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王阁森
【期 号】196403
【总 期 号】94
【页 码】58
【正 文】
一、《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马克思所著《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于1850年1月至11月间， 起初以连载文章的形式刊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95年集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在单行本中附有恩格斯的导言，并由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原有三篇文章外，增添了他与马克思合写的豆适銎溃ㄈ分杏泄胤ü录牟糠肿魑谒恼拢拐獠渴槌晌暾闹鳌?br>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写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经典著作一样，是同当时的革命形势和需要密切联系着的，是同当时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各样的冒牌社会主义思潮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1850年初，当马克思写作本书时，正值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久。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曾积极参加并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而遭到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于1849年被迫离开德国，初侨居法国，尔后流寓伦敦。各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挫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被破坏，革命领导星散，革命精英备受摧残。面对着这种艰难的形势，马克思恩格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最坚决的革命精神，“从失败中学习，因而获得新的力量以准备将来的胜利。”⑵他们规定了这一时期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他们在积极组织革命力量的同时，展开了巨大的理论宣传工作并为此而创办了继承《新莱茵报》的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中把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置于首位，是因为1848年的革命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它“完全证实了新的理论”⑶，又提出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与策略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参加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中心点”⑷，而他们对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法兰西阶级斗争》便是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革命经验加以理论总结的典范。书中根据法国革命经验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术语，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居于重要的地位。
在总结整个1848年革命经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了法国的革命经验。这是因为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具有典型性⑸，其革命的经验教训也无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马克思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方面的两部姊妹作——《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便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在这部书中，马克思初次以唯物史观来说明法国历史上“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标本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⑹，结果既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又以丰富的史实阐发了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阶级斗争和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此外，在这方面使这部书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它提供了以唯物史观研究当前事变的典范。马克思由于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和具有对法国历史的精湛知识，以致在很难避免产生谬误的对于当前事变的研究中，得到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正确结论。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在总结法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综合考察当时法国社会“所有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一系列原理，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部批判的、战斗的著作。书中对于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论调作了深刻的批判，“对马克思以前的那一切喧闹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给了一个致命的打击”⑺，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
二、《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述自1848年至1850年间法国的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贯串全书的一根红线，由于这条线索，才得以在当时复杂的事变中找出规律性，使各种事件的缘由、性质、发展脉络和成败转折的关键得到透彻的阐明。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是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问题的呢？
第一，马克思把法国的政治史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据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阶级斗争重心的转移划分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通过各阶段中各阶级的动态和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把1848年到1851年的法国历史划分成三个时期：二月时期（自1848 年2月24日七月王朝被推翻至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议会时期（自1848年5月4日至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 宪制共和国时期或共和国建成时期或立法议会时期（自1849年5月28日至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这一分期，虽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才加以明确总结⑻，但《法兰西阶级斗争》实际上即已依此叙述了，不过在时间上尚只叙述到1850年末。
在二月时期，以工人为骨干的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进行了反对七月王朝的斗争。当时各阶级之间的矛盾“还隐藏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的外壳下面”，但各阶级在斗争中的目的和态度则迥然不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目的止于争取选举制度上的某种改革，要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以便与金融贵族分享政权，因而在斗争中妥协动摇，临危而退。工人群众则把推翻七月王朝视作推翻资本的统治。只是由于工人群众的坚决行动才争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并迫使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国。但是，资产阶级却篡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并旋即勾结金融贵族反对无产阶级。于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增长，终于导致3 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 马克思称这两次事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资产阶级共和派在这两次事件中曾经调集大军阴谋以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同时还施展了在人民群众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致造谣中伤无产阶级的卑鄙伎俩，因而逐渐夺得了优势。结果在5月4日召开制宪议会之后建立起共和派的独占统治，于是结束了二月的“普遍联欢喜剧”。
