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赵呈元/袁世硕
【期 号】196406
【总 期 号】97
【页 码】56
【正 文】
近几年来，周谷城先生陆续发表了数篇美学论文，对文学艺术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周谷城在这些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从我国古代封建文人和西欧资产阶级美学家的著作中明拿暗偷来的，借以宣扬他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唯情主义的艺术论。
本文打算只就文艺理论中的几个根本问题，揭发周谷城文艺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本质。
一、文艺是有阶级性的，还是超阶级的？文艺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的，还是超政治的？
文学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个问题，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解释。
资产阶级对文艺的态度是：一方面使文艺变成最庸俗低级的东西，作为调剂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的娱乐品；一方面又使文艺为他们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可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却不说实话，总是好给文艺戴上超阶级、超政治的光圈和花环，把文学艺术说成是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的最美丽、最高尚的东西。宣扬所谓“艺术至上”。
无产阶级是最光明正大的，丝毫不掩盖自己的阶级要求和斗争目的。从不否认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地位，但同时认为，自人类社会划分阶级以来，从来就没有超阶级的文艺，没有出现过超阶级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文学艺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阶级的喉舌和阶级斗争的武器，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列宁最早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⑴毛主席发展了列宁所提出的党的文学的原则，他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⑵“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⑶
当前，对于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但就其实质而言，归根结底总不外这样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艺术属于一定的阶级，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一种意见是艺术超阶级、超政治，和政治并行，或高于政治。赞成或符合前述的哪一种意见，这是鉴别一切文艺理论家和一切文艺理论体系的阶级性质的试金石。
周谷城的文艺理论是怎样的呢？
周谷城的《礼乐新解》一文⑷，顾名思义，其主旨就是要对古代封建典籍中的礼、乐二字，予以新的解释。礼是什么呢？《荀子·礼论篇》有这样的说明：“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段话，虽然不无欺骗之意，但还是暴露出来封建统治阶级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人的“欲”，限制“小民”对物质的要求，使他们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安分守己。而周谷城却完全掩盖了礼的阶级实质，硬说礼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和人类行为的纪律”。什么是乐呢？《乐记》中说：“耳、目、口、鼻、心、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毛，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这段话，虽然也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毕竟还是透露出了一定的真实内容：统治阶级作乐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人民的意识，粉饰太平，并用以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而周谷城却把封建典籍中所倡导的乐，说成是“快乐与音乐”。这样一“新解”，就把有着具体的阶级统治内容和性质的起着维护封建秩序作用的礼和从属于封建政教的乐，变成了“以整个天地或宇宙或自然的存在与发展为依据”的超阶级、超政治的东西了。
经过周谷城的新解，礼和乐就成了全民的生活必需品了。所以他说：“人不能一刻无生活，因之也不能一刻无礼乐。”并且断定：“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礼而无乐的，亦不是只有乐而无礼的，而是由礼到乐，由礼到乐……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他解释说：“人类根据客观的规律，遵循行为的纪律，而努力奋斗，获得成果，一定快乐，进入乐的境界，或艺术境界。”“人类的社会斗争，或生产斗争，获得了胜利，自然快乐；把快乐用乐器表现出来，即成音乐。”看，在周谷城的笔下，人类的历史，已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由礼到乐反复循环的历史了！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不仅都遵循着同一的礼——共同的纪律，从事生产斗争，而且也都遵循同一的礼——共同的纪律，进行社会斗争！不管哪个阶级胜利了，都“一定快乐，进入乐的境界，或艺术境界”！阶级社会原来是如此美好啊！——这真是弥天大谎。这种谎言、谬论，显然是有意歪曲历史真象，掩盖阶级社会的本质，存心欺骗读者，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
