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刘锡诚
【期 号】196403
【总 期 号】94
【页 码】37
【正 文】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的发展，是同俄国的解放运动紧密地联系着的。由于它批判地描写现实，所以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文学。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界充满了不同流派的矛盾和斗争。上世纪初叶，与文学界的进步浪漫主义与反动浪漫主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流派相适应，民间文学界也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民间文学观。十二月党人作家们的关心民间文学，与茹可夫斯基等反动浪漫派的关心民间文学，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丘赫尔柏凯说过：“祖先的信仰、祖国的风习、编年史、民间歌谣和诗篇——这都是我国文学的最优秀、最纯洁、最正确的源泉。”显然，十二月党人诗人们看重民间文学是受到了民间文学中的爱自由精神和英雄格调的激发；而茹可夫斯基等反动浪漫主义诗人在自己的诗篇里运用民间作品的主题和情节，是为了把俄罗斯古代的落后的、消极的因素理想化和神圣化。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被镇压之后，“文学的民族性”的争论愈益尖锐化了，几乎成为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文学的中心问题。民族性的问题是同民间口头创作不可分割的。这个时期的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等人，都被卷入了这场激烈的、延续一时的论争中去，并且在这场论战中表现出他们对民间诗歌创作的浓厚兴趣。
普希金是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民间文艺学的代表者。普希金不但在自己的诗歌作品中广泛地接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再现了民间文学中的若干主题与形象，而且亲自记录和搜集过大批的民间作品，对民间创作问题也发表过一些可贵的见解。
普希金很早就对民间创作发生了兴趣，在童年时代他就听了乳母阿琳娜·罗迭奥诺夫娜讲的故事，在米哈依洛夫斯克皇村时，接触到了十八世纪的木版书、吉尔沙·达尼洛夫编的《俄罗斯古代诗歌集》、秋尔科夫的民歌集等。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及其失败，使普希金对民间创作的本质有了正确的理解；普希金认识到他们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而人民群众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普希金认为民间文学是人民的民族自觉、人民的生活的反映，他曾经记录过人民反抗沙皇、反抗农奴制、渴望自由的民歌与故事，尤其是关于斯杰潘·拉辛的歌谣。普希金指出过俄罗斯民间的婚礼歌谣里充满了悲哀的情调，这是俄罗斯妇女的悲苦命运的反映⑴。普希金对民族性问题持有同“官方民族性”理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不是尊崇正统和专制政体，低声下气的归顺和屈从，而是创造的意志、求生活的斗争和求自由的斗争⑵。普希金认为民间文学是一切文学的基础。他在《论古典主义的诗和浪漫主义的诗》（1825年）中说：“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当它们的天才们出现之前便有民间诗歌。他们沿着已经铺平了的道路发展：阿里奥斯托的《奥尔兰托》之前便有了诗篇，戴·维加和卡尔德伦之前便有了悲剧。”1834年，他又重复和发展了这个论断：“用伟大作品表现了人类的那些不朽天才们出现之前，诗歌就存在，这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伟大的文学。那些天才们是追随了已经明显的足迹的。”⑶他认为文学只有同民间文学紧密地联系着，才有不竭的生命力，因此，他不止一次呼吁青年作家学习民间诗歌。
据符·达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普希金在同他交谈时，十分赞赏俄罗斯民间文学的诗意的表现力。普希金说：“民间故事总归是民间故事，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本身（指当时的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引者）是无论如何也提供不出如同民间故事里所描绘的一个广袤的俄罗斯的。这可怎么办？——应当这样做：学会说俄语，即或不如民间故事中的也好……不，困难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我们的每一句俗语中隐藏着多少美丽的东西，多少思想，多少智慧呀！简直是黄金！这是捞不到手的，捞不到的！”⑷这里把普希金对民间故事的艺术性的惊异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对于当时把法语视为高稚语言的贵族出身的作家们来说，俄罗斯人民的民歌、民间故事，乃至卖圣饼的妇女的叫卖声（“异常纯洁而又准确的语言”⑸），都是不可企及的艺术作品，而“批评家们轻视它们是毫无道理的”。