在制宪议会时期，共和派的反革命进攻步步进逼，终于迫使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这次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英勇的工人群众在起义中面对着六倍于自己的优势敌军进行了坚持四天之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⑼，但终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告失败。资产阶级伙同小资产阶级分子疯狂地镇压了起义，并在起义者的血泊上建立起“纯粹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专政”。至此，“正直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本质已经暴露无遗。然而，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也经历了一个由胜而败的转折。共和派由于其阶级基础异常薄弱而不能长久制胜，其独占统治迅即由于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总统而被废除。保皇派大资产阶级又改头换面重新执政，由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占优势的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而控制了政权。此后，共和派虽然对波拿巴和秩序党进行了几度斗争，但这只不过是遭受失败后的无力挣扎而已。所以制宪议会时期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得势统治和陷于瓦解的历史。
在立法议会时期，大资产阶级通过秩序党实行国会专政。此时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秩序党之间。因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遭到失败后，就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同大资产阶级较量了。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后，当大资产阶级意识到不再有一个敌对阶级的影子同他们对抗的时候，就开始了统治集团的激烈内争。秩序党内部的两个集团——奥尔良党，合法王朝党——之间争吵不已，波拿巴则同秩序党彼此角逐。但这种斗争毫不改变政权的阶级实质。秩序党的统治实质上是居于大资产阶级首脑地位的金融贵族的统治，而在波拿巴战胜立法议会后，金融贵族则通过富里德内阁重又公开出掌政权了。所以，立法议会时期的历史是小资产阶级失败而金融贵族得胜的历史。
上述过程经过了1848年6月无产阶级的失败，继以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失败等几个急剧的转折，革命的阶级迭遭失败，一个比一个更反动的集团依次掌握政权。所以，马克思指出法国1848年的革命是沿着下降路线进行的⑽。《法兰西阶级斗争》即以这一下降线上的几个重要标志做为各章的标题，来说明前述三个时期的历史。整个这一段历史“包含着各种矛盾情况的最复杂的混合”⑾。但是，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揭示得至今还无人超越过的那样周到的”地步⑿。
第二，把社会上的各个党派视为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表现⒀。
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变化多端的党派斗争。党派的繁多，阶级力量对比的迅速变化又使各党派经常重新组合，加以资产阶级极力以各种谎言掩盖阶级矛盾，此等情形就使人们不易看清各个党派的阶级实质。《法兰西阶级斗争》则揭穿了层层幕布，暴露了各党派的阶级实质。书中指出，七月王朝时期当权的奥尔良党是大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的代表，而在复辟时期当权的合法王朝党（又称正统派）则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集团，即大地主的代表，在1848年6 月起义后，这两个党派合流而成为秩序党。在二月革命后一度独占政权的共和派（又称国民极派，三色旗共和党，立法议会时期堕落成一个名为“宪法之友”的小派系）的阶级基础是中等的工业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曾经尾随共和派的民主派（又称改革极派，1849年后的“新山岳党”）则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尚未组成独立政党，它的各种革命组织在当时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⒁，而冒名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路易·勃朗等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第三，在各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中，在社会经济条件中探求各阶级的特性和阶级斗争结局的根源。
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特点是：金融事业、投机生意、高利贷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债的息金是投机生意的重大对象，“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式增长起来的资本的主要投殖市场”。资本主义的工业虽有重大发展，但其发展水平仍异常低下，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居统治地位，而广大的小生产尤其在农业经济则占有优势。这样的经济条件在二月革命中曾赋予工业资产阶级一定的革命性。然而当群众运动高涨时，他们却临危而退，竭力“以改革避免革命”，而当革命胜利后，他们从头一小时起就背叛工人阶级⒂，倒转身去归附金融贵族，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这样，它在此后同金融贵族的斗争中必然失去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的支持，而注定要失败。
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后者的地位既然异常微弱，前者也就不能获得广大的存在地位。工业无产阶级主要集聚于几个工业中心，而在法国外省各地则“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因此，无产阶级在当时还未处于“全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枢”的地位，尚不能团结广大中间阶层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当时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往往抱着幻想跟随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走，因此，它在1848年革命中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中间地位的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为挽救自己的生存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也必然失败。
同上述各阶级不同，大资产阶级中的金融贵族集团的地位则相当稳固，它是资产阶级的靠山和首脑。它在革命时期虽然几经波折，但终又重掌大权。这种现象所由促成的根源正在于当时的经济条件中。
第四，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说明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的动力。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本身则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法兰西阶级斗争》通过对各阶级的分析充分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书中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在1830年的七月革命中争得了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在1848年的二月革命中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他们又将为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但是，马克思在阐发不间断革命的思想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止于争得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以之为工具把阶级斗争一直进行到完全消灭阶级为止。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这些最重要的思想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都得到了具体的全面的论证。
三、《法兰西阶级斗争》各章的结构和中心问题
第一章“1848年的6月失败”。这一章阐明自1848 年二月革命至六月无产阶级起义这段时期的历史。大体上可分做三部分：
