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号】195505
【总期号】33
【页码】38
【正文】
一 引言
胡适的学问是浅薄的，胡适治学问的方法是错误的。但他又经常有意识地把这种错误的方法论伪装起来，夸大地向学界宣传，因而他的这种方法论的错误，就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如何治学的问题，而是他对整个学界的毒害。所以说，胡适的治学方法论是反动的：它起过，并且假如不及时彻底批判、而且对之保持警惕的话，还将继续起着一种反动的作用。
胡适在治学方法论方面的反动性，是跟他在哲学思想方面的反动性、以及政治主张方面的反动性，相一致的。不过，当他宣传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候，他不能不在狡诈之余，露骨地说出几句他自己的真实货色。在学术方面，这种情况就多少有些变异。为了更多地＠①住青年，为了更少地遭到真正有点学问的老辈们的鄙弃，胡适在这一方面不能不多花费一些心机和气力，拼命装做自己并不浅薄，而且仿佛是很有学问、很有根基的样子，来贩卖他那思想方法论的毒药，使人感到他的药仿佛当真是“童叟无欺、少长咸宜”似的。因此，他在这一方面所曾麻醉和毒害到的人，就比较其他方面更多一些。
在今天，我们应该把胡适的学问底子翻开来，把他所经常标榜的考据学方法论和校勘学方法论的内幕拆穿开来，把他掩藏在这些花招里面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意挖掘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来有目共睹。
二 拆穿胡适对水经注“考据工作”的内幕
胡适此人虽还活着，但自从他被中国人民逐出大陆、在美国当一名“白华”的时候起，他已经实际上死亡了。因此，一九三九——一九四八这一时期（即他替国民党政府充当驻美大使和继之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在他的学术活动方面看，已经是“晚年”。一般说，一个人晚年的学问，往往是他自己的代表。胡适在他的“晚年”期，曾经大呼小叫地说他在考据水经注这一部书，那么，我们且来看一看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
水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书，书上写着是汉桑钦撰，但一般人都认为这是一部三国时候人写的书。到北魏时候，郦道元依经作注，把原来相当简陋的内容丰富了，成为一部在研究我国上古和中古河道变迁、地理沿革诸问题上，极有用的书。因此，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研究水经注；相反，假如有人把水经注的研究跟对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明清的一统志等书的研究结合起来，或者假如再有人把这些研究跟历代所修各府州县的志书的研究结合起来，再配合上近代许多地理调查的结果，那么，这种研究的所得，无论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或者对于当前实际的水利设施，将都有很大的供献。但胡适不是这样做，因为假如他这样做，他就要把他自己的目的违背了。
胡适在这一方面的路数，连明末清初人的，也远远够不上。十七世纪的那些学者，身遭亡国之痛，热爱祖国，随而也热爱祖国的山河，因此才苦心调查研究，以求对于故国的恢复能有所稗益。顾炎武盛称水经注一书的价值；黄宗羲且有今水经之作；黄仪按卷绘制地图，以求对祖国水脉的认识，更加明确；刘献廷也曾计划按照他自己南北游历的收获，去好好充实一下水经注，可惜未竟而卒。胡适则不然。他是以不爱祖国、而热爱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著名的，他当然不会像明末那些爱国的大老们那样做。他忖量的结果，还是从清朝乾、嘉时期的路数下手，因为那时候的学界，在满清贵族统治者的羁糜和迫害之下，脱离实际而纸上谈兵的风气，和孤立观察事物的形而上学风气，已经在发育和孳长着了，这在胡适看来，是大为有机可乘的。
清朝乾、嘉、道、咸时候的学人，是怎样地对待水经注的呢？他们是把作为中国地理沿革学典籍之一的水经注研究工作，缩小为对水经注的版本与字句的校勘工作。他们这样做犹以为未足，再等而下之，把这一研究工作再缩小并转化为对于戴震（东原）、赵一清（东潜）、全祖望（谢山）诸家水经注校本的检查工作，看他们是否互相抄袭过，看是谁抄袭过谁。这样，争论和研究的对象，不仅脱离了沿革地理学，不仅脱离了水经注的实质内容和意义，而且也脱离了校勘学的范围。这种“每况愈下”的搞法，连梁启超都感到不耐烦了，他说，“以吾观之，地理不经实测，总是纸上空谈。清儒并力治水经注，适以表现清代地学内容之贫乏而已。”(1)（引文内重点符号是我加的，——俪。）在梁启超看来是贫乏的事情，在胡适看来却是津津有味的，于是他全副武装地从这个缺口里打进来了。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七日，胡适自纽约写了一封不到三千字的信，给在昆明的他的朋友雷海宗、田培林等，向他们夸赞自己治水经注的成绩，并且企图通过他们对当时全国的学界发生影响。在这封信里，胡适一上来就写道：
“这两年之中，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但写到一个时期，往往被一些小问题牵引去做点小考证，这些小考证往往比写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写通史的工作忘在脑后，用全力去做考证。……往往“废寝忘餐”，夜间做工到天亮！”(2)（引文重点是我加的，以下同此。——俪。）