不仅如此。周谷城还由此“总结”出了一条“美学原理”。他说：由礼到乐，“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劳到逸，由紧张到轻松，由纪律严明到心情舒畅，由矛盾对立到矛盾统一，由对立斗争到问题解决，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由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这就是“祖国美学原理”中“最突出的一条”。“这条原理可以贯通于一切美术品的创作过程，而得到体现。尤其在礼与乐的实践中，体现了不少。”这显然是彻头彻尾的主观臆造，是借总结遗产之名，来宣扬他自己的美学观。把劳和逸、紧张和轻松、纪律严明和心情舒畅、矛盾对立和矛盾统一、对立斗争和问题解决、差别境界和绝对境界等割裂开来，显然是有意使其绝对化，参照周谷城对差别境界和绝对境界的解释，又显然可以看出他实质上是抑前扬后的⑸。同时，在他看来，“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如听音乐或听京戏的人，听到入神之时，自我和音乐，和唱腔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超越了差别，进入了绝对。”看，艺术是多么美妙啊！可以使人进入没有矛盾斗争的“无差别境界”，既没劳苦，又无忧愁，一切都是适意的，还有什么比艺术更崇高，比艺术生活更幸福呢？
如果说，周谷城在《礼乐新解》中是通过又抄袭又臆造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礼乐论的方式，来宣扬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观点，那么他在《史学与美学》⑹中，就是用虚批判实贩卖的手法，来宣扬同样的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观点。途径、手法不同，而目的、结果则一。
在《史学与美学》中，周谷城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有知、意、情三种状态；这三种精神状态，是相续而可分的，其过程就是由理知到意志，由意志到情感。他说：“构造派的心理学者如温德辈，喜言知、意、情的三方面；好象有一个独立的心由知、意、情等原素构成的；心为总体，知、意、情为部分，部分既构成全体，又分别各司其事！其实我们的斗争过程所反映出来的精神活动，并不是同时的三个方面，而是相续的三种状态。”表面看来周谷城似乎批评了温德，但实际上自己仍然是把人的精神活动分成知、意、情三个相续而可独立的方面，把人的精神活动看做是“由理知而意志，由意志而情感”的三者“分明可以区别”的过程。所以周谷城与温德，没有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他正是由此来建立自己的艺术理论的。他认为，理知的活动，就是科学的活动；科学是理知的领域。意志的活动，就是道德的活动；道德是意志的领域。情感的活动，就是艺术的活动；艺术是情感的领域。因而，“理知的、意志的、情感的活动之相续而有区别，无异于科学的、道德的、艺术的活动之协作而不能混同。”接着他举例说：“拿打仗说吧，我们必须先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制订作战计划，其活动主要为理知的，科学的。作战计划制定，遵照执行，进行战斗，其活动主要为意志的，道德的。作战的结果或为胜利，或为失败；我们的心情或为兴奋愉快，或为沉重悲伤，其活动主要为感情的，艺术的。”
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认为科学只需要理知，道德只需要意志，艺术只需要感情，只表现感情，这是错误的。仅就艺术而论，无异是取消了艺术正确地认识、反映现实的功能，取消了艺术的思想性和认识意义。第二，把科学、道德、艺术并列，看成是相续而可区别的三种精神活动的表现形态，脱离社会实践，抽掉具体内容，即使指出了它们是“相续”的，有联系的，而实际上是勾消了它们之间的具体的关系。仅就艺术这一个角度看，把艺术看成和科学、道德等各自独立的东西，这就取消了艺术在实践上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性质。第三，这里所说的“由科学的到道德的，由道德的到艺术的”，实质上就是他在《礼乐新解》中所提出的“由礼到乐”的另一表现形式，把艺术活动看成一切斗争过程的最后的一级，主观和客观没有距离，完全融为一体，超越了差别，进入了“无差别的境界”；艺术自然也就成了最完美、最合理想、超然独立于一切事物（包括阶级斗争、政治）之上的事物。
把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抬高到如此不适当的地步，周谷城似乎还不满足，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⑺中，则又从另一个角度来抬高艺术的地位，进一步提出了艺术不朽观。
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把理想的实现，分成两种：一是“实际的实现”；一是“虚拟的实现”。前者，照他的解释，是“一个理想提出来，诉诸理智，付诸实行，获得成果”，这就是或为与自然作斗争，或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实践”；后者是“一个理想提出来，只诉诸情感，不付诸实行，体现情感的东西之自身，即无异于实行的成果”，意思就是既不能付之实行，自然也不能获得成果，这就是艺术的实践——艺术创作。照他看来，“理想的实际实现，其作用止于本身”，因为，不管是生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虽都出自理想，虽都以理想为指导，但斗争获得成果之日，即是理想停止作用之时”；而“理想的虚拟实现，其作用及于长远”，因为，“一件作品存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曰不朽”。