第一部分（1—16段）。 根据七月王朝时期的各阶级状况和七月王朝的内外政策揭露七月王朝的本质。进而说明七月王朝的反动统治是二月革命的原因。其中着重分析了金融贵族的阶级特性。
第二部分（17—66段）。从二月革命后所建立的临时政府和共和国的实质及其政策中说明六月起义的背景和原因。二月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形式上只不过是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实际上则是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因此，它以多少改变的形式继续推行七月王朝时期的反动政策：在“自己活，让别人也活！”的口号下勾结国内外反动派；在信用和赋税制度上，以牺牲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方法收买金融贵族的信任和欢心。资产阶级既已归附金融贵族，工人阶级便成了它的唯一敌人，而它在革命时期对无产阶级所做的让步和所许的诺言，则已成了它的桎梏。所以，“临时政府的全部存在时期都是不断地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先是建立起一支专门镇压无产阶级的军队——别动卫军。然后举办了一些名义上仿照路易·勃朗等人的“人民工厂”，实际上类似贫民收容所的“国民工厂”，从而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并挑起承担赋税重负的农民对于“好吃懒做的工人”的仇视。这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行将来临的搏战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步步进逼，终于迫使无产阶级发动了伟大的六月起义。在这一段落里，马克思着重分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特性和无产阶级在当时处于不成熟状况的根源。
第三部分（67—81段）。说明六月起义及其意义，阐发了贯串全书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的思想。马克思尽管认为六月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但他对工人的英勇斗争给以热情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并援引刊于《新莱茵报》的他所写的《六月起义》⒃一文中的话痛斥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罪恶。最后，依据六月起义的血的教训第一次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这一伟大的革命战斗口号。
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是这一章的中心问题。书中以具体史实说明：1）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指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即只允许无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笔者）”。因此，资产阶级曾经在二月革命中做过无产阶级的消极的同盟者。但是，一旦无产阶级的斗争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时，资产阶级则无所不用其极，“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只有如此，它才显露出它的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性质。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2）因此， 无产阶级的地位“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内获得稍许改善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在1848年革命时期，法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毒害而抱有许多幻想。他们在二月革命中曾把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设想成推翻资本的统治，在二月革命后则幻想同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解放。当时，工人代表曾经提出过“保证劳动权”“成立专门的劳动部”这样一些“实质上琐屑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然而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会实现的。历史事实证明，资产阶级对这些要求多半报以空洞的诺言，把它化为只能在远景中实现的一种模糊的福音，或者把这些要求化为“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庸俗事物。而当法国工人阶级坚持在现实中实现这些要求的时候，其结果则是遭致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六月起义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六月起义者的血并没有白流，它使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散布的幻想象泡沫一般在起义者的血泊里幻灭了。同时，当巴黎的无产阶级“在火中受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画皮便被彻底戳穿了。“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马克思正是根据六月起义的经验教训，教育工人阶级丢掉幻想，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另一本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著作《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第二章“1849年6月13日”。这一章阐述自六月起义失败至翌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失败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1—4段）。说明六月起义失败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共和派的得胜导致制宪议会时期共和派的独占统治。
第二部分（5—37段）。 说明共和派在制宪议会前半期（自六月起义后至1848年12月总统选举）的统治。制宪议会的种种反动措施既打击了无产阶级也损害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于是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起而反抗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共和派则采取了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如马克思所说，当共和派感觉到自己立足稳固时，它马上就把过去的盟友小资产阶级抛弃，而慌忙跑去依靠大资产阶级的双肩支持⒄。这样一来，在各阶级间就形成了一种仿佛势均力敌的局面：无产阶级的斗争暂时失败，共和派完全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大资产阶级在经受二月革命的打击后刚刚抬头尚有所忌惮，广大农民憎恶共和派而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似乎代表了过去革命传统的某个人物身上。这种阶级斗争的情势，就创造了一些条件使得路易·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人物在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马克思对12月10日事件的分析是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具体历史事件的典范，在这一章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三部分（38—67段）。阐述制宪议会后半期（共和国建成时期）的历史。这段时期贯穿着共和派的制宪议会同代表秩序党的巴洛内阁之间的斗争。其根源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利害矛盾。这两者在共和国建立和建成的两个阶段上势必处于不同的地位。工业资产阶级主张共和制，大资产阶级则维护君主立宪制，前者在利用群众斗争建立共和之后必然暂时当权，然而一俟共和确立它便失去群众基础，政权乃逐渐转归势力雄厚的大资产阶级之手。所以制宪议会后半期的历史以“1月29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解散自身的提案），“3月21日事件”（制宪议会通过关于废止结社权的提案），“5月11 日事件”（制宪议会默许了波拿巴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标志了共和派的彻底失败。
第四部分（68—75段）。说明立法议会开幕前后的阶级斗争形势和6月13 日事件。立法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幕。此时阶级力量的对比有了新的变化， 秩序党日益取得优势因而在立法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则联合组成新山岳党。在共和派失败后，新山岳党与秩序党之间的斗争便突出起来，结果导致6月13日事件（新山岳党维护宪法的和平示威运动）。 这个事件既是小资产阶级失败的标志，也是大资产阶级胜利的标志。