在这些小考证中，“审查戴东原赵东潜水经注疑案”是最主要的一个，据说足足费了七个月的工夫，但究竟这一“疑案”跟写中国思想通史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胡适则避而不谈了。他继而离开学问的事，替美国大肆吹嘘，说，“美国各大图书馆的中文书籍真多，大家又都热心帮忙，所以我收集了近三十种水经注的版本！这是北京极盛时代也不容易做到的。”这会给人两层印象，第一是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好，第二是把美帝多年来处心积虑盗窃中国文物的罪行，颠倒黑白地说成是美国对文化的爱护和在文化事业上的昌盛。其可憎而下贱，有如此者！吹嘘了半天美国，水经注的事情流落到哪里去了呢？于是胡适猛回过头，把文章对象缩小到薛福成在一八八八——一八八九年（清光绪十四——十五年）刻的全氏七校水经注一书上来，潦草而又虚夸地结束了他的通信：
“丁山兄颇疑此书之伪。……我有全校水经注辨伪一篇，长至四万字，举出十五个铁证，证明此书从头到尾是伪造的。
“证明全校本之伪，是为全谢山洗冤。证明赵书刻本与“库本”确有不同，……是为赵东潜洗冤。证明戴东原决未见全、赵之书，是为东原洗冤。我费了七个月的“笨工夫”，居然能替十八世纪三个大学者洗清五百年的冤枉，总算一件快事！”（引用来源同注二）
证明薛福成刻本水经注是一个宁波秀才王植材蹲在北京顾亭林词堂里伪托全祖望的名字而写成的伪书，这对于水经注的研究和中国地理沿革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了不起的供献？这对于整个中国历史学和文献学，究竟有什么推进？但胡适已经为此而“飘飘然”了；他在昆明的朋友们也并不逊色于他，他们不仅将此潦草通信，当作科学论文在“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上予以刊载，并且还不惜在文前加上了堂堂的按语，说，“考证精详，解决了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在本刊发表。我们好久没有读到适之先生的文章了，想读者一定是欢迎的。”这种编者居然能把不精详硬说成是精详，把不重要硬说成是重要，把不欢迎硬说成是欢迎，其歪曲事实以求逢迎阿谀、并贻害读者的严重程度，已证明其的确不愧是胡适的“朋友”了。
一九四六年，胡适被“调长”北大。他感到在昆明出版的刊物，对全国学界的毒害尚嫌不足，于是扩而大之，一面吩咐他的偻ｌｕó＠②毛子水（准）以北大图书馆长的资格，把北大师生的图书费用去作水经注版本的搜求；另一方面，他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创办了“文史周刊”，利用其中极大的篇幅去为他自己的水经注考据工作做宣传。这时候，胡适在政治上反动得更加露骨了，相应地，在学问上就更贫乏和堕落，于是他就不能不把考据的架子架得更悬空，说什么考据“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相同”，又引用刘向的话，说校勘之事“若怨家相对”，又引用朱熹的话，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3)把考据和校勘的严重性夸说得比天还高，然后在这空架子底下，排比出一点更贫乏和更无意义的材料，如戴震称呼江永曰“先生”凡二十三次，以及水经注引穆天子传“天子浮于荣水”的年份究竟是“甲辰”还是“甲寅”之类，以便偷偷混过读者的眼目。
试问：胡适这样做的目的在哪里呢？当时，天津有一位七十一岁的读者卢慎之就曾写文指出，“曰，爱护乡贤”。(4)这是说戴震是安徽人，胡适也是安徽人，胡适的目的是在为其乡前辈辩诬。其实，这位卢老先生对胡适的估计是过低的，胡适虽然也有浓厚的封建乡土观念，但他鼓吹水经注版本校勘的目的，绝不仅仅在此。他的目的是更深远，更恶毒的。其实，他自己在“文史周刊”的创刊词里，已经全部招供出来了。他说：
“文化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文化史的研究，依我们的愚见，总免不了无数细小问题的解答。高明的思想家尽可以提出各种大假设来做文化史的概括见解。但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只是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文化史的写定，终得倚靠这种一点一滴的努力。
“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但我们颇盼望我们自己能够做到一条方法上的共同戒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5)
这段话的用意，实在是太恶毒了！其恶毒处，在于他把他自己许多反动的中心思想（如同我在引用时以重点所标出的），杂糅在许多似是而非的词句中，兜卖出来，以毒害读者。例如，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注意感性的材料和比较细小的问题呢？自然，也应该的。有些个别对史料采取粗枝大叶的处理方法的人，只是一种幼稚的现象。再例如，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是不是也应该在论证中贯彻形式逻辑里的充足理由律呢？自然，也应该的。极个别的不尊重充足理由律的人，是错误的。因此，假如胡适只是提出应该重视感性材料、应该重视逻辑论证的话，那么谁又去反对他呢？可是胡适所强调的，是要把历史科学的研究，只压缩到最低级和最琐碎的境地，不准许人们从感性基地上做出任何的上升和概括，不准许人们从其中得出任何指导性的原理原则来；假如谁那样做了，胡适等辈便嘲讽地呼之曰“高明的思想家”，呼其原理原则曰“大假设”。假如我们剥开胡适这些语句表层所罩的绅士的外衣，那么就会发现，他骨子里面是说，谁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研究历史，谁就是主观主义，是唯心论，是玄学。凡在蒋统时期，在大学历史系里教过书或读过书的人，想来都还记得，胡适的徒子徒孙曾怎样嚣张地公开辱骂任何带有进步意味的文史书刊和作者（翦伯赞先生和他的“中国史论集”是当时最集中的代表），说什么“他们不是凭着民族良心来研究历史，而是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去研究历史的。”这实在都是他们“胡老师”的嫡派传授，不过绅士气更少些、打手气更多些就是了。