这种看法，无疑是很荒谬的。第一，历史的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免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作用何止于本身。例如，如果没有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就不能发展，历史不能发展，又怎能有今日。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历史人物，特别是那些反抗剥削、压迫和外来侵略的英雄，其精神又何止只影响当时而不影响后代。第二，文化遗产不仅包括诉诸情感的艺术作品，也包括诉诸理智的哲学、政治、道德等方面的著作。后者所表述的古人的理想，又何尝没有长期流传后世的呢？又何尝比艺术作品的生命短促呢？第三，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理想，也绝不是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智；同时也绝不是不能付诸实行，获得成果。例如，《水浒传》是艺术作品，它所表现的封建社会中期的农民革命的理想——农民朴素的平等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当时的正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农民义军的革命斗争的理想，虽然未曾得到完满的实现，但都曾经为之而战斗，付诸过行动。即使神话小说如《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也是有现实基础的，其幻想形式中所体现的理想，不就正是古代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政权的理想吗？怎能只看其形式而忽略其内容呢？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中，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就更直接明显了，谁敢说无产阶级文艺作品中体现的革命理想，只能是让读者在情感上得到一些鼓舞、快慰，而不能付诸实践，获得实现呢！高尔基的《母亲》所表现的革命理想，不是在一些国家已经实现或部分地实现或正在实现吗？今日的理想，就是明天的现实。——这不仅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战略和政策中，而且也体现在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中。
周谷城为什么要发这样一通远离事实的谬论呢？我们觉得，他的理论表明，他是在拚命地抬高艺术的地位，向人宣扬一种艺术至上、艺术永久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使人相信，什么阶级斗争、政治呀，都不如艺术美妙、最合理想，只有艺术境界才是令人快乐的真正的幸福境界！什么英雄豪杰，历史功绩呀，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才是永恒不朽的！
通过以上对周谷城的三篇美学论文的考察，我们完全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不管他在文章中用了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多次地引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语句，但他多方阐明、反复宣扬的，却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艺术至上的文艺观。在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期，竭力鼓吹超阶级、超政治的文艺观，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党的文艺工作的原则，引导文艺成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辟道路的工具。可以肯定地说，周谷城的文艺理论，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
二、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还是感情的表现？文艺的社会作用是思想教育，还是以情感人？
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呢？这就触及到了文艺的特征和社会作用的问题。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⑻又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⑼
毛主席的这些言简意赅而又非常精辟的话，无比准确地道出了文艺的本质特点和独特的社会作用。我们体会，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言而喻，文艺作品都包含着一定的客观现实内容。第二，文艺作品虽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是根据现实生活创造出来的，但并不等于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被典型化了的现实生活，更有普遍性，并且表现着一定的理想和政治倾向性。第三，文艺作品是通过被典型化了的社会生活，以生动鲜明、具体感人的形象，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帮助人民更清醒地认识现实，从而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动。第四，不言而喻，革命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具有鲜明的革命的政治倾向性，对人民群众起一定的教育作用。
周谷城的文艺理论，与此是大相背谬的。他完全否认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否认文艺作品都反映着一定的客观的现实生活，把文艺作品看成是借物质体现的人的“真实的感情”，是纯主观的。他在《礼乐新解》中说：“人类的社会斗争，或生产斗争，获得了胜利，自然快乐；把快乐用乐器表现出来，即成音乐。”又说：“斗争必有成功或失败，成功或失败必然引起喜、怒、哀、乐、爱、恶等感情。感情虽是客观的斗争过程所引出，然其自身却是主观的。这主观的感情则是乐所涉的范围；扩大一点说，也是一切艺术所涉的范围。感情被引出，又必寻找物质，以表现其自身。在走路上表现出来，则成舞蹈艺术；在作文、写字、画图上表现，则成为诗、书、画等艺术；……。”《史学与美学》中所表述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有斗争，必有成败；有成败，必有感情，“感情一经物质的表现”，就成了艺术品。《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也重复着这样一些理论，说“真实的情感由生活的困境逼出，或由生活的顺境引起，形成理想，体现而为艺术作品。”这完全违反艺术本身的实际情况，是极端荒谬的。第一，文艺作品不仅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是主客观的结合。