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 号】195202
【总 期 号】6
【页 码】32
【正 文】
现在已是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东西都在批判改造。最近又展开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史学工作者迎接这个运动，也应该展开自我批判，把自己的旧学术思想彻底澄清一下。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隶属的学派——疑古派的史学作过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想试从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有不周到或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指正。
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疑古派最著名的领袖顾颉刚说：“适之先生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把传说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说中的故事举了几个演变的例，使人读了不但要去辨伪，要去研究伪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寻出它的渐渐演变的线索，就从演变的线索上去研究，这比了长素先生（康有为——笔者）的方法又深进了一层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七八页）。“听了适之先生的课，知道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老实说，我的脑筋中印象最深的科学方法不过如此而已”（同上九五页）顾颉刚所谓“西洋的史学方法”，实际上即指实验主义的史学方法，实验主义是讲“演变”的，它的“历史的方法”又唤做“祖孙的方法”，据说是：“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上面有他的子孙”（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所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这种方法，粗看很像马列主义的史学方法，以致有位疑古派大师解放后还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并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种理解是大错而特错的：实验主义与马列主义的辩证法在本质上何尝有丝毫的相同点。要明白实验主义与辩证法的区别，须从根本理论说起：
实验主义固然讲“变”，但它的“变”是没有必然方向的，这世界所以变成这样而不变成那样，实验主义者认为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从这个理论来说，科学的研究就不可能，历史就都只是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这无异否定了历史科学，实验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也就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这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的。
疑古派史学者所讲的“演变”正是实验主义的：尧舜从天神变成人帝，变成圣人孝子，禹从神变成人，变成水利工程师，都只是偶然的“演变”或“伪造”，都只是少数人自由意志的安排。我们讲了几十年的古史，编著了厚厚的许多册书，除起了些消极的破坏作用外，对于古史的真相何尝摸着边际，我们曾强辩说：“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所建设出来的“真古史”又在那里呢？“破坏伪古史就是建设真古史”，这句话未免太不着实了罢，老实说：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是永远建设不起真古史来的。
历名科学的任务在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在寻求些偶然事件，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无奈疑古派的人们沉醉在实验主义的毒素里而不能自拔，以致看不见这极明显的道理，反说寻求社会法则的“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二二页）。疑古派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同上）。疑古派以为自己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自己“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唯物史观者——笔者）的进行”（二三页）。这种话好像对唯物史观者贡献好意，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上引文字的作者把历史学机械地划分为两部份：一部份归唯物史观统治，一部份归校勘学和考证学统治，以为校勘学和考证学是基础，而唯物史观是建筑，要等疑古派把“坚实基础”“准备”好了，然后再请唯物史观者动手造建筑。疑古派说：“须待借助于我们的还请镇静地等待下去罢”（同上）。“镇静地等待”到什么时候呢？疑古派自己承认：“得到结论不知在何年”？这就是说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你们的天下还早呢，这不是“阻碍了”唯物史观者“的进行”是什么！疑古派又说：“如果等待不及，请你们自己起来干罢”（同上）！这就是说你们也来干校勘学和考证学罢，不要再谈唯物史观了，也就是说古代思想及制度不必研究（因为研究这些就“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现在只须“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就够了，请问提倡这种史学的“效果”是什么呢？
如所周知：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史观，唯物史观的抬头就是无产阶级的抬头，而无产阶级的抬头是资产阶级所最怕的，所以他们想尽方法要把它压下去，要压制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压制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必然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反对的方法不必一致：或者尽情诋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