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果戈里对民间创作有深湛的见解。果戈里一生对民歌尤其是小俄罗斯民歌保持如醉如狂的热爱，他曾抄录了五百多首各地民歌，并且写了《论小俄罗斯歌谣》的专论。他同民歌搜集者玛克西莫维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同浪漫派的看法根本不同，认为民歌是“人民的历史，生动的、鲜明的、充满色彩和真实、表现出人民全部生活的历史”。他指出：“民歌好比是往事的墓碑，岂止是墓碑而已，因为一块浮雕精细、刻有历史题铭的石头，是不能跟这些生动的、数历以往事迹的编年史相比的。就这方面来说，歌谣对于小俄罗斯包括尽了一切：是诗歌，是历史，又是祖先的墓冢。”但是“史学家不应该在它们里面寻找有关战争日期的记述，或是关于地点的说明，正确的战争报告；在这方面，很少歌谣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他认为歌谣只是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方式、性格、感情等。
果戈里的创作从民间创作中得到了丰富的滋养，因此也特别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感人的艺术力量。无论是《狄康卡近乡夜话》还是《塔拉斯·布尔巴》，都呈现着由于吸收了民间创作而产生的生活气息和神话色彩。
三十——四十年代中在民间文学界出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搜集者，如基列耶夫斯基、斯＠⑴吉辽夫、萨哈洛夫、杰列申柯、达里等。基列耶夫斯基是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他特别热心搜集宗教诗，把搜集工作当作他们立论的根据。他的《俄罗斯民歌》所采取的编辑方法与当时西欧占统治地位的德国浪漫派的方法（以威廉·格林为代表）是不同的，他力求恢复民歌的真面目。但是，他为自己提出了一条衡量民歌的美学意义及其历史价值的标准；民间文学具有相对的古代性，凡民间文学中出现的新现象，都证明民间文学遭到了破坏。一句话，他们迷醉于复古。这正是斯拉夫派对待民间创作的态度。斯＠⑴吉辽夫、萨哈洛夫都是“官方民族性”的坚决捍卫者。他们在民间文艺学中又是移植论的代表人物，斯＠⑴吉辽夫把在他看来一切与俄罗斯性格及其在仪式与诗歌中的表现不符的现象，萨哈洛夫把一切与俄罗斯人民的“基督教本质”相抵触的现象，都说成是移植来的，搬来的。尽管他们的观点是同进步的观点相对立的，但他们所搜集的材料却是极为宝贵的。别林斯基曾就萨哈洛夫的集子写了关于民间诗歌的论文（1841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萨哈洛夫和斯＠⑴吉辽夫的书评价都很高，而且指出了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的幼稚和政治上的缺陷，指出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和社会观点与他们所搜集的材料比较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四十——六十年代的俄国拥有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学家与思想家，尤其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⑴克拉索夫、赫尔岑、萨尔蒂柯夫——谢德林等，他们在自己的文学乃至社会活动中反映了和代表了被奴役的农民的利益。这个时期，俄国农民由于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使俄罗斯农奴制动荡不定了。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的：“不应该忘记：……在我们的四十——六十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⑹而“生活在农奴制度下的维·格·别林斯基是在我国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前驱。”⑺
面对着农奴制的现实，面对着斯拉夫派和西欧派在民间文艺领域中的反动的主张，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作了阐明。如上所述，斯拉夫派的力图从民间诗歌中找出人民信奉古代的宗法式生活的证明，找出宗法道德的表现和信教、归顺等特性来的民间文学主张，归根到底是为保存现存的国家经济体系及社会制度，把“宗法式的生活”和农奴制理想化。
别林斯基首先驳斥了斯拉夫派的这些观点。他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把斯拉夫派对宗法的旧习理想化及认为“归顺”是“俄罗斯民族性的表现”的主张称之为“虚伪的民族性”。他说，这些作家的所谓民族性，“不过是贴上假胡须，穿上长褂，却并没有变成民族性诗人”的民族性⑻。后来，他又在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中有力地批判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错误见解，并且还援引了民间诗歌的证据：“俄国人民讲的是哪些人的淫秽故事？所讲的就是那些牧师、牧师太太、牧师女儿和牧师的长工。俄国人民把哪人称为贱种、大肚子的种马？牧师们……牧师在俄国，对于一切俄国人不就是饕餮、贪婪、下贱和无耻的化身吗？”⑼