文艺作品之所以是客观的，因为它们是以客观现实生活为根源的，是现实的反映；文艺作品之所以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是客观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复制，是现实的反映，并不等于现实生活本身。第二，人的喜、怒、哀、乐、爱、恶，只是人的主观感情活动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中都有着具体的内容，抽象的喜、怒、哀、乐、爱、恶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能构成文艺作品的内容。文艺作品中固然表现着作家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是表现在对一定的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上。第三，因此，文艺作品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生活，有着一定的现实内容。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都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的面貌，因而具有较大的认识意义。
周谷城从否认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出发，进而提出艺术与科学、道德、政法之不同，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说道：“艺术作品之发生作用，在于以情感人；一件艺术作品，一方面体现情感，另一方面则动人情感。科学、道德、政法等之发生作用，在于以理服人：科学、道德、政法等之构成，包括着事情存在、发展的伦理；其使人信服，在于诉诸人的理智，而不在于震动人的感情。”这也是极其错误的。
我们承认，艺术与科学、道德、政法等社会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否则它也就没有独自存在的必要。但是，其区别并不在于艺术只表现情感，诉诸人的情感，而科学、道德、政法等只是纯理性的东西，只诉诸人的理智；不在于反映的对象、内容的不同，而在于反映的途径、手段、形式彼此各异。因此，文艺作品都不仅表现着一定的情感，而且也表现着一定的思想。情感和思想是水乳交融似的密不可分，而且又水乳交融地凝结于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生活图画之中。生动具体、倾向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只能触动读者的情感，而且必然会促使读者发动思维，从中取得一定的认识。艺术作品能激动读者的感情，只是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形式——具体可感触的形象所引起的必然效果；但这决不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而是艺术执行社会任务、教育人民的一种手段，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后的目的是启发读者产生某种思想、感情，对现实生活取得一定的认识，从而采取某种态度。革命文艺作品的使命，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⑽
总括以上的论述，我们说，周谷城关于艺术的特征和社会作用的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是人的情感的物质体现，是纯主观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作品的特征，是用生动鲜明的形象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既诉诸人的感情，也诉诸人的理智，周谷城认为，文艺的特征在于只诉诸人的感情，而不能诉诸人的理智；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的社会作用是宣传、教育，周谷城认为，文艺只激动人的情感，引导人“超越差别，进入绝对境界”。周谷城否认艺术作品的客观内容，否认艺术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的思想倾向，否认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实质上就是反对文艺反映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活，反对文艺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并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进行忘我的劳动和彻底的革命斗争。
三、要不要文艺批评？要不要无产阶级的批评标准？
在艺术欣赏与批评问题上，周谷城的理论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针锋相对的。
周谷城把艺术欣赏活动看成是单纯的感情的活动，甚至说人在艺术欣赏中会完全陷入无知觉的状态。他在《礼乐新解》中说：“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别，进入绝对的，如听音乐或听京戏的人，听到入神之时，自我和音乐、和唱腔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超越了差别，进入了绝对。”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说：“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以情感人，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感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如读一首好诗，看一幅好画，常常拍案叫绝，曰好、好、好；然而说不出好的理由来，是即全人格受到震动的证明，颇近乎一般所谓直觉。”
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造的谬论。
