有乾隆晚年让位于嘉庆，才称太上皇。乾隆在位六十年。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七年，看不见嘉庆初年的“太上皇”。而且红楼梦在乾隆时代已有抄本和印本。脂砚斋第一种本，是乾隆十九年（甲戌）抄的，第二种本是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抄的。程伟元第一种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印的，第二种本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印的，据闻这些本子，都有这段话。（俞平伯先生曾写信告我脂砚斋本有这段话）那末，“太上皇”三字不是嘉庆初年人所加，而是曹雪芹原作所有的了。那末，这段话是曹雪芹虚构的了。这也是胡适所作结论的反面证据，足以推翻“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荒谬说法。胡适不会看不见，然而在他的考证中，却绝不提出。
这类例子并不止此。（如第二十五回，马道婆用魇魔法使宝玉凤姐同时发疯更是显著）我们从上述三个例子，看出胡适的考据方法，只是要符合他个人主观假设的正面证据，而不要违反他个人主观假设的反面证据，十分明显是反科学的，假设出于主观，求证偏于片面的考据方法。
（七）
以上四个具体实例，充分说明了胡适的考据方法是极端反科学的。
总之，合乎科学的考据方法，其全部过程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全部过程，处处掌握着唯物辩证的观点，因而它是客观的假设，全面的求证，既然寻求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而也寻求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因而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胡适的考据方法与此相反，其全部过程是运用一套唯心论的全部过程，他的假设是以主观想像主观成见为源泉，他的求证是为主观想像主观成见而服务，他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质是“主观的假设，片面的求证”，只去寻求肯定假设的正面证据，而不要甚至歪曲抹杀否定假设的反面证据，假设十分大胆，求证并不小心，而且玩弄事实，玩弄证据，因而常常得到错误的结论。他说“周易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和爻象传”，他说“诗经中谷有＠①末章是在周代长期战争影响下，悲伤离别的诗歌，”他说“韩非子仅有十分之一二可靠”，他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固然都足以证明胡适的考据方法乃至思想方法的彻头彻尾的反科学性，即是他的其它考据文章，如“诸子之学不出于王官论”“读楚辞”“井田辨”等等，都是一个模型所制出的甚至含有毒素的劣货。这种考据方法，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学者”所提倡的实验哲学的反动本质。这和胡适的反动政治立场，帝国主义买办身份分不开的。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推
＠②原字为禺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