别林斯基对俄罗斯民间诗歌的价值估价很高，他认为“我们民间的或者直接的诗歌，在内容的丰富方面，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⑽他说：“民间诗歌是反映出民族生活及其全部鲜明的浓淡色度和类属特征的一面镜子。”⑾
别林斯基特别着重的指出了民间文学与人民生活的联系，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⑿。他在《文学的幻想》中就曾广泛地追溯了一代代俄国作家与民间文学的联系及所受的影响。他号召说：“收集俄罗斯民间故事吧，象你从人民嘴里听到的那样把它们转述出来。”⒀别林斯基同反动的以及自由主义的作家们不同，他不仅不把俄罗斯民歌中的忧郁的特点了解为俄罗斯人民性格中的天赋的特点，从而否认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且相反，他认为“俄罗斯人民并不沉浸在忧郁里面，并不在忧郁的重轭下倒下去；他总是抖擞起全副精力，而不因它的折磨而一蹶不振。忧郁既不曾妨碍他讥笑、讽刺，也不曾妨碍他狂喜和他的胆识，这是一种坚强的、有力的、不可摧折的忧郁。”⒁人民大众“保持着往昔的、粗陋的、半野蛮的生活，以及把悲苦的和欢乐的灵魂倾吐在内的沉郁的歌。”⒂
被列宁称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前驱、被普列汉诺夫誉为在俄国没有一个能与之匹敌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基列耶夫斯基、普希金、雅兹科夫、达里、玛克西莫维奇、阿法那西耶夫、雷布尼可夫、亚库什金等人广泛地展开搜集活动的时候，他写出了一系列的有关民间创作的科学论著，特别是1841年在《祖国纪事》9—12期上发表的《民间诗歌概观及其意义》、 《诗歌的分类》、《“文学”一词的概括的意义》等四篇论文。此外，他在1834年写的《文学的幻想》，1835年写的《论外多瑙河斯拉夫民歌的特色》，1833年写的《瓦年科讲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1840年写的评论波利契夫斯基的《斯拉夫民族的故事和传说》一书的文章，1841年写的论斯杜季斯基的歌谣集的文章，1844年写的论柯斯托玛洛夫的学位论文《论俄罗斯民间诗歌的历史意义》的文章，1846年写的论波列沃依的小册子《关于傻子伊凡的古代故事》的文章里都论述了民间文学的问题。
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生活在政治上的农奴制问题和文学上的民族性问题更加尖锐的时期，他们为自己确定了无条件地为人民服务的课题。他们这两位批评家在许多文章里论述了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科学的种种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有：1854年写的对别尔格《各民族的歌谣》一书的评论和对卡拉乔夫《有关俄国的历史法律资料档案》一书的评论，1855年写的对弗罗洛夫《地理学与旅行杂志》第三卷的评论，1861年写的《论争的美》等；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有：1854年写的《布斯拉耶夫君〈俄罗斯谚语集〉札记和补遗》，1858年写的《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论〈俄罗斯民间故事〉》和《柯尔卓夫》，1860年写的对舍甫琴柯《柯布查歌手》的评论等。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一方面继续同斯拉夫派的反动民间文学观点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同以华·亚·查伊采夫及其同道者们主办的《俄罗斯言辞》杂志对民间创作的虚无主义态度作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民间创作都持有满腔的热情，认为民间创作是人民生活的最好表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民间诗歌“至今还是居民群众的唯一的创作；因此，它对于所有热爱自己民族的人都是有趣的和亲切的。不爱自己的民族是不可能的。它的其他的优点是纯科学的：民间诗歌里保存着许多古老的传说。因此，它是极其重要的，而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民歌的搜集工作是一件壮丽的功绩。”⒃杜勃罗留波夫说：“凡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并不局限在他们中间那些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个狭隘的圈子里的人，他就能够理解我们这种欢乐：我们就以这种欢乐来欢迎文学中任何对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正当现象。”⒄“假如世界上还有诗，那只有在民间才能找到。”⒅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严厉地批评了以布斯拉耶夫为代表的神话学派的观点。神话学派十九世纪上半期在欧洲民间文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学派的始祖是德国学者格林兄弟。