人的感情，绝不能离开思想而独立存在，在人的精神活动中，感情和思维总是相互渗透的，并且感情总是受着思想的支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站在一定的立场上，并借助于已经掌握的观点和经验，去认识当前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自己的认识、判断，从而采取一定的态度。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⑾人们读文艺作品时所产生的感情，无论是对作品本身，或者是对其中的人物，都是决定于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在艺术欣赏过程中，感情同样是随着对作品的理解、认识而发生和变化的。同时，这种感情也不是抽象的喜、怒、哀、乐，而是有着具体内容和社会性质的喜、怒、哀、乐。这种感情又必然促使读者或观众形成和改变对某种事物的看法，形成或改变一种思想。
并且，艺术欣赏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欣赏过程就是对艺术作品和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认识过程。如果没有欣赏者的主观活动，欣赏者象一个木偶，自然也就谈不上有艺术欣赏了。艺术欣赏是要由欣赏者的主观作用于客观对象的，欣赏的效果是主客观结合的产物。所以，绝不会象周谷城所说那样，读者或观众在艺术欣赏中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只是一个单纯的无思维活动的被感者而已。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是以自己的思想观点、生活知识和社会体验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则不会被感动，根本谈不上欣赏。鲁迅先生说过：“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⑿阶级立场不同、生活经验不同的读者或观众，对同一部文艺作品的理解、感受，就不完全相同，甚而完全相反。——这已是人所公认的事实。周谷城硬把艺术欣赏说成是在“真正的艺术作品”面前，任何人都一致地进入“不发动思维”的“绝对境界”，“全人格受到感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纯粹是骗人的鬼话。
也正因为艺术欣赏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人们在阅读欣赏过程中，感情和思想是互相渗透的，而且感情是受思想认识所制约的，所以，艺术欣赏和艺术评论是密不可分的。感受和分析，欣赏和批评，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倾向；因而也不会有为欣赏而欣赏、毫不进行评论的艺术欣赏。读者或观众在欣赏一部文艺作品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整个欣赏过程都是渗透着理智活动的，欣赏的终结也必然作出自己的判断、评价。在艺术活动中，只有一般读者和批评家之分，但无艺术欣赏家和艺术批评家之分，一般读者和批评家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的实践中也并无二致，只不过是批评家应该比一般读者具有更高的文艺修养、艺术欣赏力和鉴别力罢了。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在今天，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及其干部不仅是文艺作品的欣赏者，而且已积极参加文艺作品的评论活动。而周谷城却说欣赏者欣赏艺术品，应不加分析，先受感染，“如先分析，受感一定不深”云云，究其实质，是要取消文艺批评。
周谷城可能要辩驳说：我并未主张取消文艺批评呀！我只不过是说，对于文艺作品应先受感染，而后分析批评罢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诡辩。先受感染，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是主张读者和批评家都不要先考虑文艺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不管它们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感情，你们都先受其感染，被它们感动好了，以后再考虑它们的性质，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这样，那不等于让各种各样的作品自己泛滥，任意侵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吗？如果广大的读者或观众，都受了那些消极、落后、反动作品的思想感情的感染，“全人格受到感动”，他们又怎能拿起批评的武器，对它们进行分析、批判呢？可以肯定地说：所谓先受感染，然后分析，实际必然流于不要分析，取消批评。
还必须指出，周谷城强调先受感染，强调欣赏，视分析、批评为无关紧要，必然导致取消文艺批评的结论，这只是其资产阶级理论观点的一种表现；在实际中，他也并非完全不要文艺批评，只不过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批评论，反对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去评论文艺作品罢了。因为，事实上周谷城也有自己的批评标准。他认为，文艺的作用，“只在感人”，“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显然，能否感人，也就成了文艺作品成败、优劣的标志。什么样的文艺作品才能感人呢？他说：“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感情的，都是可以动人的。”由此可以看出，周谷城是把是否体现了“真实感情”当成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唯一标准的。
能否用感情的真实与否，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呢？不能。因为，正如有的同志早已指出过的，这样的说法太抽象，太含混，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在今天，有工人阶级的感情，也有资产阶级的感情，还有已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的感情；难道可以不问是哪个阶级的感情，只要是表现得很真实了，就一定会感人，并因此而成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吗？显然不能是这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自然应该是体现着真实的感情；一切矫柔造作的虚伪的感情，的确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但是，体现了真实感情的作品，未必就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优秀作品，也未必就能感动一切的读者。