这一章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例如，在揭露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时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完满的统治形式”，又如在分析俱乐部（当时多系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据点）的性质时，进一步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特别是在提到宪法中把原有的“劳动权”条款改变成“享受社会救济权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关于社会经济改造的著名公式：“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除此而外如果想依靠资产阶级实现劳动权，那便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恩格斯在“导言”中曾提及这一区别于一切机会主义的公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是，这一章的中心问题则是对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特性的分析。自六月起义后在整个制宪议会存在期间都贯穿着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特性表现得异常突出。而6月13 日事件更是小资产阶级的“典型式纯粹表现”。所以马克思就以这一事件为本章的标题。
法国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由于无产阶级尚不成熟和小生产的广大地位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月革命时，它是革命的动力，是共和派的附属物。在二月革命后，它又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保镖者”和镇压六月起义的帮凶。然而在六月起义后，它却成了共和派和大资产阶级的牺牲品。马克思通过这一过程深刻地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以及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法国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使它在斗争中处于左右摇摆自相矛盾的状态。它想“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所以它拥护共和派的“正值共和国”而反对无产阶级，并且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表现了它的狂热性。但是，它却认识不到，当它拥护共和国时，只不过是捍卫着一个理想的形式，而这个共和国的内容则正是大资产阶级即它的债权人和敌人；当它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正是在反对自己的盟友和真正的群众支柱。小资产阶级既然失去了自己的支柱，加以本身的软弱性，因而在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限于“纯粹理性的范围内”，以宪法条文为据在国会里进行空洞的论争和举行非暴力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结果当然要遭致惨败。
小资产阶级的出路究竟何在？这是马克思从小资产阶级的处境和经历中逻辑地引伸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三章里得到了回答。
第三章“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这一章论述立法议会时期的历史。 大体上可以分作四部分：
第一部分（1—16段）。说明立法议会第一时期（1849年5月28日至6月13 日）的历史，详述了6月13日事件的源尾。 这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是秩序党与新山岳党的斗争。
第二部分（17—27段）。说明立法议会第二时期（6月13日至11月1日）即秩序党独裁时期。秩序党在战胜了新山岳党之后实行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公开显露出隐匿多时的保皇派的面目。
第三部分（28—88段）说明立法议会第三时期（11月1日至1850年3月10日）的历史。当秩序党全权在握时，促使它团结的因素也就消失了，于是秩序党的内争及其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乃日益尖锐化。这种斗争的根源在于大资产阶级的两个不同阶层——金融贵族和大地主之间的利害矛盾。斗争结果，波拿巴获胜，金融贵族的欧普里内阁代替了秩序党的巴洛内阁。此后金融贵族的愈益反动的统治激起了广大的中间阶层的反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度与无产阶级的代表团结起来， 结果在3月10日立法议员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胜利。
第四部分（89—95段）。说明立法议会解体时期的历史（1850年3月10 日以后）。秩序党与波拿巴面对着群众的反抗也再度勾结并以废止普选权的反动措施报复了新山岳党的选举胜利。马克思通过这样的线索阐明了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即金融贵族统治的确立和人民群众反抗的增强。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同时结合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间断的革命”等重要原理。
法国阶级斗争的史实为马克思的工农联盟思想提供了历史根据。在秩序党专政和富里德内阁统治时期， 法国农民的处境在苛税和暴政下日益恶化的事实证明：1）“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制和高利贷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指小块土地占有和个体经济——笔者）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2 ）“欧普里通令”“取缔学校教育法”“取缔自治局长法案”“军令”等等反动法案无不是针对农民阶级的。因此，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同无产阶级一样得不到任何根本的改善。“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终结它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就是说农民必须“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周围”。
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则必须与形形色色冒牌“社会主义”划清界线而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周围。因为其他一切“社会主义”，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抑或是小资产阶级的，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即服从于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那个阶段，逾此阶段则反对革命。二是抹煞阶级斗争。或者直接为了粉饰资本主义而抹煞阶级斗争；或者“幻想借一些细小伎俩和巨大伤感事件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斗争”。同这等“社会主义”根本对立，革命的社会主义“则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自出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一切适应于这些生产关系的社会关系，变革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第四章“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大体上可分作四部分：
第一部分（1—5段）。说明法国经济在1847年危机后，自1849年起又趋于繁荣的情况。
第二部分（6—16段）。说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加强， 其标志是废除普选权。
第三部分（17—24段）。说明秩序党与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及后者的权力加强的原因。
第四部分（25—30段）。说明波拿巴政变的准备。
这几部分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经济繁荣是反动统治加强的动力；废除普选权是反动统治的标志；统治集团之间的“漫无止境的争吵”正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还比较牢固；最后，波拿巴政变的准备是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必然趋势。
这一章的中心问题是说明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得胜的经济原因，亦即说明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关系问题，同时揭露资产阶级普选制的实质。
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对于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做了缜密的研究，从而使他进一步明确了如下的论点：1）1847 年的经济危机促使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爆发，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了全盛的工商业繁荣，乃是重又强固的欧洲反动统治所由以促成的动力⒅。2 ）这种经济繁荣表明当时的生产方式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尚不成熟。3）因此， “新的革命只能随着新的危机而发生。但是，新的革命之到来正如新的危机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论点是异常重要的，它既证实了马克思在本书前三章所作阐述的正确性，又使之得到了完整的补充。