明明是用实验主义的唯心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客观真理的指导和影响，却偏偏打出一面自由主义的招牌，说自己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世界观；明明是不尊重科学论证中的充足理由，而是随时随地企图拿琐节根据来偷换基本论据，却偏偏打出一面“法家”的招牌，说自己如“老吏断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的狡诈与恶毒，就正在这些地方掩藏不住地表露出来了。
三 拆穿胡适所提倡的“校勘学”的内幕
胡适喜欢谈水经注，也喜欢谈校勘学。并且也如他在谈水经注的时候，必要大谈一套考据学方法论一样；在他谈校勘学的时候，也总要贩卖一套校勘学的方法论。
校勘学是文献考证学中的一个分枝，是一个比较冷僻、但却有一定价值的学问。因此，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校勘学；相反，如像对于地下发掘出来的许多纪事竹简，对于像敦煌石窟中所藏的许多书卷，如有人肯去配合历代传刻诸本对它们做一些校勘工作，并且从其中剔罗出一些可供采择的新资料来的话，那么我们是欢迎的。胡适知道自己学问薄而且脆，担不动这样的重任；并且从商人买办的观点看来，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也是绝不肯做的。但胡适又不甘心于一点也不做，因为他又懂得校勘学曾被不少人拿去做过“炫博之道”，即所谓“一字之征，博及万卷”的。于是他便从一些很不吃力而又能借以沽名钓誉的校勘下手。
例如，他做蒲松龄墓表的校勘，就容易得多，只要有人肯冒了风雪替他到淄川去挖土拓碑，他便满可以自鸣得意，不仅蒲松龄“享年八十有六”乃“七十有六”之误，可以解决，并且还替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字历友）多找出一个弟兄张履庆（字视旋）来。对于这个“发现”，胡适非常自负，只在胡适论学近著一书中，就曾在一三六——一三七页处和三九六——三九七页处两次向读者炫示。但是试问：替蒲松龄的朋友张笃庆校勘出一个弟兄来，这对于蒲松龄的生平主要事迹，究竟有多大供献？对于聊斋志异这部书的理解，会有什么推进？难道说，找出一个张履庆字视旋来，其价值也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吗？
但事情还远较此更加严重。只想不费力而又讨好，顶多是一个不老实的问题，而不老实和反动还是大有区别的。在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内容中，不仅仅包括着一个不老实的问题，而且还包括着一个反动的问题：这就严重了。
从方法论上来看，校勘学是初级逻辑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联合使用。例如我们读古书，发现某字在其上下文义方面是不可通、或者不甚可通的时候，就产生了校勘的必要。于是按照我们读若干种其他古书的经验，每当在这样一个字发生了文义上的问题时，它往往是某另一个字的错误。这在逻辑上，便是进行归纳推理，然后反转过来，拿这条小小规律用到眼前这个不甚可通的字上去，把它改为可通的另一字。这在逻辑上，便是进行演绎推理。这样归纳演绎不断联合使用的结果，才能推求出许多新的知识来。自然，归纳和演绎都是初级的逻辑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不能无限制地使用，也不能完全杜绝错误的可能。特别是用到校勘学方面，还必须联系着许多版本、目录、文字、音韵等问题，因此错误的可能性就更加多了。但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呢？是把问题尽可能提到更深广的哲学基础上，以求尽可能祛除这种局限性，并且尽可能杜绝错误的发生呢？还是由于有局限性和错误发生的可能，就把这种不断寻求新知识的推理方法干脆完全抛弃，或者把它压缩到不能推求任何新知识的地步上去呢？在我看来，我们站在人民立场上的文史学工作者，应该走前一条路；而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却在叫大家走后一条路。这就是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反动性之所在了。
现在，我们来举例说明。陈垣先生曾写过一部元典章校补和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这一工作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他在这两部书中使用了归纳的方法，把元典章各种版本中发生的错误加以分类和概括，从其中抽绎出若干条致误之由，并从而对于在异族统治下我国制度、习俗、语言、文字诸方面所发生的新特点，都有所指出。这对于研究元史的后学，是很有帮助的。但胡适却趁了替释例一书作序的机会，大谈其校勘学方法论，颠倒黑白地把陈垣先生书中的真正价值予以忽视或列于不重要的地位，而把元典章元刻本的发现和使用，列为第一等意义的举措；又把陈垣先生自称为“校对法”或“机械法”的校勘方法鼓吹起来，夸说那是“拼得用极笨的死工夫”，说只有那样才是“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6)这就说明，胡适在校勘学方面是教人走两条路，第一，你先去进行对最古版本或原始稿本的搜求，“求之不得”，只好作罢；第二，假如幸而搜求到了，那么也只准许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对，而不准许你在这中间有所推求，无论是从具体事物去推求原理原则，或者根据原理原则去推论具体事物，这都是不准许的，因为那样就不是“极笨的死工夫”，因而也就不是“科学的道路”了。素以“巧笑倩兮”著名的胡适，在这里竟装出一副极为老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样子，这不是很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胡适在这里不是提倡什么老老实实做学问的态度，而是在于杜绝和堵塞任何新思想新知识之可能发生的契机！在这里，他是在反对推理，因为推来推去，自必推出新的东西来，而任何新东西（除去制造杀人武器的新东西以外），在垂死的垄断资本主义看来，都是极为不利的。