例如，《水浒传》热情洋溢地描写了梁山英雄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广大的人民群众喜爱它，我们称之为封建时代农民革命的英雄史诗，但封建文人，如金圣叹、俞万春之流，却恨之入骨。俞万春写《荡寇志》，使梁山英雄没有一个能逃脱“斧钺”，深感痛绝之情可谓真挚极矣。对这样的作品封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文人，自然称赞它，但农民义军却很不喜欢它，传说太平军进苏州就毁掉了它的本版。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什么原因呢？那就是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有阶级性的，文艺作品总是表现着一定的政治倾向的；艺术欣赏、批评，亦然如此。
既然如此，那么周谷城说这样的抽象、含混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任何说谎，都是有实际的目的的，否则也就不必说谎了。周谷城把“真实感情”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取消文艺批评的标准，更正确、更本质地说，就是取消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的标准，让那些体现着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在今天有合法存在的权利。这样一层意思，在他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表述得极为清楚。他说：“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看，体现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可以是“天才的表现”，体现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的作品，也可以是“天才的表现”，我们对待古代的文艺作品，自然也就不必区分精华和糟粕了，对待今天的文艺作品，也就不必掌握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去区别香花和毒草了，无产阶级的文艺批评标准，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
毛主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⒀而周谷城的理论，却是不要文艺批评，只要超阶级的艺术欣赏。
毛主席说：“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⒁“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⒂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周谷城的理论，却把“真实感情”作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永恒不变的批评标准，以此混淆各阶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批评标准，最后取消无产阶级的批评标准。
毛主席说：我们的批评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⒃。不言而喻，在今天，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都必须给予严格的批判。而周谷城的理论，却强调它们都是时代精神的分别反映，都有独创性，都是“天才的表现”，要读者或观众，以及文艺批评工作者，都要先受其感染，进入“无差别的境界”——他所谓的“艺术境界”，快乐！快乐！
问题很明显，周谷城在文艺欣赏和文艺批评问题上，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相抵触的。其理论是极荒谬的，其实践意义是反动的。在当前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得极为深刻、尖锐的时候，周谷城提倡欣赏第一，取消文艺批评，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显然是要我们放弃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容许各种各样的表现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作品自由流传，任意腐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改变颜色，使资本主义复辟有了肥沃的土壤！但，这又是万万不能允许的。
文章注释：
⑴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26页。
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7页。
⑶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7—868页。
⑷ 见《文汇报》1962年2月9日。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⑸ 参看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第一、二节，见《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⑹ 见《光明日报》1961年3月16日。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⑺ 见《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以下凡引此文不再另注。
⑻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2页。
⑼ 同上书，第863页。
⑽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3页。
⑾ 同上书，第872页。
⑿ 《鲁迅全集》第5卷，第430页。
⒀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9页。
⒁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69页。
⒂ 同上书，第871页。
⒃ 同上书，第870页。