废除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标志，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普选权， 在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自1792年正式产生后，几经兴废， 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又重新确立了，当时规定凡在一地居住达六个月以上的法国公民皆有选举权。1850年5月31日立法议会通过废除普选权法案， 规定在一地居住三年以上并有一定财产者方有选举权，于是广大的劳动者则被排除于普选权之外。马克思根据这一历史过程，对普选权提出下列的论断：1 ）资产阶级的普选制必须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的工具，其实行须以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为准。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宪法的解释权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即执政者——笔者）……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却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2）5月31日废除普选权是对新山岳党在3月10 日选举胜利的报复，这就意味着选举的结果终归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所规定的范围。3 ）资产阶级的普选权“若不被革命所废止，就要被反动派所废止”。后来，恩格斯在本书《导言》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和他关于普选权的论断。恩格斯为了同无政府主义者斗争而强调了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的普选制不会给无产阶级提供“更多的东西”，无产阶级利用普选权的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决战前的准备而已。
四、《法兰西阶级斗争》所贯彻的革命精神
《法兰西阶级斗争》贯彻着最坚决和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书中以热情奔放的语言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阐述了“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不间断的革命”的思想，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革命的观点和态度。所以，可以说《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首革命的赞歌。
《法兰西阶级斗争》所贯彻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上。马克思结合1848年法国革命的史实说明，革命虽遭失败，但其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却是不朽的。1848年的法国革命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尚不能摆脱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当时无产阶级跟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走，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抱着与资产阶级并肩求得解放的种种幻想、概念和方案而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则承袭1793年的山岳党的衣钵，农民徒劳地保守着先前的革命果实而寄托希望于拿破仑的身上。但是革命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打破了这个局面。革命的进程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目，使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长期处于保守状态的农民阶级倾向于无产阶级；打破了无产阶级的幻想，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可见，只有革命斗争的实践才能使旧革命传统的残余归于破产，并为未来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还表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上。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不可战胜的，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绝不会陷于灭亡，一次革命失败了，新的革命必将继之而来。他写道：“资产阶级的统治……由于眼前经常站立有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这种恐怖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又必然引起新的革命。然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在艰苦曲折的过程中进展的，这种进展“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的和坚强的反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这样的党，即马克思主义的党，便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法兰西阶级斗争》的革命精神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内把阶级斗争坚持进行到阶级完全消灭为止。这一思想，表明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上述的革命精神使《法兰西阶级斗争》具有了极大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后，应当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思想，这一思想已不符合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此外，书中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的估计偏高，因而对于再次革命来临的日期的预断也偏早。恩格斯在《导言》中曾提及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并说这是本书唯一值得修改的地方（在本书第四章里已经做了修改）。但是，即使在这类“错误”中，也仍然充满着坚决的革命精神而截然区别于机会主义者对革命所持的指责和诋毁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说：“……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⒆。列宁的这句话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
我们不禁要与“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的壮语相应地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万岁！”
文章注释：
⑴ 原著在本文中简称《法兰西阶级斗争》，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皆系《法兰西阶级斗争》本文。
⑵ 弗·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5页。
⑶ 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17页。
⑷ 同上书，第200页。
⑸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2页。
⑹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96页。
⑺ 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70页。
⑻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228页，305页。
⑼ 参见恩格斯：“6月23日”，“6月24日”，“6月2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
⑽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245页；又见《列宁全集》， 中文版，第21卷，第394页。
⑾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245页。
⑿ 同上书，第97页。
⒀ 同上书，第96页。
⒁ 同上书，第245页。
⒂ 参见，“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90页。
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中文版，第155页。
⒄ 参见《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第三章，第三段。
⒅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第97页。
⒆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