实验主义的方法除了讲无定向的“演变”之外，它的另一个特征是讲“实验”。“实验的方法”是“（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这段话从表面看来，也好像没有什么毛病，其实它所谓“实验”就是测验对自己有无用处，胡适说：“真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胎里带来的，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的一种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实验主义）。这就是说“真理”即是“适用”的别名，如果“不适用”就决不是“真理”；“真理”是会变的，今天是“真理”，明天不一定仍是真理；“真理”只产生于人类的主观，并不存在于客观的世界中。照这个理论来说：孔子存在于春秋时代，只是因为这个“假设”对于我们有用，如果对于我们没用，则孔子就不存在于春秋时代了。胡适说他的史学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就是假设对于他有用，“求证”就是求证明对于他确实有用；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拆穿西洋镜，不过如此。
明白了实验主义者的“实验”方法，就能明白疑古派史学方法的真相了，疑古派的祖师胡适在五四文化运动时否认了三皇五帝和夏禹等，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些自然是那时他们的“真理”，因为对他们是有用的（证明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是阶级社会）。到了后来，时代变了，“疑古”对于自己无用了（封建偶像不可推翻），就一反“疑古”而为“信古”，变成了“宁信古而失之，不可疑古而失之”：胡适确是实践了自己的实验主义的（顾颉刚据说发表过考证大禹王生日的文字，有人说这篇文字并不是他写的，但他不曾公开严厉驳斥，至少疑古精神是大大降落了，自然：“疑古”精神的逐渐降落，在“疑古”派中并不止他一人）。
“疑古派”的“疑古”精神在某些时候是勇敢的，是打击了些封建偶像和“圣经贤传”的（尤其是钱玄同的工作），可是所用的方法却颇不科学（因为实验主义本来不科学），我们过去往往把某些古书里没有这个人一点作为历史上没有这个人的唯一证据，这是极危险的“默证法”。同时我们发现某部书里开始有这个人，就把这个人认为与这部书同时出现的人物，这也是极危险的“假定法”。至于我们发现了与我们说法相反的证据时，又往往不惜袭用清末今文学家的办法，武断说这证据是后人伪窜进古书去的：这种方法连本派某些人也常常提出异议。
我们且看看疑古派最有名的理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顾颉刚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第一册六○页）古代的历史许多是神话，这自然是事实，但这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古史的通例，稍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对于中国古史的辨伪工作只有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去观察，才能完成任务；用社会发展史眼光观察中国的古典，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古史传说多半是神话，但这神话中却有史影存在着，从神话里可以寻出历史的要素来。在唯物辩证法这面宝镜照临之下，我们可以去伪存真，化无用为有用：这才是研究中国古史最正当的方法；对古史传说一味抹煞，决不是科学的态度。疑古派只是把古史传说本身的发展过程，片面叙述出来，这至多只是神话学或民俗学的研究，而不是古史学的科学研究。
疑古派史学的真实企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用意。此种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同时否认原始共产社会。后来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唯物史观。
疑古派这种转变，是与近代史的发展相适合的：当五四运动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帝国主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得到有限的发展，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比较活跃，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展开反封建的文化运动，“疑古”的史学就是这种运动中后起的一环，它的反封建性是时代所赋予的。到五四运动后，西方帝国主义倦土重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加紧侵略中国，压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资产阶级的意识就大为低落，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便与封建势力妥协或役降了封建势力，这就形成疑古派史学（资产阶级的史学）的转变现象：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疑古派史学的发展史上也可充分看出。
有位过去曾赞同疑古派的先生说：某些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级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实在是应该成为问题的”，我们认为这段话是错误的，因为“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别名）与康有为根本就不能与阎百诗相提并论。阎百诗是位比较单纯的考据家，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并不是单纯的考据家。阎百诗的考据是可以供参考的，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并不是说新史学不需要考据，但是新史学所需要的考据，是唯物辩证法所掌握的考据，或者用唯物辩证法庭理过的旧日纯考据家的成绩（如所谓“乾嘉学派”的成绩）。“古史辨派”和康有为的作品中可采的考据实在太少了。
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思想改造运动，是要肃清封建思想和改造资产阶级意识，疑古派的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正是应改造的对象之一，同志们赶快起来改造自己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