车尔尼雪夫斯基给格林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哲学方法以充分的评价，但他指出这种方法已经成为过去的阶段了。他认为民族学方法较之哲学方法更为优越，现在民族学的方法应当将哲学方法取而代之。格林的神话学派在俄国的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布斯拉耶夫。1854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在评卡拉乔夫《有关俄国的历史法律资料档案》一文中指摘了格林学派的追随者布斯拉耶夫在研究民间创作时脱离当时的现实，缺乏与生活的联系。他说：“他（指布斯拉耶夫——引者）所发现的事情，总是跟格林所发现的材料和结论相似，除此以外，……总是企图把人民的生活习俗、传说、语言词汇归结到一个梵文的原型。”⒆在《论争的美》一文中，把布斯拉耶夫的研究方法说得更是活灵活现：“比如说，‘柳条篮子’。他马上会想到印度有一个城市叫做鲁克那乌……在鲁克那乌人们向一种菩萨，——假定说，就算是向因陀罗神膜拜吧。根据这一点立刻可以得到结论说，古代斯拉夫人的柳条篮子就是相当于印度的因陀罗神的那个雷神的象征。”⒇格林正是这样做的。(21)1884年1月21日致丕平的信中，他写道：“‘我坐着，你走路， 他躺着’。这句话被布斯拉耶夫遇见，他马上就会到《吠陀》、《艾达》（按系古代冰岛韵文集）和《德意志动物史诗》（按可能系指《狐狸列那的故事》一书）中去寻找解释……”
杜勃罗留波夫也对布斯拉耶夫和神话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阿法那西耶夫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指出了他们对古代文献的偏爱与脱离生活基础(22)。
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民间创作是认识人民生活和人民世界观的材料。他写道：“有生动的科学观点的代表人物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把每一则民间故事或者歌曲抬高为美和思想深刻的理想，正象没有一个人会去赞美没有烟囟的木屋和老百姓的褴褛一样。……如果我们要对某一民族的教育和改善有所作为，我们必须知道这个民族的内在生活。”(23)他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搜集与出版民间创作的要求：既要提供出外在的环境，又要提供出内在的、精神的环境，即听讲某一首诗歌或一则故事的环境。
他们俩人不仅强调了民间文学在人民生活中的意义，而且论述了民间文学与文学的相互关系。他在论述柯尔卓夫的诗作时叙述了当时俄国文学界的情况：“我们的作家由于比以前更认清了真正的民歌，于是在自己的模仿中，就比较稍稍能够接近它了。在这些作家中，比较优秀的有梅尔兹略柯夫、杰尔维格男爵以及茨冈诺夫。在他们所写的歌谣中，可以碰到一些在它的精神方面很接近于我们的民歌的地方；甚至还有整首都优美地表现了悲哀、忧郁之类感情的歌谣。”而在柯尔卓夫的歌谣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怀着俄罗斯灵魂、怀着俄罗斯感情、跟人民的生活风习有亲切认识的纯粹的俄罗斯人，看到了亲身体验着人民的生活，对生活怀着充分同情的人。”他认为柯尔卓夫的歌谣比较民间歌谣更集中、更精炼、更富于诗意、更有深刻的思想，因为人民心里的还是粗糙的、不自觉的、不确定的东西，在柯尔卓夫身上，都变成精炼的、明智的、肯定的东西了。杜勃罗留波夫似乎更喜爱舍甫琴柯，把他评价为“道地的人民诗人”；在他看来，舍甫琴柯所以成为一个“道地的人民诗人”乃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接近人民，“接近民歌”，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吸收了民间诗歌的精华。
在三十年代已经开始了活动的赫尔岑十分重视民间文学对俄罗斯人民的意义。他在《论革命思想在俄国的发展》这部卓越的论著中详尽地评论了民间诗歌的种种问题。他在论及歌谣在俄罗斯人民生活中的意义时说：“萦绕在俄罗斯人民心灵中的一切诗的因素，在不寻常的歌曲小调里得到了表现。斯拉夫人是真正名实相符的歌手。……俄罗斯人民只有用歌曲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他们无时不在吟唱：干活的时候唱，赶车的时候唱，在门坎上坐着休息的时候也唱。这个思想虽不是赫尔岑第一人提出来的，但他所注意到的是“俄罗斯人民只有用歌曲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他指出俄罗斯民歌的特点：“俄罗斯人民的歌曲以其深沉的忧郁见长，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斯拉夫民族，甚至小俄罗斯人的歌曲。歌曲的词里只是一片抱怨声，而这抱怨声又消失在如同他们的痛苦一般无垠的大平原上、阴郁的云杉林中、无尽的草原上，它们消散了，得不到些微同情的回响。”赫尔岑在分析俄罗斯民歌的忧郁的特点时比别林斯基要明确得多，他认为：“这忧郁不是对于某种理想事物的热烈的激情，在其中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没有任何象德国歌曲那样的类似病态的、僧侣式的幻想，——这是被命运所摧残了的个人的悲哀，这是对命运（“后娘的命运、凄惨的命运”）的谴责，这是被压抑着而又不善于用其他方式表露出来的愿望，这是被丈夫欺侮的妇女的歌，被父亲、长辈压迫下的男人的歌，一切被地主或沙皇压迫下的人的歌；这深沉的爱是热烈的，不幸的，然而却是人间的、现实的。”赫尔岑为了反对斯拉夫派所提出的文化崩裂的理论，提出了俄罗斯文学由民间源泉开始，有机地向创作的高峰发展的一套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阐明了他关于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的思想。他说：“民间歌谣从吉尔沙·达尼洛夫的歌谣发展成普希金的诗。”(24)