再举一点例证。当谈到清朝乾嘉时候的大校勘学家王念孙等人的时候，胡适说：
“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之不足。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7)
胡适在这里，又耍弄他那狡诈的技俩了。他先用什么“过人的天才与功力”、“推理之精者，也往往可以补版本之不足”这些话来敷衍和迷乱读者的耳目，然后把他自己的本意拿了出来，说在校勘学中进行推理只是一种“推敲”（意即“胡猜”），不是“正轨”；“正轨”的方法就是拿最原始的本子来。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适又曾更明确地说：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必须在可能范围之内提出证实。……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的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引用来源同本页(6)）
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研究中，对脂砚斋本作出一些极固执而又牵强的理解和解释，并因而发生许多错误，其根源正是从这里一脉传下来的。我们试问：无论在校勘古籍方面，或者在研究文学遗产方面，强调最初底本和最古传本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回答说，其结果是不断缩小研究的对象，杜绝和堵塞在研究中不断发现新认识的可能，并且拿这种情况作为基地，以使唯心论者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拿他们这样或是那样的主观臆测，去为所欲为。
批判到这里，引起我自己很大的警惕。我过去对于胡适思想的危害性是认识不足的，麻痹的。我过去一直认为，胡适只是一般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并没有什么稀奇。但我过去并未认识到，他之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竟恶毒到连人们借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缘——初级的逻辑方法也在他的杜绝之列了。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垄断资本主义在它自己不可解决的矛盾面前，在它自己不可逃避的垂死命运面前，不拘它尚能装扮出一副如何狰狞的面目，实际上它是“色厉而内荏”，恐惧万端的。它害怕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害怕逻辑推理，害怕演绎法中的大命题会推出不利于他们的结论，也害怕根据事实的归纳又会概括出不利于他们的原理原则。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客观真理又彰彰在人耳目，正因其为客观真理之故，它完全是可以论证的，也就是最容易透入人心的，它最容易为正义的、劳动的人类所接受。这就更增长了垂死阶级的恐惧狂，使他们不能不想出“釜底抽薪”之计，在表面上装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假面孔，在实际上则恶毒而卑鄙地企图截断一切获取新认识和新知识的机缘，把人类文化引向愚昧和混乱。从詹姆士、杜威到胡适，他们的哲学，他们的方法论，其最核心的内容和目的正是如此。我们对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九五五、二月四日至八日，写于青岛。
正文注释：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二四四。
(2)雷海宗、田培林主编：人文科学学报第二期页一——二。
(3)天津大公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文史周刊”第一期：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4)天津大公报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九日“文史周刊”第十五期：胡君适之“考据学责任与方法”书后。
(5)天津大公报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文史周刊”第一期：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6)胡适：胡适论学近著页一四二。
(7)胡适：胡适论学近著页一四一——一四二。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讠加虎
＠②原字为亻加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