赫尔岑反对斯拉夫派的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他说：“泛斯拉夫主义者简直不知道真正的人民。”他从民间歌谣里看到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性格——俄罗斯的骁勇和爱自由的特点，他认为最真切、最鲜明的反映了这种特点的是所谓“强盗歌”。“这些歌不是忧郁的歌；这是自信为自由人的人们所发出的一种勇敢的呼声，这是威胁、愤怒和召唤之声。”“在歌曲里，强盗是道德高尚的角色，一切同情都是在他们而不是在他们的牺牲者们方面；人们以隐秘的喜悦颂赞他们的功勋与骁勇。显然，民间歌手们懂得他们最大的仇人并不是强盗。”(25)所谓强盗歌在俄国盛极全国，并非偶然的现象，因为自古以来，不论在伊万四世，还是帝位空虚的年代，或十七、十八世纪，不堪压榨的俄罗斯农民不得不被迫逃亡，结伴成帮，打家劫舍，以求得生活的权利。俄罗斯历史上成百成千次的农民起义恰恰就是这种强盗事件的必然发展结果。革命民主主义者们不止一人看到了并分析了这种现象及反映这种现象的歌谣。
在俄罗斯民间文艺学史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占了重要的地位。他们的进步的、科学的、战斗的民间文学理论是在同形形色色的反动的、虚伪的、经院式的理论与学派的斗争中形成的。除了上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而外，萨尔蒂柯夫一谢德林和＠⑴克拉索夫也利用《祖国纪事》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理论，批判了外来情节论（以斯塔索夫为代表）。
六十——八十年代间，还有两批人参加到民间文学的运动中来。一批是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搜集工作的职业搜集家，如阿法那西耶夫、亚库什金、雷布尼可夫、巴尔索夫、吉利费丁格、谢仁等，他们以自己的成绩和搜集与研究方法推进了俄罗斯民间文学科学的进步，从而在西欧的民间文艺学派之外，形成了俄罗斯民间文艺学派。另一批是所谓民族学小说家，如尼·乌斯宾斯基、列舍特尼科夫、斯列普卓夫以及格·乌斯宾斯基等，他们目睹了农村里和矿山里的民间文学的变化，在创作中大量地运用了民俗及民间文学。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提出的主张，有些在这时期实现了。亚库什金感到讲故事人与搜集者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是妨碍搜集到有价值的东西的原因，便脱下了老爷的服装，装扮成一个货郎到农民中去，并且因此引起了地方政权的怀疑而被捕、被流放。雷布尼可夫把杜勃罗留波夫的原则付诸实现，他在读者面前揭示了民间创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环境。他在《一个搜集者的札记》中描绘了地方特色、演唱条件、居民状况，并且阐明了一系列的古代作品演唱者的特点。格·乌斯宾斯基也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指出了工人民间文学的出现。而巴尔索夫，虽然他所搜集的北方哭调为列宁所称赞，但他的观点与立场却是属于保守与反动阵线的。吉利费丁格是站在斯拉夫派的立场上，为农奴制辩护的，他认为远离文化中心和同新生活隔绝，是民间文学得以保存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伟大的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虽然写出了一系列卓越的艺术作品，反映了俄国农民的历史活动的种种矛盾，但他却始终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独立于上述的学派、团体斗争之外的。托尔斯泰虽然是一个出身于名门的贵族作家，但由于他处于广大农民群众之中，并且同他们过往甚密，因而听了很多民间的故事和歌谣。他对民间作品知道得很多，修养很高，他说：“老百姓有自己的文学——出色的、不可摹拟的；它不是膺造品，而是从老百姓之中倾唱出来的。”（1851年3—5月日记）他为了给儿童们写文学读物，看过不少民间故事和勇士歌。据他的妇人托尔斯泰雅的回忆，他受到民间故事及其人物的激发，甚至想以俄罗斯勇士的形象写一部长篇小说(26)。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已发展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列宁说：“自由资产阶级已经不去保护人民的权利，坚决掉过头来反对人民的制度。”(27)知识分子处在大分化中。民间文学理论中出现了恢复旧的、斯拉夫派关于民间文学的主张的倾向，这与政治上、哲学上全盘恢复宗教世界观的倾向是呼应的。这时期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有两个：一，俄罗斯地理学会（彼得堡），二，自然、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协会（莫斯科）。出版一种《活着的古代》（《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杂志。这两个机构团结了许多搜集者，出版了大批集子和著作，但是这些集子缺乏六十年代的搜集者们的那些政治敏锐感，他们只是经院式地关心他们所了解的一般理论问题，而对人民的生活与心理状态他们则熟视无睹，因此，从他们的研究与阐释中看不到人民同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时期，昂楚科夫的集子、波·索柯洛夫和尤·索柯洛夫两兄弟的故事集是符合时代精神的要求的。列宁在昂楚科夫的集子里看到了了解人民的心理和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最可贵的资料。
普列汉诺夫和高尔基继承并发展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民间文学观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学理论。1899年—1900年间普列汉诺夫发表的《没有地址的信》对民间文学问题作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反对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解释艺术的起源问题。归纳起来，他所涉及并解决的问题有：（1）艺术与经济的关系；（2）阐明原始社会遗留物和装饰产生的目的；（3）证明实用原则先于审美原则；（4）游戏与劳动、艺术与劳动的关系。
文章注释：
⑴在普希金的文稿中，保存下来一份论述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提纲，其中有一章论到婚礼歌谣。
⑵普希金的《论文学中的民族性》一文，并不仅仅从文学的意义来谈民族性的，他是对“官方民族性”、假的民族性的批判。他在1830年同达里的谈话中也说：“民族性”并不只是“从祖国的历史上选择题材”，也不在于“字汇、辞句、语言”。
⑶见《普希金与民间文艺》，载《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⑷见《同时代人回忆普希金》，第455页，1950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
⑸普希金：《对批评的反驳》。见《普希金全集》第七卷，第175页。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版。
⑹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444—445页，人民出版社。
⑺列宁：《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见《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240页， 人民出版社。
⑻别林斯基：《论民间创作及其仿作》，见《别林斯基全集》。（以下有关别林斯基的言论，未注出者，均见全集。）
⑼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22页，时代出版社版。
⑽见《玛尔林斯基全集》一文。
⑾见《论民间创作及其仿作》一文。
⑿在十九世纪古典作家，特别是40—60年代的作家中经常运用“民间诗歌”一词。从语源学上来看，在古代的文献中，诗歌（Ποэзия来自希腊文）广义指语言艺术创作，因此“民间诗歌”实际上也连散文也包括在内。
⒀见《论民间创作及其仿作》。
⒁《别林斯基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477页。
⒂见《文学的幻想》。
⒃车尔尼雪夫斯基：《各民族的歌谣》一文，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一卷。
⒄杜勃罗留波夫：《论〈俄罗斯民间故事〉》，见《杜勃罗留波夫全集》第一卷。
⒅杜勃罗留波夫评论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谣时说的话，见《文学研究集刊》，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第五册，第359页。
⒆《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第二卷，第378页。
⒇见《论争的美》一文。
(21)可参阅1868年12月1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这封信里说：“在迈耶的来信中，关于波希米亚人和中国人的对比，使我觉得有趣。否则他的虚伪的雅各——格林的体裁有些太讨厌了，妙处就在用神秘的累赘的话尽可能地少说些，而这少数话又说得不明不白。”（见《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四卷，第160页， 三联书店版）
(22)见《布斯拉耶夫君〈俄罗斯谚语集〉札记和补遗》一文。
(23)《论〈俄罗斯民间故事〉》。
(24)见《法意书简》。
(25)《论革命思想在俄国的发展》。
(26)见托尔斯泰雅：《我的备查杂记》。
(27)《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
【外 字】外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江字左半部右加臼下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